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吃了個番薯，突發奇想，決定聊聊它。不然怕它覺得我沒心肝。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為旋花科番薯屬栽培種，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原產地為美洲中南部。後傳入我國並在全國各地推廣種植。起初，各地居民對番薯感到好奇，所以給它取名也不一致，除了番薯這個名字以外，還有叫朱薯、紅薯、金薯、地瓜、白薯、甘薯、甜薯、紅苕、山芋的。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眾所周知，「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是外來物種。但在早前，關於其是否古已有之也存在過爭議，直到現在，在農史界也依然有不同的觀點。古今中外多數研究者都認為番薯和我國古書中記載的“甘薯”不是同一植物，而是在明朝時期從美洲傳入，種植歷史並不深遠；而少數人則認為番薯與我國古籍中記載的“甘薯”為同一物種。鑑於此，番薯界也就催生了“甘薯土生說”以及“甘薯引進說”兩種觀點。這裡懶得探討。
關於其為何叫番薯，還是挺值得細說的。
其實，以往外來作物引種到中國的高峰期，大體為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就是：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221BC-580AD）、隋唐時期（581-907）、宋元時期（960-1368）和明清時期（1367-1911）。不同歷史時期引入推廣的外來物種，往往會帶有一定的歷史特徵和地域特色，這點光在它們的命名上就有跡可尋了。比如：
秦漢至魏晉引進的異域物種，多冠以“胡”字。如胡服、胡琴、胡麻（芝麻）、胡荽（香菜）、胡瓜（黃瓜）、胡蒜（大蒜）、胡豆（蠶豆、豌豆）、胡桃（核桃）、胡椒等。
南北朝以後，則多用“海”字，如海棠、海棗、海芋、海桐花等。
隋唐是中國作物引種的又一個高峰期，新引進的作物有：蓖麻、菠菜、芒果、西瓜等。
宋元及明清時期傳入的域外作物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紅薯）、番豆（花生）、番茄（西紅柿）、番椒（辣椒）、西番菊（向日葵）等。期間傳入的還包括占城稻、高粱、豇豆、胡蘿蔔、甘藍等。
到了晚清，從海路傳入中國的作物則多用“洋”字，如洋芋、洋蔥、洋白菜、洋槐、洋姜等。
在外來作物名字前加上前綴“胡”、“海”、“番”、“洋”等，往往是因為中國具有同類或類似作物，加前綴用以區分原產並標明其來源。另外有一些在中國是完全沒有的作物，可能會直接採用該作物原來的發音翻譯或音譯和意譯結合來命名。如葡萄、淡巴菰（tabacco，菸草）等。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如果說隋唐以前域外作物傳入中國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的話，那麼，宋元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世界地理大發現和重商主義的興起，明清時期是中國作物引進和推廣的一個高峰，尤其是原產美洲的作物，其中既包括玉米、番薯、馬鈴薯這樣重要的糧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類的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蔬菜果樹；也有菸草、陸地棉這樣的嗜好作物和衣被原料，總數超過60種，在今天的作物構成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的作物結構及種植制度，由於外來作物的引進及其廣泛的傳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廣東，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眾多的海外移民、對外貿易的優勢，在外來作物的引進與傳播方面，總是得風氣之先。因此，廣東在外來作物傳播歷史中，有突出的位置。
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有著上萬年農耕文化的歷史，但中國農業文明並不是一個孤立、封閉的體系。中國幾類重要的糧食作物中有四種源自國外（小麥、玉米、馬鈴薯、番薯）；幾類重要的油料作物中，有三種來自國外（花生、芝麻、向日葵）；古代中國，男耕女織，最重要紡織原料棉花（亞洲棉和陸地棉）亦來自國外。這些外來作物大多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經過長期適應和改良，完全融入中國傳統農業，成為中華農業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關於番薯傳入中國的背景，其實是由諸多機緣巧合的事件構成的。
首先，是明清時期對外貿易的日益發展。
在地理大發現以及重商主義盛行的影響下，殖民主義也悄然興起，這都促使西班牙殖民者把番薯從美洲帶到了遠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菲律賓。因為番薯價格便宜，又可以長期儲存，缺乏糧食和淡水的時候可以充飢解渴，運載貨物少的時候還可以壓船，以致它逐漸成為西班牙商人從美洲長期航海到菲律賓的最佳選擇。與此同時，閩、粵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眾多的海外移民，以及對外貿易的優勢，所以它們在外來作物的引進與傳播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當時往來菲律賓經商的中國人以及當地華僑人數眾多，這就給番薯傳入提供了條件。
其次，明朝政府實行糧食進口低稅的政策。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東南亞經商，購買了各式各樣的貨物，當你回到中國後，除了要繳納特定的稅款以外，每艘船還要另外加徵一百五十兩稅款。明朝張燮《東西洋考》卷七：“夫陸餉照貨科算，船盈則貨多，貨多則餉足，今不載貨而載米，米不徵餉，不費而獲厚利，孰肯載貨而輸餉乎？”所以，為減少損失，最好的辦法就是隻把糧食之類的貨物運回國。並且，萬曆年間規定：番米每一石進口須抽稅一分，而其中沒有番薯進口的抽稅規定。在國內還沒有番薯時，明政府鼓勵糧食進口的政策客觀上有利於番薯引進。
再者，土地兼併與流民問題日益嚴重。
明朝中後期，小到一般豪強地主，大到皇帝權臣，無一不強搶民地，建立私人田莊。就如明憲宗朱見深的第二任皇后孝貞純皇后的胞弟，最初賜田只有27頃，但他最終圈佔民田2200餘頃，整整翻了八十多倍。
土地被佔奪後的農民，大多會由自耕農變成佃戶（租地主家的田地來耕作）或流亡他鄉（成為難民到處逛）。封建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業人口，喪失土地的農民越多，農業經濟就愈益下降，人民生活也更加艱難。如何利用極少數的土地滿足廣大農民的生存，並使人口持續增長成為一個極其嚴峻的問題，這也是明朝中期以後流民大量湧現、農民起義不斷髮生的根本原因。當時豫、楚、川、陝交界的荊襄山區，浙、閩、贛交界山區，閩、粵、贛南交界山區，南直、浙、閩、粵近海區域，就成為當時流民的重要集聚地。流民主要集中在這些尚未開發的山區或林區，眾多的人口在這些貧瘠之地何以為生也一樣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
最後，自然災害頻發。
明朝不知是犯了太歲還是確實運氣不好，遇上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四次小冰河時期，導致自然災害不斷。明朝276年的歷史裡面，災害次數達到1011次，可謂空前絕後。其中，平均每四個月有一次水災，旱災平均每六個月一次。其他如蝗災、疫災、雹災、霜雪、地震、飢歉等，也是頻繁發生。據統計，當時災害最多的是水災，共一百九十六次；其次為旱災，共一百七十四次；第三為地震，共一百六十五次；第四為雹災，共一百一十二次；第五為風災，共九十七次；第六為蝗災，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飢有九十三次；疫災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災有十六次。”這樣的歷史背景註定了當時肯定有很多注意到番薯這類易種高產、適應性強的新作物的人，並且也考慮到了中國許多土地貧瘠，災害頻繁發生的問題，而番薯又有較強的抗災能力，適應社會需要。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關於番薯的傳入途徑，一共有幾個版本。
也難怪，個個都想爭第一，加上由於當時信息流通不暢，可能都以為自己是第一個吃番薯的那個人。此外，可能確實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傳入中國的，只是傳入到了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了不同的版本。
總結起來，有說從安南傳入東莞的，有從交趾傳入吳川的，有從菲律賓傳入長樂的，有從菲律賓傳入漳州的，有泉州的外國商人經由南澳島傳入福建的，有從印度和緬甸傳入雲南的。這些觀點都有相關史料記載，但也都眾說紛紜，其中影響力最大的還是陳振龍從菲律賓傳入長樂的這一觀點。
由於陳振龍引進番薯後得到官方的支持還得到了許多知名人士親自撰文推廣和對外宣揚，各地關心農事的學者如徐光啟等也努力傳播番薯，並著有相關文章；再加上陳氏家族幾代人通過各種官方、半官方和民間的途徑不懈傳播，陳振龍的引種無疑成為影響最大的一條渠道，一些著名的農業考古學家也充分肯定了陳振龍一家數代在引種和推廣番薯方面的突出貢獻。相比之下，其他途徑引進的番薯就沒有獲得如此多的關注和支持，有的可能試種失敗，沒有失敗的在小範圍內進行，僅靠自然的傳播，相關記載也只存在於個別地方誌和族譜中，也就難免影響甚微。但這些渠道之間僅僅是時間早晚、影響大小、海路還和陸路的區別。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關於番薯傳入的影響。
我國農業史上曾經有過兩個影響較大的糧食革命，首先是宋朝占城稻在江淮以南的推廣，然後是16世紀美洲高產糧食作物的引進。其中從美洲傳來的番薯確實是一種東西南北、無地不宜的高產作物，抗蟲、抗旱、對氣候條件要求低，能夠在貧瘠的山地和沙土地種植,擴大了耕地面積，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糧食總產量，有助於民食問題的解決，為人口的持續增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765年朝鮮一大員派人赴日本引進番薯時所作的一句詩“萬曆番茄始人閩，如今天下少飢人”，最能說明番薯的濟食作用。在《金薯傳習錄》中，陳世元盛讚番薯：嘉植傳南畝，垂閩第一功。
總之，在較長時期內，番薯對我國的農業產生了累積性的積極影響。
總結起來，就是促進荒地開發，增加耕地面積，緩解糧食壓力；救荒功能顯著；促進人口增長；改變糧食作物結構；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等。
但是事物總有兩面性，番薯的引進還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上，還使南方亞熱帶山區形成了結構性貧困，制約了亞熱帶山區產出多樣性，限制了商品經濟發展。
首當其衝的便是對環境的不利影響，一般認為，天然森林的破壞與人口增長和山地墾殖有決定性的關係，之所以導致全面墾殖則是由於其中一種關鍵性的糧食作物即番薯的引入。
明朝初年，人口七千萬左右，到了明朝末期，已經達到一億二千萬，而耕地的增長速度始終低於人口的增長速度。明朝大批出現的流民為了生存，進山後亂砍濫伐，開墾田地，番薯的傳入加速了這一過程。“墾山為隴，爭種之以代米”、“高山專以洋芋為糧，粒米不得入口”……當時生產技術落後，毀林燒山這種最原始的耕作方法成為流民墾殖的主要方式，開闢出來的山地被大量種植番薯等高產作物，最初幾年往往會有較高的產出，而且無需施肥就能獲得豐收，“伐林開荒，陰翳肥沃，一二年內，雜糧必倍”，番薯為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口糧。
山區墾殖雖然增加了耕地面積，暫時滿足了糧食需要，卻因此造成了生態失衡、水土流失，地力嚴重衰竭。一般情況下，山地在耕種四五年後，土層就鬆動了，本來山就陡峭，夏秋雨季到來，泥土被順勢衝下山，只剩下石頭。“自改土以來，流人麋至，窮崖邃谷，盡行耕墾。砂石之區，土薄水淺，數十年後，山水沖塌，半類石田”；流民墾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種植十倍，一旦下大雨，溪流淤積，十餘年後，沃土無存，地力衰竭。土地日益貧瘠，即便加大施肥也收穫極少，而人口仍然在逐漸增加，農業產出降低，農民就必須另尋山地，不得不每隔幾年就重新砍伐森林墾荒以維持生存，砍伐森林越多，水土流失越嚴重，土地越貧瘠，就需要更多土地才能滿足生存需要，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雨水沖刷下來的泥土沙石還殃及附近田地和房屋，下游河流泥沙淤積，洪澇災害頻繁，還會因此引發地區小氣候的變化，對整個地區的農業經濟都造成負面影響，這種消極影響是深遠的，在古籍中多有記載。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
說了那麼多，下面以我小時候的經驗，來跟大家探討一下怎麼去種番薯。
首先，需要選擇優良的番薯品種，比如西農431、紫菁l號2號、脫毒徐薯18號22號、湘黃1號、豫薯5號10號12號等，大家可以根據具體的用途來選擇合適的品種。比如高澱粉品種有徐薯12號、18號和22號；用於食用及加工的，可以選擇高糖、高維生素的豫薯5號、10號、22號、水果薯、山川紫、紫心薯等；用於飼料，可選擇魯薯3號、廣薯62號等。如果條件允許，還可以推廣脫毒種苗，提高薯種的抗病性和產量。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徐薯18號）
「番薯 Ipomoea batatas (L.) Lam.」（紫心薯）
其次，要選擇土壤肥沃、土質疏鬆、透氣性好、陽光充足、排灌方便，並且沒有種過番薯的沙壤土和砂性土，配合使用高效有機肥、腐熟的有機肥以及生物菌肥。
而種植的種薯，最好選擇無損傷、無病蟲害、質量在250-450克之間的薯塊，也可以選擇脫毒種薯，以增加最多30%的產苗量，而且番薯產量可以增加20%以上。
番薯為無性繁殖，無明顯成熟期，其生長時間越長，產量越高，要適時早栽，最好夏季前栽完，確保其生長期達到120天。常規的夏季番薯種植時間，一般是在4月清明前後進行，10月完成收穫。所以需要在清明節開始起壟，因番薯屬於塊根作物，較深的土層有利於其塊根生長，所以最好是壟高15cm左右，行距在40-45cm之間，株間距20cm左右，栽植的密度也要控制好。當薯塊栽種進土中時要斜放，保持頭尾一致，再蓋上3-4cm的泥土，等到番薯苗長到30cm左右的高度時，需要掐去其頂尖部位，這個做法稱為打頂或打尖，以促進其分枝和增產，使其莖蔓粗壯、葉片肥厚、頂葉整齊。
在種植期間，還需要特別注意田間管理，大致包含苗期管理、中期髮根分枝及結薯管理、防澇排水及防翻蔓管理、莖葉盛長期管理、塊根膨大期管理以及病蟲害防治管理等。這期間我並沒有親自去試驗過，所以這裡就不詳說了。
最後，到了收穫的季節，由於夏季過後氣溫一般會持續在20℃以下，這時如果你看到番薯葉開始萎縮變黃，那麼就可以挖坑刨根取薯了，這一步最好是在晴天進行，可以避免雨水黏土。當然，正常人一般也不會趁著颳風下雨的時候跑去挖番薯。
中國番薯規模如此之大，說起來卻僅有400餘年歷史。它在饑荒年代是人類的“救命”食物，它的價值遠遠超過其甜味和澱粉能填充人類的胃。在革命戰爭年代，番薯同樣成了奢侈品，正是它使無數革命家帶領廣大勞苦大眾從吃紅番薯走向吃小米，率領他們從盛產番薯的鄉村包圍城市，建立了新生政權。
當人們告別饑荒歲月後，如今烤番薯成了街頭巷尾的一種零食、點心，一些加工廠還把番薯加工成番薯幹，經過包裝投放市場成為當地的特產賣。我們人類在食五穀雜糧幾千年後的今天，最終告別了番薯，以稻穀為主糧。
人們早已忘記了曾經的番薯歲月。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生的這幾代。
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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