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
云南素有“瘴疠之区”
“瘴疫之乡”之说
其实，“瘴疫”主要指的是恶性疟疾
和鼠疫两种疾病
解放以前甚至一百、两百年前
甚至更久远的年代
肆虐云南的疫病除了鼠疫和疟疾以外
还有霍乱、麻风、麻疹等许多烈性
传染病和一般传染病
资料图：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
关于鼠疫
云南省的鼠疫，在地方志书上有确切记载的，首先见于《鹤庆县志》“灾异篇”。该篇记述说“……光绪五年至十四年(1879—1888)东区松桂，每届七、八月间大疫，发热后身起结子如弹丸，二三日或对时即死，号痒子症(痒子症即腺鼠疫——作者)，先后死者以数千计。”《云南通志》载：“乾隆壬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以来，鹤庆、宾川城乡居民、每见鼠向人跳，跳罢立死，人体遂生赤痒子吐红痰(肺鼠疫症状之一——作者)，遘是疾者，死且速，医药罔效，亦奇事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邓川自此年延及嘉庆，大疫，死者万计，野无人烟……”。邓川有一个叫杨柿平的人所写《柿平记述》中说：“光绪十八年(1892年)邓川大疫，染疫之处，鼠得毒先死！死者不可触，人若传染，或为血痰，或为痒子，十死八九，迭年不止，乡邑为墟。”曲靖市志办公室赵宏逵在《陈子贞事略》中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曲靖发生鼠疫大流行，死亡十分惨重，全家死光的逾百户，一段时间，家家闭户，路少行人。”
据《云南通志》各种版本及有关卅、县志的记载，从宋“徽宗大观戊子二年(1 108)南诏大疫，”到清高宗乾隆巳卯二十四年(1759)的652年间，云南共发生过16个年度的“大疫”。有9个年度的“大疫”发生在现今已知的家野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洱海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续修建水县志》有以下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冬大疫，此疫即同治初年之痒子症，两次经历二十余年始平息，民多绝户，病能传染，初起发热，或生核夹窗胯缝间，或痰带血丝，患者对时立毙，医药罔效，今传外洋谓为‘鼠症’，亦称‘鼠疫’。此症由鼠传染，故先死鼠，因逐户掘鼠，几无噍类(生存者)。”
清代鼠疫在云南流行，遍及滇西、滇北及滇南各地，共有87县蒙受其害，死者约73万之众。1793年赵州(今弥渡)青年诗人师道南在《鼠死行》一诗中写道：“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坼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人鬼尸棺暗同屋……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酥透九原干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师道南成诗不久，也因患鼠疫“年未三十卒”。据说公元1800年前后，在昆明长春路与正义路交界处一带，在旧历5、6月间，自毙死鼠很多。某姓一家10余人，均在头、腋部生大核多枚，旋发高烧，不数目先后死亡。不久，由长春路传至红柞子庙街(今华山南路)、卖线街(今华山西路)、城隍庙街(今人民中路、原武成路)一带。当时官民以为是天祸奇灾，束手无策，至十月，有人在城隍庙附近的街路横挖深沟，断绝交通……
20世纪初至1938年，云南省鼠疫逐渐消退，但到了1938年12月间，在瑞丽江北岸的猛卯突然发现大量死鼠，次年3、4月间，开始发现鼠疫病人，死亡约30人。1946年2、3月间，腾冲、芒市甚至保山的施甸坝先后发现鼠疫病人并继续扩及盈江、梁河、保山县城。据《云南医药卫生简史》(1992年版)载，“自1938—1949年，云南省鼠疫患者共6899人，死亡2448人，病死率为35．5％。”1948年8月，当时的省府鉴于疫情和舆论压力，曾派出2个医疗队共24人奔赴疫区，开展了一些防疫工作，但因势单力薄，只起到杯水车薪之效。
关于疟疾
云南省的恶性疟疾，民间称之为瘴疟、烟瘴、瘴疠等。其实早在公元225年兰国时代诸葛亮南征云南时，就有关于“士卒感染瘴疠、祭泸水以消患”的记载。
在近代史上，云南曾发生过三次疟疾大流行。公元1898年，法国人从清政府手中夺得了在云南的铁路修筑权。滇越铁路从1904年动工，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修成。总计用工不下二三十万人。每年用工均在三四万至五六万。这些民工全是清政府从省内以至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甚至山东、河北等省招募来的贫苦百姓。由于法国公司的残酷虐待，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从而在民工中引起疟疾大流行。开工第一年死于疟疾者就有5000余人。据《云南概况》统计，累计死亡人数高达六七万人，有说十二万多人。远地来的民工几乎死绝。(《滇越铁路始末记》云南人民政府手抄本)有“造滇越铁路死亡的人可以用枕木来计算，故有‘一根枕木一个人’之说。”
1910年至1919年，在车里、佛海(今景洪、勐海、勐遮一带)，连年发生战争，因军队调运、负伤转送及逃亡，散勇多糜集于思茅，以致造成闻名全国的思茅疟疾大流行，此后延续达30年之久。人口锐减三分之二。据《思茅县志》载，1921—1931年间，疟疾流行尤为剧烈，200多户的架龙大寨，疟疾流行后只剩7户；高、唐二寨200多户人家，只剩高小生一人。1926年，道尹府由思茅迁往普洱，以避瘟疫。据调查，、思茅人口1919年有76800人，到1932年因疟疾死亡锐减至24106人。到1936年，思茅已十室九空。到1949年，城区只剩944人，郊区不过几百人。地处滇西的云县，1933年疟疾大流行，前后死亡2864人。《云县志》有过如下记载：“瘟疫流行，绵亘不绝，百里雷封，死亡逾万，其死亡率之高，灾害之酷，比于思普瘴区，情形尤剧……桐棺如织，闹市成垤(土堆)，户绝炊烟，人缠死气，农村破产……商贾不出市，铃驼不出于途。”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云南省成立了抗疟委员会，曾在疟疾流行严重地区设立了6个抗疟所和巡回抗疟一队进行抗疟防治。如1947年8月，思茅疟疾涉及石屏一带，省卫生处组织第一巡回医疗队到石屏驻防，拨给奎宁丸、阿的平抗疟药20余万粒及美援防疫救济款15亿元(旧币)应用。又商请美国公谊服务会医疗队前往防治，得以遏制石屏疟疾继续向东蔓延。当时石屏疟疾流行情况，可从该县《城南大瑞城寨子门拆修记》石碑上找到记载：“往年本屯突遭疾病，男女老幼死亡数十人，烧热打摆者迎门沿户，痛苦呻吟，惨状难述……”
1941年底，美国曾应中国政府的请求，组织一个抗疟团来云南协助云南进行抗疟工作，该团共有专家15人，主要任务是监管铁路员工及群众定期服抗疟药。直到1942年4月日军侵入滇西后始撤回国。
1910—1911年，中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大流行，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图为东北鼠疫时期伍连德在东北主持防疫，实施隔离检查措施。
关于霍乱
霍乱最早在云南省发生于1921年，当时正值世界第一次霍乱大流行及全国大流行期间，全省有3个市、县发现，患者54例，死亡9人。
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因日寇入侵中国，滇西大批人口流动，军运频繁，霍乱乘机侵入。霍乱从两条公路传人云南：一条从缅甸曼德勒传人芒市、保山、大理等地；另一条继川、黔、桂发生后，数周内就传人昆明。7月15日，从贵阳开来昆明的一辆货车驾驶员发现其患了霍乱，这是首例患者。40天后，在宜良水渡口又有一马车夫及其妻子相继患霍乱死亡。经查，原来该地有一条小路直通贵州，常有贵卅马帮经此住宿所致。昆明、宜良发生霍乱后，很快蔓延至周围县市。据26个县市统计，7一11月共发现患者7000余例，死亡3487人，病死率达74％。1942年春，日军攻陷缅甸，5月，畹町、芒市及腾冲相继陷落。国民党远征军向云南溃退，大批缅甸华侨及边境军民向云南内地避难，致原已流行缅甸的霍乱传人省内。-这年5月4、5两日，日军狂轰滥炸保山城，平民死伤1万多人。由于军政机关人员纷纷逃离，死尸无人殓埋，致尸体腐烂，蚊蝇成群，臭气熏天。自5月12日开始，霍乱在保山城乡大流行，尤以板桥、北上、北中、东哨、金鸡、永顺、永和、五城8个乡镇最为严重。5月中旬至6月为霍乱大流行高峰。染罹患者，上吐下泻，脚抽筋，朝发夕死。几天之内，一村一寨，几无幸免之家。一些村子，两天之内死亡6．70人。有当日掩埋别人，次日就病死被别人掩埋。当时，保山城外，白首素衣，荒坟新冢，到处可见。村寨间有以扎剌篱笆、围仙人掌、挖石灰塘以绝交往，断绝传染。求神拜佛、祭鬼等迷信活动盛行。直到7月，霍乱疫情始趋缓和。据不完全统计，保山此次5—7月霍乱大流行，死亡6万余众，约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
5月13日，省政府派临时救护队一行12人到保山后，给10200人注射预防针，水井消毒850余次，定标准井52个，取缔、改善饮食馆40多家。由于医务人员及药品严重不足，缓不济急收效甚微，死者不绝。
民国时期仅从1939年至1942年的三年间，全省有74县流行霍乱，除保山外，患病人数达53430人，死亡25079人，病死率达47．9％。
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疫疠在云南肆虐，除了上面讲到的鼠疫、疟疾、霍乱以外，还有天花、麻风、麻疹等多种烈性传染病或传染病，使无数无辜百姓过早地失去生命。如天花，它是一种最古老的烈性传染病。我国天花的最早记载是东晋时代(公元317年)因战乱而引起流行。云南省解放前天花就在各地流行，仅从1941年～1946年，全省就发现患天花2531例。病死率超过30％。解放初期的1950—1952年，全省就有53个县市报告天花病例，尤以1951年最多，患病6225例，死亡998人。病死率为15．91％。直到1960年3月，经过努力，云南终究在全省范围内消灭了天花。1979年7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天花消灭证实委员会主席芬萘和天花科科长布里门专程到云南访问，经考察验证，确认云南已于1960年3月消灭了天花。并于1980年1月向全球宣布，中国已于1960年消灭了天花，最后根除天花的地区在云南。再如1938年3、4月间，昆明麻疹流行。究竟死了多少儿童没有精确统计，但据当时《云南日报》访问“寿材业公会”称：“自今岁一月起至四月底止，全市各区总计售小棺木约二千具。同业之中，营业规模较小者，售出后向不登记，又赤贫之家，无力购棺，即行埋葬者，亦不在少数……”
忆往昔岁月，在云南近代以至古代，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的十分落后，当大疫来时，主要采取的退疫方法一是祭鬼祛病；二是迁徙避疫；三是中医药防治。据《马可波罗行记》载：元代“押赤、大理、永昌三州无一医师”。清《百夷传》云：“疾病不知服药，以姜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侧。”《行边纪闻》日：蛮夷“病不服药，祷鬼而已，不愈则日鬼所疾也，弃之不顾。谓巫日鬼师。”《寰宇通志》云：寻甸“在城西，相传岚瘴惟此山独无，土人每岁迂夏，避居其上。”《滇南闻见录》载：土司、官宦“惧瘴疠，或越在它处，不亲视事”、“以此地道险瘴恶，知府不在其地。”以此避疫。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许多少数民族，历来都有以“大锅汤”消暑防病，坚持洒扫除庭节日前后扫尘涮物，抛撒雄黄，举火绕行田间进行瘴疠防冶之举。明清六百年间，是云南中医药学的发展时期，明兰茂所著《滇南本草》、《医门挈要》，清李本修所著《瘟疫集要》、曹鸿举注《瘟疫条辨》等著作中，对瘴疫治疗皆有许多论述，供百姓仿行之。
关于祭鬼祛病
“七七事变”后，云南作家楚图南先生回到他故乡后，写下《难忘三迤》一书。书中文章《村子里的疾病和瘟疫》，记录了当时云南疾病、瘟疫的情况。
村子里的疾病和瘟疫
我住在棕树营的时间，因为很短，幸没有遭遇到什么瘟疫。对于过去曾否发生过瘟疫的情形， 也不大清楚。但于疾病之多, 则是早就觉到了的。村人们喝凉水，最易患的疾病, 是所谓的痧症。突然发烧，肚子绞痛，重者甚至于呕吐，出冷汗，满地打滚。他们的治法，则是用小铜钱在脖子或肩背上刮，或用针戳手肘弯处的青筋, 从那里放出紫血来。救治不及，也有因此丧命的。间亦服用十滴水、痧药、圣灵水之类的药品，但已是极少数人才有的享受了。此外，疟疾亦最普通。又肠胃病，以孩子们患的最多，单看满街满巷小孩子的粪便即知。此外，麻疹之类的流行病，一发生，总是大半村的小孩子都被传染了。天花则以离城较近，亦知种痘，所以还比较少。至于感冒伤寒等烧热病，则几乎随时而有。病重不治，则用稻草扎五个小人，用五色旗帜之类，烧香，浇水饭，送之桥头或路边。也有用鸡蛋叫魂的。疾病再加重或死亡，则又盛行走阴，或关魂。
这里有一家男巫，即专门执掌着这种职业。我曾到那里去参观过。他住在一进棕树营紧靠路堤左边一间新盖的茅屋里。屋壁上张贴着几幅巨大的神像，有的骑着白马，有的骑着麒麟。也有执着弓矢的，那大约是所谓的张仙了。男巫则是黄面皮，有两撇八字胡的五十多岁的老头。问病或关魂的来了，多是妇女或老太婆，也有的执着香烛或纸钱的。她们坐下来，说出了病人或死者的生辰八字。然后男巫即焚香，烧纸，叩头，念了一些咒语或祷告，随即闭目坐在椅子上，一手执着团扇一样的羊皮鼓，一手执着小竹棍，敲击羊皮鼓，咚咚作响。不一会儿，这个老人抖擞起来了，鼓声也敲击得最紧，于是口中念念有词，大声地唱起来了。这是所请的神, 业已降临，并附着男巫在说话了。于是与问病或关魂者, 一问一答。男巫不断地唱着:
“差官哪······你慢慢地找，你慢慢地寻! ”
这样寻找的结果，病者或死者的亡魂寻到了，或者是“瓜子脸”, 或者穿着“七件衣”，于是通过了男巫的口，说出了自己的死因或病情。也有时颇能引起了问病的妇女们或老太婆不住地哭泣或流泪。最后，则是“差官”索烟茶钱，随即男巫如同飞鸟展翅一样，突然跳起来，打了一个手势，抖擞终止，也收拾了羊皮鼓和竹棍。于是跳神完结，问病或关魂者付出了香钱（普通关魂一次至少是三百六十元，听说现在已涨到六百六十元一次了），将信将疑的怀着满意的心情归去。
这便是距离昆明，这个现代的都市，也是西南文化的中心，不到一公里路，村人们最原始的治病或诊病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不会有效。但村人们的贫乏的荷包，却以此不能不增加了一笔意外的付出。现在，听说各县都有卫生所的设立了。何时这间男巫的住屋，能变成了一间崭新的诊所或医院呢？我从这里归来，不禁在心中这样怅惘地想着，也是徒然地希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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