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词学与学词，说到底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古人搞词学，理念到是很明确，如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乃至清代的《惠风词话》、《人间词话》，要么是谈创作的技巧，要么是对创作的理论探讨，虽然方向狭隘，但总归是将“词学”与“学词”关联在一起了。
但现代词学则不然，自词学从古典转型到近现代以后，众多学术名家都纷纷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虽然词学范围在逐渐扩大，但似乎却偏离了词学的旨意-----我们可以说词学并不等于学词，但若无学词之创作，那么词学研究也是如无根浮萍一般无处可托。甚至于说，诸名家在研究过程中，不论是龙榆生的《今日学词之门径》还是胡云翼的《词学ABC》等等，却仍是在阳奉阴违的对待“理论”与“创作”，即在定义中将“理论”与“创作”割裂，但在内容上却又模糊了界限。
《今日学词之门径》、《词学概论》对创作与理论割裂之病
古典文学体系是以经学为主干，史、子、集为枝叶所构筑，但自西学东渐之后，这套体系便逐渐肢解，之余词学也是如此。如前言所说，传统词学要么是为词体范式的研究，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谈的“词别是一家”，张炎《词源·卷上》的音律图谱便是；要么是针对创作的技巧探讨，如《乐府指迷》、《词源·卷下》、《宋四家词选序》便是；要么是针对创作的理论探讨，如《惠风词话》、《白雨斋词话》便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创作”而延伸出来的研究。而现代词学在受到学术分科的影响下，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关于“词学”内容的讨论，都是力主把“创作”与“理论”分为二事。
龙榆生在《今日学词之门径》中斩钉截铁的将词学与学词区分开来，他说：“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治词学者，就以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态度务取客观”又说：“学词者将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陶铸消融，以发我胸中之情趣。”；同时，龙先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进一步点名了“词学”的意义，即“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逮至近代，胡云翼在作《词学ABC》的时候，开宗明义的便说：“我这本书是‘词学’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么去学习填词”。
非龙、胡二家如此，这种割裂是整个近现代词学研究中的主流声音，梁启勋认为词是“徒供读品”，所以词学便要当做是“对这一文本研究的学问”，李冰若更是站在学术分科的角度上侃侃而谈，说：“故研究词学亦分为几个方面去做，亦不是主张定要作成一个词人”。旧词学暂且不论，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指出，词学为起源、词乐、词律、词韵、传记、词集版本、校勘、笺注、辑佚、品论之研究------但很显然，词学在现代学术中的定义，却鲜有独立在创作审美之外而存在的。
起源、传记者，如龙榆生所谓的：“就以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与词体之渊源流变”其实是属于词史学研究的范围，这便像文学家和文史学家一样，后者的作用是：“迨世异时移，遗声阒寂，钩稽考察”，确实与创作不甚相干，但如词乐、词律、词韵，不关乎创作么？《词源》称作词第一先要便是音律，是乐之律，是词之韵；而校勘、笺注、辑佚、品论之类，看似在文献学之内，但无审美素养，如何品论作品？若不能品论作品，又如何从事词集的校勘、笺注、辑佚？故而，创作与实践联系之紧密，是绝难割裂而论的---------除非是将词学变作词史学。这点詹安泰看的很明白，他说：“
诚苟未学词，侈谈词学，纵能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只是沿袭，必无创获。”《今日学词之门径》《词学概论》模糊界限之病
很有意思的是，龙榆生并非詹安泰所说的“只是沿袭，必无创获”，作为近代词学之大家，《词学季刊》之主编，龙榆生在词学上的研究当可以执同时之牛耳；更有意思的是，标召“学词与填词原为二事”的他，其词学旨意却又是将理论建立在创作之上。
龙榆生有本教人填词的书，书名很直接的写作《词学十讲》。这本书（《词学十讲》）仅是用了极小的篇幅，去谈论了唐宋歌词的发展与近体诗与曲子词的演化过程，更多的篇幅却放在了创作指导上，第三讲是论选调与选韵，第四讲是论句读与表情，第五讲是论韵位，第六讲是对仗，第七讲是结构，第八、第九是谈四声与比兴，最后一讲是创作与欣赏--------以《词学》而为名，一共十讲，其中有八章是关于创作的梳理，这还能谈得上是“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么？显然是不能的罢？非止如此，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中，梳理各代词学，都以历代词家之典型捻出，以论其主流风貌。论南宋词之典雅化时，举姜夔、吴文英，并品藻词作、风格；论元明词之凋敝时，也各捻代表，品论作手，凡此种种，莫不是建立在龙榆生本身因创作实践而获得的审美素养而得来的--------根基在此，又如何将词学与学词相割裂呢？
逮至胡云翼为词学时，也是阳奉阴违的研究。《词学概论》在序言中声称不教读者填词，却教读者去欣赏词-------这真真是很荒谬的事情。须知，欣赏是作者与读者在审美上的共鸣，倘若不知作者的苦心孤诣，又怎么能欣赏到词作的好处来？《沧浪诗话·诗法》讲：“
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什么叫其初不识好恶？便是毫无根基是分不出是好是坏的；又《蕙风词话》谈读词之法是要：“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相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不通创作，如何能分辨的出何为“名句”，又何为“意境绝佳者”？这显然是悖论的逻辑了。
甚至于胡云翼称“词体在五百年前便死了”，这与梁启勋的词为“供读品”是一个意思：他们认为词乐已失传，现代人再不能将词付之于管弦，所以也再填不了词了------但我们考虑一个问题是，词乐在宋后便已经失传了，如果词体已经死了，那么学界公认的清代又是如何中兴的呢？他们是怎么在舍音乐关系之外，找到了词的传续之路呢？是明代词坛对于词谱的创见，是清代词坛积极寻找词学的社会意义所在而已。今之词学，所缺少的便是这些东西。虽然依托于先进的研究手段，开拓的研究范围，但所研究的成果，无非是沿袭归纳各代词学史，沿袭着前人词话中对于各代词人的风格分类--------所谓的创见，只不过是搜佚后对词史拼图的补全罢了。故而，现代词学里“模糊的界限”，算起来就是强行脱离创作却又未曾寻找到依托后的困惑。
结言
窃以为，现代词学之发展，并不能将创作与理论割裂而变作词史学。反而应该积极的通过创作而提高审美素养，并结合史家之眼观，这样才能提纲挈领，发前人未发之疑，这样才不至于使得在理念上提出创作与实践割裂，却又实际研究中把两者弄得暧昧不明了。
閱讀更多 無聊到巔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