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可以被奪走，工廠可以被奪走，但思想誰也拿不走。謝爾比對孩子進行的財商教育與父親戴維斯相比，謝爾比對孩子們的教育還要更勝一籌。早早就讓孩子開始接觸股票謝爾比的三個孩子都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分別是：安德魯.克里斯和維多利亞。當美國股市試探性地從1973~1974年的崩潰中復甦時，三個10歲左右的孩子已經開始接觸股票。那時候，他們經常聽到父親和爺爺關於股票的討論。早在小學階段，老大安德魯就明顯地表現出了對股票的熱情。四年級時，當老師要求學生們寫一篇關於朝聖者的報告時，安德魯寫了一篇關於梅莫雷克斯公司的分析報告。老師驚訝地向謝爾比表示，從來沒有收到過四年級學生寫的公司分析報告。當安德魯買進價值800美元的澤西聯合銀行股後，謝爾比便專門安排這位小學生股東，和該銀行的投資關係部工作人員進行了一場電話交流。對於未來的安德魯來說，那次交流的價值遠遠超過800美元，甚至用無價來估值也不為過。後來，安德魯在12美元時將該股票賣出，但又眼睜睜地看著它漲到了30多美元。憤怒懊悔之餘，他學到了投資生涯的早期教訓——過早賣出！
戴維斯家族的掌門人——克里斯，也早在10歲時，就已經懂得將爺爺的“偉大經理人”理論運用在投資實踐中。當他發現格里*蔡入主聯合麥迪遜保險公司後，便買入了這家公司的股票。原因就在於，他曾聽父親說起過“狂野基金”當年的故事，從這些故事中，克里斯認定格里·蔡是個非常有能力的名人。對於孩子們的選股，謝爾比採取了完全放手的態度。即使是在70年代那樣的大熊市，他也沒有進行過任何干預。而且，他還會試圖讓孩子們挑選股票的過程變得有趣和簡單，儘量不讓數學.會計和數據表格給孩子們帶來困擾，他認為“這些可以以後再學習。”謝爾比還會安排孩子參與公司的調研工作，尋找有關公司前景的線索。“有時候，我進行公司實地調研時會帶上他們，就像我父親當年帶上我一樣。”在孩子們成長到初中後，謝爾比承諾，只要對一家公司進行認真分析，並過關，就會給100美元作為獎勵。在這個活動中，三個孩子表現出了各自的優點：安德魯：數學天才，可以心算大型數據的加減，遺傳自謝爾比，所以他的分析精準，並對細節進行關注。克里斯：對公司前景的分析能夠做到全方位，更具前瞻和高度。維多利亞：綜合和安德魯和克里斯的優點，所做的報告是兩位兄弟的兩倍之多，有一次一週就靠公司分析賺了五六百美元。謝爾比非常看好維多利亞，認為她最有前途。甚至還曾聽從她“推薦家族買進”的建議，買進了MCI公司的股票。
每週五晚上，謝爾比基本都會和孩子們一起看電視節目，包括：《每週華爾街》.《每週華盛頓》等，這是他們的必定流程。“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棒球.曲棍球或好萊塢這些話題。”安德魯回憶道，“我們討論的話題都是關於股票和政治。”就連遠足的時候，他們討論的也是公司盈利和現金流的情況，“儘管我想和爸爸討論些別的話題，但最終還是這些。”而且，謝爾比連看孩子們的成績都是投資視角的，他認為成績的走向要比成績本身更重要。他觀察孩子們學校成績的方式與他觀察公司利潤的變化一樣：注意上升趨勢。也就是如果開學時成績是A，到了期末還是A，固然好，但相比之下，如果學期初是C，期末是A，這更令人印象深刻。
用實踐體驗複利和槓桿謝爾比還敦促孩子們，早早地開立了銀行賬戶，一年的聖誕，他為每個孩子存進了25美元。從這裡，他們學到了神奇複利的第一課。經過六年的高利率後，他們驚訝地發現，當初的25美元已經翻了一番還多。安德魯很小的時候就對複利和72法則有了自己的理解：“從1美元到2美元，再到4美元的確很不錯，但從4美元到8美元，再到16美元簡直是神奇。只要等待足夠長的時間，下一次翻番就會讓你開始踏上致富之路。”8歲時，安德魯就已經明白，相對於持有股票而言，儲蓄存款只不過是糟糕的替代品而已。而戴維斯則直接對想買熱狗的孫子克里斯現身說法，闡述複利的魔力：“你知不知道，要是你明智地投資這一美元，它每隔5年就會翻一番？當你到了我的年紀，也就是50年後，你的錢就變成了1024美元。難道你真的這麼餓，要花1000美元去買個熱狗嗎？”後來克里斯總結道，這1000美元熱狗的故事教會了他三件事：第一，金錢的價值；第二，複利的價值；第三，自己有錢的重要性。謝爾比還鼓勵孩子們將打零工的收入進行投資，以取得複利式增長。為了讓孩子們認知到財務槓桿的威力，他們每投資自己的一美元，謝爾比就再借給他們一美元，以1:1的配資形式讓他們進行投資。
嚴防敗家子。同戴維斯.謝爾比的童年一樣，戴維斯家族第三代必須要學的寶貴一課是：花錢，尤其是亂花錢，是一個令人後悔的習慣。謝爾比的第一任妻子——溫迪——從來不理會戴維斯的節儉計劃，她的消費習慣讓戴維斯非常惱火。後來，謝爾比與溫迪離婚，和辦公室的基金助理蓋爾·蘭辛結婚，而後者順利地通過了戴維斯家族的節儉測試，從而被家族欣然接受。謝爾比最關心的是孩子們不要被溺愛壞了。他會讓孩子們打掃落葉，清理積雪，收割馬利筋草並裝滿穀倉。就像自己和戴安娜小時候一樣，要幹家務，要能自力更生，不能依靠家庭的慷慨贈予度日。甚至為了不浪費滑雪纜車的全天票，他們天不亮就起來，儘可能早地到達雪道，一直滑到黃昏時分纜車停工。+
都會遭遇逆反可能是戴維斯家族的教育太過嚴苛，或者是童年早早與投資邂逅，總會產生逆反，亦或者任何事情都會有倦怠期。該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曾在大學期間背離父輩的期望，短暫地脫離了投資的軌跡。
謝爾比和父親的關係一直比較冷淡。大學四年裡戴維斯不斷給他寫信，他卻從來不回信，這令戴維斯非常惱火。但，謝爾比卻認為，寫信浪費時間，還不如打電話。而且，他厭煩父親充滿警句式的建議和不厭其煩的嘮叨。後來，他們之間甚至爆發了家庭爭吵，並被《紐約時報》登上了頭版。所以，謝爾比大學畢業後，在父親的暗示給他一份工作時，也沒有理會，因為他對戴維斯已經定性為“難以相處”.“肯定給我的工資也會低得可憐。”另外，戴維斯在保險圈的光輝太足，年輕氣盛的謝爾比不選擇去父親公司工作，也有著不想永遠活在戴維斯光環之中的想法。儘管謝爾比離開了父親的“勢力範圍”，但小時候的訓練還是發揮了作用。因為他記得戴維斯說過，紐約銀行的研究部門做得很好，於是便應聘了該銀行的股票分析崗位。在那裡他就像父親戴維斯一樣勤奮工作。每天主動加班，並說服老闆允許他聯繫目標公司，進行現場訪談，這些都是他從父親那裡學到的方法。22歲的他就經常坐在公司高管的辦公室，毫不發怵地直面並詢問像他父親一樣年紀的CEO們。很快，謝爾比脫穎而出，成為紐約銀行權益研究部門的負責人。25歲，他被任命為副總裁，是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國父之一）之後該銀行最年輕的副總裁。而正是銀行的工作，讓謝爾比發現了銀行業這個金礦。他認為，銀行與保險一樣，永遠不會過時，因為金錢永不會過時。當然，謝爾比也曾想推翻父親的投資哲學，或是走一條與父親不同的投資之路。所以，他在剛才開始單幹時，對高科技股票情有獨鍾，這也使他的基金一度成為年度最佳績效基金。結果，在1973年~1974年的大熊市中，高科技股稀里嘩啦，謝爾比的基金一下子從名列前茅跌至名落孫山。這個大反轉堪稱重重一擊，從1975年開始，謝爾比痛定思痛，再三嘗試，再三改正，雖然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本質最終還是迴歸到了戴維斯的投資哲學。
三個厭倦投資的孩子。
儘管謝爾比比他的父親更擅長教育，但是，他的三個孩子在高中結束後，也都出現了對投資的厭倦。從其所報的大學專業看，他們似乎並不想在未來從事這個行業。比如：最多產的分析師——維多利亞去哈佛讀了文學專業，之後又到斯坦福大學讀了醫學。安德魯去了科爾比學院，學的是心理學專業，但是，在讀了一年後，他還是將專業轉成了經濟和商務。相比較而言，克里斯迴歸投資的過程更為曲折。首先，他和爺爺戴維斯的關係超好，而戴維斯對他也是青睞有加，和對待謝爾比完全不一樣，簡直慈祥到不行不行的地步。15歲就簽約成為戴維斯緬因州家裡的夏季廚師，第二年取得駕照後，成為家裡的司機。學生時代，克里斯每個週末都去爺爺的辦公室上班。克里斯大學上的是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大學，一是學費便宜，二是可以擺脫父母的監控。他畢業時獲得了哲學和神學碩士學位，並發現自己對牧師這個職業很有興趣。而戴維斯居然對孫子的這個選擇一笑而過：“哲學和神學為你的投資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為了投資的成功，你需要哲學，在你遭受折磨的時候，你需要祈禱。”克里斯最後迴歸到投資幾乎是被逼無奈，或者說是走投無路後，驀然回首，還是投資好。他曾想當牧師，神父覺得他不適合；後來他還曾認為自己適合做獸醫；他申請過CIA，因為他覺得自己小時候受過對公司分析的訓練，有助於進行間諜活動；他還想當老師，但因為沒有教師資格證而未成功……最後，克里斯還是進入到了一家銀行的基金業務部。接著他又被投資公司挖走。再往後，爺爺戴維斯直接提出“過來跟我幹吧！”自此，克里斯迴歸到家族投資大業，並在未來成為了領軍人物。從上面的講述中，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孩子們報的專業與自己預期不符時，謝爾比並沒有簡單粗暴地干涉，而是無條件地接受，並在潛移默化下影響。比如：他默默地給安德魯訂閱了《華爾街日報》，後者以為所有學生都能收到這樣的免費報紙。正是源源不斷的《華爾街日報》重新點燃了安德魯對金錢遊戲的興趣。孩子們大學畢業後，謝爾比只給每人500美元的零用錢，而爺爺戴維斯直接表示：“你不會從我這裡得到任何東西。這樣，你就不會失去自己賺錢的樂趣。”正是這種逼迫，讓孩子們必須找工作賺錢養活自己。
給孩子留下財富是害他們。在遺產繼承上，戴維斯.謝爾比與巴菲特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們都反對信託的形式，因為這會讓後代變成懶散.藥物成癮和自尊低下。20世紀40年代初，戴維斯給兒子謝爾比和女兒戴安娜開了小小的信託投資賬戶，每個賬戶投了4000美元。結果到了1961年，出乎他的意料，“每個當初4000美元的橡樹種子，現在已經成長為380萬美元的巨大橡樹。”這筆財富意味著，他的兒子和女兒，大學一畢業就能躋身全國頂級富豪階層。戴維斯認為鉅額遺產會導致受益人的腐化墮落。於是，他一手策劃了將戴安娜的信託財產捐贈給普林斯頓大學。結果，這件事吵到了媒體上，鬧得他和女兒成了當時的新聞熱點。戴維斯曾專門解釋了“為什麼沒有給子女們城堡和大農場，為什麼沒有給孫子孫女們超音速噴氣式飛機。”“如果子孫們一開始就擁有一筆信託基金，即使無須工作也衣食無憂，那麼他們哪還會有激勵呢？從我個人以及擁有信託基金的朋友們的經歷，我知道這些不幸的受益人常常會成為社會的犧牲品，需要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和其他人的照料。萬一發生緊急情況我會為他們提供‘安全網’，但基本上，我相信激勵的作用更大……並且有利於大家的共同利益。”和父親謝爾比也沒有準備給孩子留下一個子兒，並警告自己的兒子們別指望從他身上得到什麼意外之財。等他到了“回報社會”的階段，他直接將4500萬美元捐給了聯合世界學院作為獎學金，併成立了一個1.5億美元的基金會。他此舉也是給“我的孩子們的一個信息，別指望坐享其成。”在看了不少富人的教育理念後，認為，富人想的並不是自己這一代，而是後面的幾代的傳承。財富的傳承是次要的，關鍵就是他們的理念傳承。他們要的是富過三代，他們明白，財富可以被奪走，工廠可以被奪走，但思想誰也拿不走。正如那句英國格言：你永遠也不會失去的財富是知識和專業能力。只要人活著，到哪裡都照樣可以再創造出新的事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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