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東漢前期正式進入中國，到了東漢末年，在中國完成了紮根落腳的過程。
佛教進入中國之初，首先在王公貴族之中傳播。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佛教傳到中國首先進入的是東漢王朝的首都，最早的佛教寺廟又是在皇帝的安排下修建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貴族自然而然成為最早接觸佛教的一群人。
見於記載的，有漢明帝的兄弟楚王劉英。《後漢書》中記載，劉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漢明帝下詔，天下的死囚可以繳納縑帛來贖罪。楚王劉英就派人繳納了黃縑白紈三十匹，為自己所犯的過錯贖罪：“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漢明帝下詔表彰了劉英禮佛的行為，但送還了劉英的縑帛，讓他用來供養佛教徒。詔文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後漢書》第1428頁）
到了東漢後期，漢桓帝成為見於記載第一個禮佛的皇帝。《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於“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當時一個叫襄楷的大臣上書對漢桓帝提出批評，認為窮奢極欲的漢桓帝沒有資格祭祀浮屠。他說道：“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後漢書》第1082-1083頁）
通過以上兩例可以知道，佛教在東漢已經流行，帝王王公都有信奉者。而且在漢明帝的詔書中，已經非常熟練地使用了佛教語彙，“優婆塞”指的是男居士，“桑門”指的是和尚。襄楷對佛教的教義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好生惡殺、省慾去奢等佛教的基本觀念，已經被人們廣泛接受。有關佛陀的一些故事也開始廣泛流傳。
不過當時人們對佛教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往往黃老、浮屠並稱，不過把佛教當成一種方術來看待。這也很好理解，當一種外來宗教進入人們的視野時，人們首先是從本土的文化資源中去尋找可以理解認識它的途徑。魏晉時期，人們對佛教理論的接受，最初也是大量借用中國本土的玄學語彙，這種做法被稱為“格義”。
到了漢靈帝的時候，也有人開始研究佛教的理論了，還出現了第一部佛教理論著作《牟子理惑論》。關於牟子是誰，學界頗有爭議，有人說是太尉牟融，也有人說是蒼梧太守牟子博，有人認為其人具體無可詳考。拋開這些，從其書本身來看，託言交州（治今廣東廣州市），其實很可能是為了避禍而已。書中記錄可知，牟子本人長期活動在洛陽一帶。
在《牟子理惑論》中，牟子解釋了人們對佛教的懷疑和攻擊，指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僧祐《弘明集》第15頁，中華書局2011年版）在書中，牟子採取問答體的形式，對佛教的理論進行了解說。他不僅指出佛教和神仙方術的不同，而且明確說明佛教和儒家的不同，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牟子理惑論》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佛教的初步理解，是瞭解佛教初傳中國的情況、研究中國佛教形成和發展的一部重要文獻。
東漢後期，佛教經卷的翻譯事業得以逐次展開。早在漢明帝時，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來華，帶來了佛教的經卷，並且開始翻譯，這就是《四十二章經》。《四十二章經》是第一部漢文佛教經卷。《四十二章經》由四十二段話組成，闡述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文字相對來說比較淺顯，道理並不深奧。從總體上看，其教義屬於小乘佛教。不過，在印度，人們並沒有找到梵文原版的《四十二章經》，於是有人懷疑這是一部偽經。梁啟超認為，這並不是一部偽經，它可以被看成印度佛經的摘錄而已。
漢桓帝的時候，安世高及支婁迦讖先後來到洛陽，翻譯出了大量佛經，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據說，安世高本為安息國王子，父死後，讓位於叔，趁機出家。在漢桓帝時來到洛陽，留居中國二十年。他先後翻譯了《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九部小乘經典。安世高不僅翻譯佛教經典數量眾多，而且他的文筆優美，語言流暢，開創了佛經翻譯中“意譯”的傳統。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是大月氏人。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支婁迦讖也是在漢桓帝的時候來到洛陽的。支婁迦讖學識淵博，聰穎異常。來到洛陽後，他很快就掌握了漢語，不僅能說，而且很快掌握了漢語的書面表達。他先後翻譯出《道行般若經》等十三部大乘經典。他的翻譯採取“直譯”的方法，文極質樸。支婁迦讖的到來，使得大乘佛教為世人所知。大批佛教經卷被翻譯為漢文以後，人們可以更進一步瞭解佛教的本質教義，為後來魏晉時期佛教的迅猛發展奠定了基礎。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最初只有洛陽修建了白馬寺。後來，各地的佛教寺廟如雨後春筍般興建起來。漢獻帝時期，笮（zé）融攔截了廣三個郡的賦稅，在徐州一帶“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週迴，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他還經常舉行佛教法會，“毎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後漢書》第2368頁） 徐州離洛陽千里之遙，尚且有如此規模的佛教寺廟，其他地方情況由此可窺一斑。
東漢時期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並且能有進一步的發展，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佛教傳入之初，成功地藉助於黃老道家的發展，無論是宗教形式還是教理教義，都與兩漢時期的原始道教有著密切的聯繫。如前所說，佛教傳入之初，人們往往把浮屠（佛陀）與黃老並列。這個過程中，不僅減少了人們對於外來宗教的疑慮和牴觸，而且也可以使得佛教更迅速地為人們所接受。
其次，在教義上迎合中國儒家思想。經過了兩漢四百年的發展，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佛教傳入之初，並沒有試圖去挑戰儒家的這一地位，相反，還試圖用儒家的一些觀念來闡釋部分佛理。
洛陽白馬寺清涼臺
再次，有利於統治者維護其統治。在中國古代長達兩千多年的專制集權社會之中，文化的發展無不需要仰仗政治的庇護。因而，一切不能為統治階級服務，不能作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工具的文化，都在被打擊之列。相反，凡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文化，都在被扶持、鼓勵之列。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與儒家之間形成了很強烈的互補。尤其是，佛教三生輪迴、因果報應等觀念，成為維持儒家所提倡的綱常倫理的約束性保證。
漢桓帝畫像，他是歷史上第一位拜佛的皇帝
第四，政治黑暗中的廣大民眾也需要佛教的精神安慰。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不久，東漢王朝就陷入到長期的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的黑暗之中，尤其是到了東漢後期，政治黑暗到了極點。政治的黑暗和腐敗，是宗教產生的溫床。人們看不到希望，按理說好人得好報，可現實卻是“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當社會的現實不能用正常的世間道理來進行解釋的時候，只能用虛無縹緲的天國來解釋了。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不僅三生的觀念解釋了現實生活之中為什麼人與人是不平等的，而且佛教極樂世界的觀念，也使得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看到了希望，使得他們看到了自己獲得解脫的可能。雖然這種解脫是在遙遠的極樂世界，但總可以使得他們在黑暗之中獲得了一點活下去的理由。對於不同階層的人們而言，宗教的作用是不同的。
白馬寺齊雲塔
第五，教義儀式也適合中國的國情。從先秦開始，中國社會就存在著多神崇拜的傳統。進入兩漢以後，多神崇拜進一步發展，有些還被政府納入到國家祭祀體系之中。佛教的教理教義也體現出一定程度多神崇拜的特點，不僅極樂世界有著眾多的佛菩薩羅漢，就連釋迦牟尼佛本身，也經歷了一個由人而神的過程。這一點與先秦以來中國人的神靈信仰相吻合。
第六，相對而言，東漢時期還存在著一定的傳教自由。東漢時期文化專制制度雖然已經形成，但相對於後世來說，尚未實現徹底的文化專制，這就為佛教的傳入提供了空間。後世，政府對於宗教往往設有專門的機構來進行管理。任何宗教的傳播都在政府的嚴密監控之下。相反，佛教傳入後，東漢政府並未做過多的干涉。
從總體上說，東漢時期是佛教在中國落腳生根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洛陽地區是佛教發展的核心區域。東漢時期佛教在洛陽地區的發展，為後世佛教的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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