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源氏物语》问世以来，日本学术界围绕其所展开的
各类注释、论说与批评从未间断过，对于书中描写的大量乱伦情事更是众说纷纭。江户时代初期，以安藤为章为代表的“教诫讽喻主义对佛学论说加以明确否定”，在触及源氏与藤壶妃子私通秘事时，安藤为章第一次将“物纷”由指代“男女私情”的委婉表述，拓展为影射“皇胤混乱”的特殊用语。安藤为章的“物纷”论直至明治中期仍稳居统治地位，他认为“尽管该文艺观为近代文艺自立论所驱逐，但实际上仍然在深处束缚着我们日本人”。
通过梳理“物纷”、“物哀”这两大源学概念特性的变迁，考察其背后隐含的历史语境，探讨日本近代国民性中“义理”与“人情”的冲突，能够重新审视《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对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源氏物语》
一、 概念缘起：“汉学”与“国学”之争
1、“源学”概念之一——“物纷”的文化意义
“物纷”在平安时代文学作品中是指“背着别人干了错事”，或“男女之间的密会私情”。在《源氏物语》中，“物纷”意指“男女私情”。
而最早将“物纷”作为解读《源氏物语》的关键词并加以使用的是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名家安藤为章。他在《紫家七论》中指出，《源氏物语》中的“物纷”不仅指源氏和继母藤壶妃子乱伦、私生子继承皇位的男女关系之“纷”，更指皇族血统之“纷”。本为皇子的源氏与皇女藤壶妃子以及后来即位的私生子冷泉帝，均属神武天皇血统，其“物纷”因没有破坏皇胤纯正性而不及问罪。安藤为章还指出，紫式部是为了劝诫和警示宫中皇族女性要维护皇统血脉，切莫乱伦生子，混乱皇胤，才把“物纷”作为“一部大事”加以描写，这一
“讽喻”堪称“大儒之意”。江户时代中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武士集团的日益强悍，日本社会虽然仍然尊崇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汉唐及两宋文化)，但同时又普遍对现实中的中国(文化出现严重禁锢与僵化现象的明、清两代)产生了蔑视心理。
江户时代
在这一背景下，很多日本学者把来自中国的“中华意识”与“华夷观念”加以颠倒和反转，从各个方面论证日本文化如何优越于中华文化。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贺茂真渊即是此中代表。贺茂真渊虽在《〈源氏物语〉新释》中也谈及“物纷”，却将《源氏物语》从儒学中剥离，归之于不同于中国儒教的、以神道为中心的日本国学系统，强调“宫中男女造成‘纷乱’之事都是人情所致。至于是好是坏，男女自然会有领会，日本神道就是这样‘以物讽喻’。较于安藤为章的“物纷讽喻”，贺茂真渊的“以物讽喻”认为，《源氏物语》的讽喻并非作者有意识的说教，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让读者自然领会，从而指出的“物纷”描写是一种客观再现而非主观判断。这就进一步扩大了“物纷”词义的内涵和外延。
由此，对《源氏物语》的批评逐渐脱离文学论，开始向政治论 方向发展。而贺茂真渊弟子本居宣长则干脆对“物纷讽喻”之说加以全面否定，提出了著名的“物哀”说。关于“物哀”这一概念，《广辞苑》解释为“因机缘或耳闻目睹某事物而产生的深刻情趣或哀愁”。
《源氏物语》插画
2、“源学”概念之二——“物哀”之论
针对安藤为章的“物纷讽喻”说，宣长认为，以中国影响来解释所有日本文学现象实乃牵强附会。譬如以儒家泛道德主义来解读《源氏物语》的“讽喻”说，即是完全违背作者本意。
“物纷”用意并不在于从劝善惩恶的角度进行告诫，而是为使源氏获得“太上皇”尊号而设计的故事情节。正因为源氏与藤壶妃子有了“物纷”之事，才有了私生子即后来的冷泉帝，也才有了源氏被封为“太上皇”的极尽荣华。所以写“物纷”乃是为了表现“物哀”与“知物哀”，这是将世间人情本身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从内心深处动情、共感。
在“日本国学”意欲与“中国汉学”相抗衡的深刻历史背景下，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说与“人情”观正是基于江户时期批判儒、佛泛道德化以及推崇日本“神道”固有精神之需要。
本居宣长进行日中比较，认为“物哀”的根本意图旨在彻底摆脱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依附与依赖 ;换言之，即是寄托于所谓“古道”中的“大和魂”，以寻求日本民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如此看来，“物哀”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亦可凭借其政治隐喻指涉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萌芽。
“物纷”与“物哀”这两个互为依托的“源学”概念的出现，在日本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对日本文学特色的抽象概括，“物纷”与“物哀”不仅是《源氏物语》文学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关键所在，更在本土催生了一股强大的、以宣扬日本文化优越性为意旨的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日本近代以降，“物纷”与“物哀”作为两种带有意识形态隐喻内涵的文学表征形态，对《源氏物语》批评的价值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
《源氏物语》电影剧照
二、 明治时期：“国粹”与“西化”之争
1、与西方文化对决的武器——“国粹主义”
明治时期(1868—1912)是日本自我文学理念形成的特殊阶段。在政治方面，中央政府推行“废藩置县”政策，“藩民”概念逐渐被废弃，“国民”身份开始被认同。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日本社会“皇国”与“夷狄”之二元区分日渐显著，不久即成为催生日本民族意识的巨大动力。在文化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的“欧化主义”风潮席卷日本。儒学更是遭到西方“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强烈冲击与批判。如何在效仿欧美与保持传统之间找准平衡点，成为日本思想界论争的焦点。
明治时期的“国粹主义”固守东方思想并视儒家学说为权威，意欲抵御全盘欧化论 。在西洋来迫、民族危机凸显之际，儒学中的华夷之辨、族类自固、“大义名分”等因素自然容易被激发弘扬。儒家禁欲、女德思想更是浸染民间，歌舞伎等“诲淫习气”尚待风移俗改。“国粹主义”思想主张更新日本文学固有观念、确立日本文学独立价值、激活日本自身传统追求、彰显日本民族优越特性，以重塑日本国家崭新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显著的思想特征。
《国粹主义》学报
1890年，金港堂出版了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的日本第一部也是“当时最有价值的文学史”———《日本文学史》。就《源氏物语》而言，《日本文学史》一方面称赞紫式部“于后宫充斥的浮华淫靡之风中傲然高洁，文章乃千载之典范，德行为闺阁之楷模”，另一方面仍然从儒家道德伦理观出发，斥责《源氏物语》“乃诲淫之书、败德之文”。对于源氏和藤壶妃子乱伦一事，《日本文学史》肯定安藤为章的“讽喻”说和皇胤混乱的“物纷”论。
可见，在日本最早的文学史中，相对于安藤为章“物纷”论的深入人心，本居宣长在贺茂真渊思想延长线上发展出的“物哀”说，因具有鲜明的对抗儒学色彩，并未被广泛接受。《源氏物语》中有关“男女私情”的“物纷”情节依旧被视为“内容猥亵、淫乱好色”。
明治中后期，随着日本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与西方列强抗争的民族独立思潮也在日本知识界迅速崛起。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抗衡的要素，以此来确立国家认同，才能彻底摆脱西方控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国文学”研究者们取得了共识，即
试图用“东洋道德”之“国粹”统摄“西洋艺术”之“西学”。这一时期，用现代批评观念来探讨《源氏物语》的是藤冈作太郎和津田左右吉。1907年，津田左右吉发表《关于〈源氏物语〉》一文，认为在乱伦败德到达极点、物质主义横行于市的平安时代，贵族阶层为了情欲无所忌惮，日本民族文化的璀璨精华被丑陋遮蔽、被臭味包裹。《源氏物语》作为写实主义小说，就是要表现人情的极端一面，即让现代人一读这段罪恶历史，就自然感觉道德良心上的不快。
《日本文学史》
2、“国学”思潮背景下的《源氏物语》
此后，随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声势浩大地兴起，文学评论逐步趋向对客观性的强调和追求。在此语境下，批评界对《源氏物语》文学艺术成就的褒扬愈发引人注目，而日本“国学家们”所建构的日本文学特殊性也逐渐成为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1890年末，《教育敕语》颁发，以历代天皇为中心的“国体”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与皇室崇拜和儒学伦理共同成为教化国民的根本方针。
明治中后期的文学史中，“物纷”和“物哀”的关系被模糊化，关乎乱伦和皇胤血统的“物纷”或是从儒家立场被批判，或是被巧妙回避。《新国文学史》将《源氏物语》上升至“明治前文学中最杰出作品之一”的高度，赞扬其“虽语言古旧，乃超越时代之卓见。诸如淫秽之书、教训之书、体现佛理之书的愚说，均不可与之比拟”。
与此同时，“以后世道德观来评论平安朝物语文学极其错误”这一见解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源氏物语》的文学价值在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上重新获得认可，也代表着日本批评界终于实现了“构建作为国民精神反映的‘国文学’而使之成为具备作为‘文明国’条件”的理想目标。
三、大正、昭和时代：“皇道”与“人道”之争
大正、昭和初期，日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新兴力量”陷入了严峻的内部动荡。统治阶级的“国内政策”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二是向国民思想渗透。以“皇权神化”为基本内容的“皇国史观”成为禁锢日本国民思想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源氏物语》全书历时四代天皇，而光源氏和藤壶妃子私通的“物纷”事件严重触及桐壶帝和冷泉帝之间的皇统罫线，这一在文学想象力层面上对“皇道”的歪曲，自然令这部小说在这一时期遭到日本社会的全面冷遇和打压。
明治末年(1912)，文渊堂出版了与谢野晶子的《新译〈源氏物语〉》。这部“旨在让民众都能读懂的平易近人的”《源氏物语》现代语译本，一直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当时日本的大部分学者，要么对该书持批判态度，要么避之唯恐不及。在“国家主义立场的忠实的理想主义者”和“儒教主义立场的积极的王道鼓吹者”对《源氏物语》“物纷”情节及平安朝人性道德的持续攻击下。
至昭和八年(1933)，由紫式部学会支持的《源氏物语》舞台剧因书中的“皇室描写与时局不符”而被警视厅保安课禁止公演。对此，月刊杂志《紫》在创刊特别号要求“给触及当局逆鳞的禁书《源氏物语》恢复名誉”，并刊载《〈源氏物语〉解说及报告》，然而警视厅仍禁止公演。源氏和藤壶乱伦之恋及冷泉帝即位混乱皇统的“物纷”问题再一次成为《源氏物语》批评的焦点。
紫式部像
1938年7月，《国语解释》主编橘纯一在《〈源氏物语〉乃大不敬书》一文中，阐述被臣籍降下的源氏与父皇妃子藤壶私通、私生子后来即位天皇、源氏凭冷泉帝之父身份成为太上天皇，这三点内容乃是与“万世一系”为基轴的国体论相悖的负面镜像;另还认为《小学国语读本》卷十一选载的《源氏物语》“紫儿卷”理应被删除，并呼吁“满洲事变以来作为‘臣民’的日本国民要在天皇陛下的荣威下，以新的自觉探讨《源氏物语》内容中的‘不敬’问题”。
橘纯一对《源氏物语》的严厉批评随即遭到日本学界的激烈反驳。1938年12月，《文学》刊登平林治德的《作为教材的〈源氏物语〉》。文中对橘纯一的观点毫不提及，而是褒赞《源氏物语》是“享誉世界文化史上的金字塔”，“在当下乃世界各国都醉心于本国文化的时代，理应被选入教科书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爱国自信心”。日本学界还借助西方学者对《源氏物语》“［的］语言发展到一个阶段而颇具价值”的评说，把《源氏物语》视为平安时代日语由汉语发展、衍变至发达文明阶段的“国风文化”的象征，从而彰显《源氏物语》在战争期间对
国民教育的有效性以及在对外介绍日本文明时的代表性，将因“物纷”而受巨大非议的《源氏物语》重新提至经典地位。1937年，文部省出版了鼓吹天皇制的国民教化刊物《国体本义》，此书旨在进一步确认1935年的“国体明征”问题。近代以来，围绕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已成为文学史的主要课题，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古典文学的传统审美中寻找心灵寄托和救赎。关于“国民审美的特质”，久松潜一认为，虽然日本人的审美观随着时代的更迭在语言修辞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情与理调和而成的“诚”之精神始终如一地蕴含在日本的国民性格之中。
《国体本义》
其实早在1928年出版的《上代日本文学研究》“序说”之第二章“国文学流传的三种精神”当中，久松潜一就把“诚”、“物哀”、“幽玄”称为“国文学蕴含的三种精神”，并以本居宣长的“物哀”说为依据，赞扬“作为《源氏物语》思想精神的‘物哀’，自中古以来即已成为整个日本的国家精神”。
结语：
日本近代的《源氏物语》批评受“物纷”论与“物哀”说影响而几度变迁。明治时期，为了抑制西方自由民权思潮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对日本传统“国学”资源畸形利用。安藤为章提出的“物纷”论占主导地位时，本居宣长倡导的“物哀”说因与儒家立场相悖未被学界普遍认同，但《源氏物语》因契合“国粹主义”之需而成为日本“古道”的经典象征;
昭和二战时期，随着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抬头，被去势的《源氏物语》徒具形骸和虚名，而“物哀”说则逐步背离其原初的文学审美内涵，进而作为日本固有精神和国民性的“人道”符号而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之中，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源氏物语》批评肩负了显著的政治使命。二战后至今，学界对《源氏物语》已鲜有再持“物纷”论之观点者，本居宣长的“物哀”说依然在政治与文学的博弈之间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閱讀更多 讀書館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