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詞學與學詞，說到底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古人搞詞學，理念到是很明確，如沈義父的《樂府指迷》，張炎的《詞源》，乃至清代的《惠風詞話》、《人間詞話》，要麼是談創作的技巧，要麼是對創作的理論探討，雖然方向狹隘，但總歸是將“詞學”與“學詞”關聯在一起了。
但現代詞學則不然，自詞學從古典轉型到近現代以後，眾多學術名家都紛紛將理論與實踐割裂開來，雖然詞學範圍在逐漸擴大，但似乎卻偏離了詞學的旨意-----我們可以說詞學並不等於學詞，但若無學詞之創作，那麼詞學研究也是如無根浮萍一般無處可託。甚至於說，諸名家在研究過程中，不論是龍榆生的《今日學詞之門徑》還是胡云翼的《詞學ABC》等等，卻仍是在陽奉陰違的對待“理論”與“創作”，即在定義中將“理論”與“創作”割裂，但在內容上卻又模糊了界限。
《今日學詞之門徑》、《詞學概論》對創作與理論割裂之病
古典文學體系是以經學為主幹，史、子、集為枝葉所構築，但自西學東漸之後，這套體系便逐漸肢解，之餘詞學也是如此。如前言所說，傳統詞學要麼是為詞體範式的研究，如李清照在《詞論》中所談的“詞別是一家”，張炎《詞源·捲上》的音律圖譜便是；要麼是針對創作的技巧探討，如《樂府指迷》、《詞源·卷下》、《宋四家詞選序》便是；要麼是針對創作的理論探討，如《惠風詞話》、《白雨齋詞話》便是------他們都是圍繞著“創作”而延伸出來的研究。而現代詞學在受到學術分科的影響下，不論是近代還是現代，關於“詞學”內容的討論，都是力主把“創作”與“理論”分為二事。
龍榆生在《今日學詞之門徑》中斬釘截鐵的將詞學與學詞區分開來，他說：“詞學與學詞，原為二事，治詞學者，就以往之成績，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態度務取客觀”又說：“學詞者將取前人名制，為吾揣摩研練之資，陶鑄消融，以發我胸中之情趣。”；同時，龍先生在《研究詞學之商榷》進一步點名了“詞學”的意義，即“與詞體之淵源流變，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謂之‘詞學’”。逮至近代，胡云翼在作《詞學ABC》的時候，開宗明義的便說：“我這本書是‘詞學’不是‘學詞’，所以也不會告訴讀者怎麼去學習填詞”。
非龍、胡二家如此，這種割裂是整個近現代詞學研究中的主流聲音，梁啟勳認為詞是“徒供讀品”，所以詞學便要當做是“對這一文本研究的學問”，李冰若更是站在學術分科的角度上侃侃而談，說：“故研究詞學亦分為幾個方面去做，亦不是主張定要作成一個詞人”。舊詞學暫且不論，唐圭璋《歷代詞學研究述略》指出，詞學為起源、詞樂、詞律、詞韻、傳記、詞集版本、校勘、箋註、輯佚、品論之研究------但很顯然，詞學在現代學術中的定義，卻鮮有獨立在創作審美之外而存在的。
起源、傳記者，如龍榆生所謂的：“就以往之成績，加以分析研究”、“與詞體之淵源流變”其實是屬於詞史學研究的範圍，這便像文學家和文史學家一樣，後者的作用是：“迨世異時移，遺聲闃寂，鉤稽考察”，確實與創作不甚相干，但如詞樂、詞律、詞韻，不關乎創作麼？《詞源》稱作詞第一先要便是音律，是樂之律，是詞之韻；而校勘、箋註、輯佚、品論之類，看似在文獻學之內，但無審美素養，如何品論作品？若不能品論作品，又如何從事詞集的校勘、箋註、輯佚？故而，創作與實踐聯繫之緊密，是絕難割裂而論的---------除非是將詞學變作詞史學。這點詹安泰看的很明白，他說：“
誠苟未學詞，侈談詞學，縱能信口開河，譁眾取寵，只是沿襲，必無創穫。”《今日學詞之門徑》《詞學概論》模糊界限之病
很有意思的是，龍榆生並非詹安泰所說的“只是沿襲，必無創穫”，作為近代詞學之大家，《詞學季刊》之主編，龍榆生在詞學上的研究當可以執同時之牛耳；更有意思的是，標召“學詞與填詞原為二事”的他，其詞學旨意卻又是將理論建立在創作之上。
龍榆生有本教人填詞的書，書名很直接的寫作《詞學十講》。這本書（《詞學十講》）僅是用了極小的篇幅，去談論了唐宋歌詞的發展與近體詩與曲子詞的演化過程，更多的篇幅卻放在了創作指導上，第三講是論選調與選韻，第四講是論句讀與表情，第五講是論韻位，第六講是對仗，第七講是結構，第八、第九是談四聲與比興，最後一講是創作與欣賞--------以《詞學》而為名，一共十講，其中有八章是關於創作的梳理，這還能談得上是“詞學與學詞，原為二事”麼？顯然是不能的罷？非止如此，龍榆生在《中國韻文史》中，梳理各代詞學，都以歷代詞家之典型捻出，以論其主流風貌。論南宋詞之典雅化時，舉姜夔、吳文英，並品藻詞作、風格；論元明詞之凋敝時，也各捻代表，品論作手，凡此種種，莫不是建立在龍榆生本身因創作實踐而獲得的審美素養而得來的--------根基在此，又如何將詞學與學詞相割裂呢？
逮至胡云翼為詞學時，也是陽奉陰違的研究。《詞學概論》在序言中聲稱不教讀者填詞，卻教讀者去欣賞詞-------這真真是很荒謬的事情。須知，欣賞是作者與讀者在審美上的共鳴，倘若不知作者的苦心孤詣，又怎麼能欣賞到詞作的好處來？《滄浪詩話·詩法》講：“
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什麼叫其初不識好惡？便是毫無根基是分不出是好是壞的；又《蕙風詞話》談讀詞之法是要：“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相望中，然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不通創作，如何能分辨的出何為“名句”，又何為“意境絕佳者”？這顯然是悖論的邏輯了。
甚至於胡云翼稱“詞體在五百年前便死了”，這與梁啟勳的詞為“供讀品”是一個意思：他們認為詞樂已失傳，現代人再不能將詞付之於管絃，所以也再填不了詞了------但我們考慮一個問題是，詞樂在宋後便已經失傳了，如果詞體已經死了，那麼學界公認的清代又是如何中興的呢？他們是怎麼在舍音樂關係之外，找到了詞的傳續之路呢？是明代詞壇對於詞譜的創見，是清代詞壇積極尋找詞學的社會意義所在而已。今之詞學，所缺少的便是這些東西。雖然依託於先進的研究手段，開拓的研究範圍，但所研究的成果，無非是沿襲歸納各代詞學史，沿襲著前人詞話中對於各代詞人的風格分類--------所謂的創見，只不過是搜佚後對詞史拼圖的補全罷了。故而，現代詞學裡“模糊的界限”，算起來就是強行脫離創作卻又未曾尋找到依託後的困惑。
結言
竊以為，現代詞學之發展，並不能將創作與理論割裂而變作詞史學。反而應該積極的通過創作而提高審美素養，並結合史家之眼觀，這樣才能提綱挈領，發前人未發之疑，這樣才不至於使得在理念上提出創作與實踐割裂，卻又實際研究中把兩者弄得曖昧不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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