導語：自《源氏物語》問世以來，日本學術界圍繞其所展開的
各類註釋、論說與批評從未間斷過，對於書中描寫的大量亂倫情事更是眾說紛紜。江戶時代初期，以安藤為章為代表的“教誡諷喻主義對佛學論說加以明確否定”，在觸及源氏與藤壺妃子私通秘事時，安藤為章第一次將“物紛”由指代“男女私情”的委婉表述，拓展為影射“皇胤混亂”的特殊用語。安藤為章的“物紛”論直至明治中期仍穩居統治地位，他認為“儘管該文藝觀為近代文藝自立論所驅逐，但實際上仍然在深處束縛著我們日本人”。
通過梳理“物紛”、“物哀”這兩大源學概念特性的變遷，考察其背後隱含的歷史語境，探討日本近代國民性中“義理”與“人情”的衝突，能夠重新審視《源氏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中的地位及其對日本思想界的影響。
《源氏物語》
一、 概念緣起：“漢學”與“國學”之爭
1、“源學”概念之一——“物紛”的文化意義
“物紛”在平安時代文學作品中是指“揹著別人幹了錯事”，或“男女之間的密會私情”。在《源氏物語》中，“物紛”意指“男女私情”。
而最早將“物紛”作為解讀《源氏物語》的關鍵詞並加以使用的是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名家安藤為章。他在《紫家七論》中指出，《源氏物語》中的“物紛”不僅指源氏和繼母藤壺妃子亂倫、私生子繼承皇位的男女關係之“紛”，更指皇族血統之“紛”。本為皇子的源氏與皇女藤壺妃子以及後來即位的私生子冷泉帝，均屬神武天皇血統，其“物紛”因沒有破壞皇胤純正性而不及問罪。安藤為章還指出，紫式部是為了勸誡和警示宮中皇族女性要維護皇統血脈，切莫亂倫生子，混亂皇胤，才把“物紛”作為“一部大事”加以描寫，這一
“諷喻”堪稱“大儒之意”。江戶時代中期，隨著日本社會經濟的繁榮及武士集團的日益強悍，日本社會雖然仍然尊崇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漢唐及兩宋文化)，但同時又普遍對現實中的中國(文化出現嚴重禁錮與僵化現象的明、清兩代)產生了蔑視心理。
江戶時代
在這一背景下，很多日本學者把來自中國的“中華意識”與“華夷觀念”加以顛倒和反轉，從各個方面論證日本文化如何優越於中華文化。日本國學四大家之一的賀茂真淵即是此中代表。賀茂真淵雖在《〈源氏物語〉新釋》中也談及“物紛”，卻將《源氏物語》從儒學中剝離，歸之於不同於中國儒教的、以神道為中心的日本國學系統，強調“宮中男女造成‘紛亂’之事都是人情所致。至於是好是壞，男女自然會有領會，日本神道就是這樣‘以物諷喻’。較於安藤為章的“物紛諷喻”，賀茂真淵的“以物諷喻”認為，《源氏物語》的諷喻並非作者有意識的說教，而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描寫讓讀者自然領會，從而指出的“物紛”描寫是一種客觀再現而非主觀判斷。這就進一步擴大了“物紛”詞義的內涵和外延。
由此，對《源氏物語》的批評逐漸脫離文學論，開始向政治論 方向發展。而賀茂真淵弟子本居宣長則乾脆對“物紛諷喻”之說加以全面否定，提出了著名的“物哀”說。關於“物哀”這一概念，《廣辭苑》解釋為“因機緣或耳聞目睹某事物而產生的深刻情趣或哀愁”。
《源氏物語》插畫
2、“源學”概念之二——“物哀”之論
針對安藤為章的“物紛諷喻”說，宣長認為，以中國影響來解釋所有日本文學現象實乃牽強附會。譬如以儒家泛道德主義來解讀《源氏物語》的“諷喻”說，即是完全違背作者本意。
“物紛”用意並不在於從勸善懲惡的角度進行告誡，而是為使源氏獲得“太上皇”尊號而設計的故事情節。正因為源氏與藤壺妃子有了“物紛”之事，才有了私生子即後來的冷泉帝，也才有了源氏被封為“太上皇”的極盡榮華。所以寫“物紛”乃是為了表現“物哀”與“知物哀”，這是將世間人情本身作為審美觀照的對象，從內心深處動情、共感。
在“日本國學”意欲與“中國漢學”相抗衡的深刻歷史背景下，本居宣長提出的“物哀”說與“人情”觀正是基於江戶時期批判儒、佛泛道德化以及推崇日本“神道”固有精神之需要。
本居宣長進行日中比較，認為“物哀”的根本意圖旨在徹底擺脫日本對中國文化的依附與依賴 ;換言之，即是寄託於所謂“古道”中的“大和魂”，以尋求日本民族的獨立性和獨特性。如此看來，“物哀”作為一個文學概念亦可憑藉其政治隱喻指涉日本“國粹主義”思潮的萌芽。
“物紛”與“物哀”這兩個互為依託的“源學”概念的出現，在日本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對日本文學特色的抽象概括，“物紛”與“物哀”不僅是《源氏物語》文學思想和藝術特色的關鍵所在，更在本土催生了一股強大的、以宣揚日本文化優越性為意旨的復古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日本近代以降，“物紛”與“物哀”作為兩種帶有意識形態隱喻內涵的文學表徵形態，對《源氏物語》批評的價值變遷產生了深刻影響。
《源氏物語》電影劇照
二、 明治時期：“國粹”與“西化”之爭
1、與西方文化對決的武器——“國粹主義”
明治時期(1868—1912)是日本自我文學理念形成的特殊階段。在政治方面，中央政府推行“廢藩置縣”政策，“藩民”概念逐漸被廢棄，“國民”身份開始被認同。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日本社會“皇國”與“夷狄”之二元區分日漸顯著，不久即成為催生日本民族意識的巨大動力。在文化方面，以政府為主導的“歐化主義”風潮席捲日本。儒學更是遭到西方“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等思潮的強烈衝擊與批判。如何在效仿歐美與保持傳統之間找準平衡點，成為日本思想界論爭的焦點。
明治時期的“國粹主義”固守東方思想並視儒家學說為權威，意欲抵禦全盤歐化論 。在西洋來迫、民族危機凸顯之際，儒學中的華夷之辨、族類自固、“大義名分”等因素自然容易被激發弘揚。儒家禁慾、女德思想更是浸染民間，歌舞伎等“誨淫習氣”尚待風移俗改。“國粹主義”思想主張更新日本文學固有觀念、確立日本文學獨立價值、激活日本自身傳統追求、彰顯日本民族優越特性，以重塑日本國家嶄新形象，成為這一時期顯著的思想特徵。
《國粹主義》學報
1890年，金港堂出版了三上參次、高津鍬三郎合著的日本第一部也是“當時最有價值的文學史”———《日本文學史》。就《源氏物語》而言，《日本文學史》一方面稱讚紫式部“於後宮充斥的浮華淫靡之風中傲然高潔，文章乃千載之典範，德行為閨閣之楷模”，另一方面仍然從儒家道德倫理觀出發，斥責《源氏物語》“乃誨淫之書、敗德之文”。對於源氏和藤壺妃子亂倫一事，《日本文學史》肯定安藤為章的“諷喻”說和皇胤混亂的“物紛”論。
可見，在日本最早的文學史中，相對於安藤為章“物紛”論的深入人心，本居宣長在賀茂真淵思想延長線上發展出的“物哀”說，因具有鮮明的對抗儒學色彩，並未被廣泛接受。《源氏物語》中有關“男女私情”的“物紛”情節依舊被視為“內容猥褻、淫亂好色”。
明治中後期，隨著日本民族意識逐漸形成，與西方列強抗爭的民族獨立思潮也在日本知識界迅速崛起。必須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能與西方抗衡的要素，以此來確立國家認同，才能徹底擺脫西方控制，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國文學”研究者們取得了共識，即
試圖用“東洋道德”之“國粹”統攝“西洋藝術”之“西學”。這一時期，用現代批評觀念來探討《源氏物語》的是藤岡作太郎和津田左右吉。1907年，津田左右吉發表《關於〈源氏物語〉》一文，認為在亂倫敗德到達極點、物質主義橫行於市的平安時代，貴族階層為了情慾無所忌憚，日本民族文化的璀璨精華被醜陋遮蔽、被臭味包裹。《源氏物語》作為寫實主義小說，就是要表現人情的極端一面，即讓現代人一讀這段罪惡歷史，就自然感覺道德良心上的不快。
《日本文學史》
2、“國學”思潮背景下的《源氏物語》
此後，隨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思潮聲勢浩大地興起，文學評論逐步趨向對客觀性的強調和追求。在此語境下，批評界對《源氏物語》文學藝術成就的褒揚愈發引人注目，而日本“國學家們”所建構的日本文學特殊性也逐漸成為國民身份認同的基礎。1890年末，《教育敕語》頒發，以歷代天皇為中心的“國體”作為教育的基本理念，與皇室崇拜和儒學倫理共同成為教化國民的根本方針。
明治中後期的文學史中，“物紛”和“物哀”的關係被模糊化，關乎亂倫和皇胤血統的“物紛”或是從儒家立場被批判，或是被巧妙迴避。《新國文學史》將《源氏物語》上升至“明治前文學中最傑出作品之一”的高度，讚揚其“雖語言古舊，乃超越時代之卓見。諸如淫穢之書、教訓之書、體現佛理之書的愚說，均不可與之比擬”。
與此同時，“以後世道德觀來評論平安朝物語文學極其錯誤”這一見解的提出，不僅意味著《源氏物語》的文學價值在日本近代文學批評史上重新獲得認可，也代表著日本批評界終於實現了“構建作為國民精神反映的‘國文學’而使之成為具備作為‘文明國’條件”的理想目標。
三、大正、昭和時代：“皇道”與“人道”之爭
大正、昭和初期，日本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新興力量”陷入了嚴峻的內部動盪。統治階級的“國內政策”表現為兩個方向：“一是政治力量向國家凝聚，二是向國民思想滲透。以“皇權神化”為基本內容的“皇國史觀”成為禁錮日本國民思想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源氏物語》全書歷時四代天皇，而光源氏和藤壺妃子私通的“物紛”事件嚴重觸及桐壺帝和冷泉帝之間的皇統罫線，這一在文學想象力層面上對“皇道”的歪曲，自然令這部小說在這一時期遭到日本社會的全面冷遇和打壓。
明治末年(1912)，文淵堂出版了與謝野晶子的《新譯〈源氏物語〉》。這部“旨在讓民眾都能讀懂的平易近人的”《源氏物語》現代語譯本，一直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當時日本的大部分學者，要麼對該書持批判態度，要麼避之唯恐不及。在“國家主義立場的忠實的理想主義者”和“儒教主義立場的積極的王道鼓吹者”對《源氏物語》“物紛”情節及平安朝人性道德的持續攻擊下。
至昭和八年(1933)，由紫式部學會支持的《源氏物語》舞臺劇因書中的“皇室描寫與時局不符”而被警視廳保安課禁止公演。對此，月刊雜誌《紫》在創刊特別號要求“給觸及當局逆鱗的禁書《源氏物語》恢復名譽”，並刊載《〈源氏物語〉解說及報告》，然而警視廳仍禁止公演。源氏和藤壺亂倫之戀及冷泉帝即位混亂皇統的“物紛”問題再一次成為《源氏物語》批評的焦點。
紫式部像
1938年7月，《國語解釋》主編橘純一在《〈源氏物語〉乃大不敬書》一文中，闡述被臣籍降下的源氏與父皇妃子藤壺私通、私生子後來即位天皇、源氏憑冷泉帝之父身份成為太上天皇，這三點內容乃是與“萬世一系”為基軸的國體論相悖的負面鏡像;另還認為《小學國語讀本》卷十一選載的《源氏物語》“紫兒卷”理應被刪除，並呼籲“滿洲事變以來作為‘臣民’的日本國民要在天皇陛下的榮威下，以新的自覺探討《源氏物語》內容中的‘不敬’問題”。
橘純一對《源氏物語》的嚴厲批評隨即遭到日本學界的激烈反駁。1938年12月，《文學》刊登平林治德的《作為教材的〈源氏物語〉》。文中對橘純一的觀點毫不提及，而是褒讚《源氏物語》是“享譽世界文化史上的金字塔”，“在當下乃世界各國都醉心於本國文化的時代，理應被選入教科書以激發和培養學生的愛國自信心”。日本學界還藉助西方學者對《源氏物語》“［的］語言發展到一個階段而頗具價值”的評說，把《源氏物語》視為平安時代日語由漢語發展、衍變至發達文明階段的“國風文化”的象徵，從而彰顯《源氏物語》在戰爭期間對
國民教育的有效性以及在對外介紹日本文明時的代表性，將因“物紛”而受巨大非議的《源氏物語》重新提至經典地位。1937年，文部省出版了鼓吹天皇制的國民教化刊物《國體本義》，此書旨在進一步確認1935年的“國體明徵”問題。近代以來，圍繞日本國民性的討論已成為文學史的主要課題，部分學者開始嘗試從古典文學的傳統審美中尋找心靈寄託和救贖。關於“國民審美的特質”，久松潛一認為，雖然日本人的審美觀隨著時代的更迭在語言修辭和表現形式上不盡相同，但情與理調和而成的“誠”之精神始終如一地蘊含在日本的國民性格之中。
《國體本義》
其實早在1928年出版的《上代日本文學研究》“序說”之第二章“國文學流傳的三種精神”當中，久松潛一就把“誠”、“物哀”、“幽玄”稱為“國文學蘊含的三種精神”，並以本居宣長的“物哀”說為依據，讚揚“作為《源氏物語》思想精神的‘物哀’，自中古以來即已成為整個日本的國家精神”。
結語：
日本近代的《源氏物語》批評受“物紛”論與“物哀”說影響而幾度變遷。明治時期，為了抑制西方自由民權思潮的深化，民族主義思想對日本傳統“國學”資源畸形利用。安藤為章提出的“物紛”論占主導地位時，本居宣長倡導的“物哀”說因與儒家立場相悖未被學界普遍認同，但《源氏物語》因契合“國粹主義”之需而成為日本“古道”的經典象徵;
昭和二戰時期，隨著日本民族主義思潮抬頭，被去勢的《源氏物語》徒具形骸和虛名，而“物哀”說則逐步背離其原初的文學審美內涵，進而作為日本固有精神和國民性的“人道”符號而被納入軍國主義思想之中，這在相當程度上使得《源氏物語》批評肩負了顯著的政治使命。二戰後至今，學界對《源氏物語》已鮮有再持“物紛”論之觀點者，本居宣長的“物哀”說依然在政治與文學的博弈之間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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