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前期正式进入中国，到了东汉末年，在中国完成了扎根落脚的过程。
佛教进入中国之初，首先在王公贵族之中传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佛教传到中国首先进入的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最早的佛教寺庙又是在皇帝的安排下修建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自然而然成为最早接触佛教的一群人。
见于记载的，有汉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后汉书》中记载，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下诏，天下的死囚可以缴纳缣帛来赎罪。楚王刘英就派人缴纳了黄缣白纨三十匹，为自己所犯的过错赎罪：“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汉明帝下诏表彰了刘英礼佛的行为，但送还了刘英的缣帛，让他用来供养佛教徒。诏文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第1428页）
到了东汉后期，汉桓帝成为见于记载第一个礼佛的皇帝。《后汉书》记载，汉桓帝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当时一个叫襄楷的大臣上书对汉桓帝提出批评，认为穷奢极欲的汉桓帝没有资格祭祀浮屠。他说道：“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后汉书》第1082-1083页）
通过以上两例可以知道，佛教在东汉已经流行，帝王王公都有信奉者。而且在汉明帝的诏书中，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佛教语汇，“优婆塞”指的是男居士，“桑门”指的是和尚。襄楷对佛教的教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等佛教的基本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有关佛陀的一些故事也开始广泛流传。
不过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往往黄老、浮屠并称，不过把佛教当成一种方术来看待。这也很好理解，当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首先是从本土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找可以理解认识它的途径。魏晋时期，人们对佛教理论的接受，最初也是大量借用中国本土的玄学语汇，这种做法被称为“格义”。
到了汉灵帝的时候，也有人开始研究佛教的理论了，还出现了第一部佛教理论著作《牟子理惑论》。关于牟子是谁，学界颇有争议，有人说是太尉牟融，也有人说是苍梧太守牟子博，有人认为其人具体无可详考。抛开这些，从其书本身来看，托言交州（治今广东广州市），其实很可能是为了避祸而已。书中记录可知，牟子本人长期活动在洛阳一带。
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解释了人们对佛教的怀疑和攻击，指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僧祐《弘明集》第15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在书中，牟子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对佛教的理论进行了解说。他不仅指出佛教和神仙方术的不同，而且明确说明佛教和儒家的不同，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牟子理惑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初步理解，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东汉后期，佛教经卷的翻译事业得以逐次展开。早在汉明帝时，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华，带来了佛教的经卷，并且开始翻译，这就是《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第一部汉文佛教经卷。《四十二章经》由四十二段话组成，阐述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文字相对来说比较浅显，道理并不深奥。从总体上看，其教义属于小乘佛教。不过，在印度，人们并没有找到梵文原版的《四十二章经》，于是有人怀疑这是一部伪经。梁启超认为，这并不是一部伪经，它可以被看成印度佛经的摘录而已。
汉桓帝的时候，安世高及支娄迦谶先后来到洛阳，翻译出了大量佛经，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据说，安世高本为安息国王子，父死后，让位于叔，趁机出家。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留居中国二十年。他先后翻译了《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九部小乘经典。安世高不仅翻译佛教经典数量众多，而且他的文笔优美，语言流畅，开创了佛经翻译中“意译”的传统。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大月氏人。根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支娄迦谶也是在汉桓帝的时候来到洛阳的。支娄迦谶学识渊博，聪颖异常。来到洛阳后，他很快就掌握了汉语，不仅能说，而且很快掌握了汉语的书面表达。他先后翻译出《道行般若经》等十三部大乘经典。他的翻译采取“直译”的方法，文极质朴。支娄迦谶的到来，使得大乘佛教为世人所知。大批佛教经卷被翻译为汉文以后，人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佛教的本质教义，为后来魏晋时期佛教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只有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后来，各地的佛教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汉献帝时期，笮（zé）融拦截了广三个郡的赋税，在徐州一带“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他还经常举行佛教法会，“毎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馀人”。（《后汉书》第2368页） 徐州离洛阳千里之遥，尚且有如此规模的佛教寺庙，其他地方情况由此可窥一斑。
东汉时期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并且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佛教传入之初，成功地借助于黄老道家的发展，无论是宗教形式还是教理教义，都与两汉时期的原始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前所说，佛教传入之初，人们往往把浮屠（佛陀）与黄老并列。这个过程中，不仅减少了人们对于外来宗教的疑虑和抵触，而且也可以使得佛教更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
其次，在教义上迎合中国儒家思想。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的发展，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佛教传入之初，并没有试图去挑战儒家的这一地位，相反，还试图用儒家的一些观念来阐释部分佛理。
洛阳白马寺清凉台
再次，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社会之中，文化的发展无不需要仰仗政治的庇护。因而，一切不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能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工具的文化，都在被打击之列。相反，凡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文化，都在被扶持、鼓励之列。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儒家之间形成了很强烈的互补。尤其是，佛教三生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成为维持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伦理的约束性保证。
汉桓帝画像，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拜佛的皇帝
第四，政治黑暗中的广大民众也需要佛教的精神安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久，东汉王朝就陷入到长期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黑暗之中，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是宗教产生的温床。人们看不到希望，按理说好人得好报，可现实却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当社会的现实不能用正常的世间道理来进行解释的时候，只能用虚无缥缈的天国来解释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仅三生的观念解释了现实生活之中为什么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而且佛教极乐世界的观念，也使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使得他们看到了自己获得解脱的可能。虽然这种解脱是在遥远的极乐世界，但总可以使得他们在黑暗之中获得了一点活下去的理由。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们而言，宗教的作用是不同的。
白马寺齐云塔
第五，教义仪式也适合中国的国情。从先秦开始，中国社会就存在着多神崇拜的传统。进入两汉以后，多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有些还被政府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之中。佛教的教理教义也体现出一定程度多神崇拜的特点，不仅极乐世界有着众多的佛菩萨罗汉，就连释迦牟尼佛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人而神的过程。这一点与先秦以来中国人的神灵信仰相吻合。
第六，相对而言，东汉时期还存在着一定的传教自由。东汉时期文化专制制度虽然已经形成，但相对于后世来说，尚未实现彻底的文化专制，这就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空间。后世，政府对于宗教往往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任何宗教的传播都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相反，佛教传入后，东汉政府并未做过多的干涉。
从总体上说，东汉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落脚生根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洛阳地区是佛教发展的核心区域。东汉时期佛教在洛阳地区的发展，为后世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閱讀更多 野叟雜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