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中所言：
“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樂制度是西周時期發展出來的的全新的制度，此制度是西周時期的幾大成就之一。它不僅僅對西周時期的政治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也從此流傳整個封建時期，成為我國古代社會中規範人們言行舉止的一大主要因素。
它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是我國古代幾千年文明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最根本的因素。所謂的“禮”是中國華夏民族的標準性所在，“禮”分為廣義理解和狹義理解兩種。廣義的“禮”，就是我們常說的包羅萬象的文化，包括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一個社會的文學藝術和習俗、以及相關的法律、宗教甚至軍事方面等等，這是中華文明中物質和精神的綜合。
周禮對前朝殷商文明進行繼承與發展，以“血緣宗法制”為核心，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度，在政治上堅決執行分封制，加強統治秩序。並將冰冷的宗教條例成功轉化為具有人文意味的條例，開創獨特的禮樂制度。
在查閱大量考古資料和文獻的過程之中發現，殷商的文明發展已經比較的發達，其中作為典範的就是商代的祭祀。在商朝時期，諸多的貴族社會活動中，祭祀活動所佔據的比例最高。有祭祀天地神明、山河風雨等，也有常見的出現最多的就是祭拜祖先。
而在周代，它延續了在殷商就已經發展的比較完備的關於官職設置的制度、嫡長子繼承製、等等。在《論語》中孔子曾雲：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益也，可知也。”
周禮在很大程度上有延續了殷商的傳統，同時在它的基礎之上進行了發展和創新。
其一便是西周的核心制度：血緣宗法制。而這種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度。該制度在殷商之時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在西周時期才真正的完善並且穩固下來。
所謂嫡長子繼承製度，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明確的規定確立繼承者，維護朝堂與社會的穩定，防止了動盪與爭亂。嫡長子這一血脈是規定中的大宗，而非嫡長子的一脈就是規定的小宗。
小宗與大宗之間是有明確的界限和等級的差異，小宗是出身於大宗的，小宗一系列的經濟利益基礎也同樣是出自於大宗，小宗是需要對大宗負責的。具體的劃分如下：周天子就是天下最大的大宗，各地負責的諸侯相對於周天子來說是小宗，而諸侯下面的士大夫相對於諸侯而言就是小宗而諸侯是大宗，並由此向下類推。
周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大宗，而諸侯是分封下各國的大宗，在各個世家家族的內部，同樣是有大小宗，高低等級之分。利用血緣進行維繫，在最初時刻，各級成員的血緣非常親密，可以將整個王室以及各自的大宗緊緊的維護好，西周從一開始創建走到盛世，此法便是重要的法寶。
西周就在此制度之上建立了分封制度，分封制度的建立基礎的關鍵所在就是宗法制度了。在西周初期，適合穩定當時朝局的最合適的方式就是實行分封制。在那時，周天子對於天下的掌握和控制的能力都是非常有利的體現，所以在西周的等級制度雖然森嚴但同樣是帶有濃厚的親情的意味在的。
西周時期將冰冷的宗教條例成功的轉化為具有人文意味的條例，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複雜的具有全新面貌的禮樂制度。在殷商時期對於民眾百姓的重視太少，注重於強調鬼神，他們對於鬼神的迷信非同尋常，不論在生活中遇到什麼事情都要進行占卜，佔兇問吉。
而周人同樣的繼承了這一傳統，祭拜鬼神，認為天神為大，是授予王權的源頭。但與此同時也為自己為何這麼維繫天神作出自己的辯解。
周人同樣也占卜，於殷商不同的是，在西周的占卜的方式禮儀要簡潔的多，占卜多用龜殼錢幣作為道具。其三西周的許多官員的官職都是繼續使用殷商所留下的，周朝的禮樂制度是具有非常複雜而龐大的體制，是殷商遠遠不能及的，在整個西周禮樂之中一直都保留著上尊下卑的意味。
西周禮樂制度構建“五禮”體系，講究祭祀神明與天地和同理心，從親友交往弔唁到國家外交禮儀往來，百姓到軍事將領，再到統治者，無一不積極踐行“五禮”，為禮樂制度穩固基礎
關於西周的禮儀制度有多種說法，有分為“三、四、五、六、八、九禮”等等的說法，但是在這其中最為系統常用的方法是“五禮”，分別是“吉”“兇”“賓”“軍”“嘉”。
居於五禮之首的當為“吉禮”。《周禮 春官 大宗伯》曰：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吉訓為福，吉禮的“禮義”就是“事神致福”。
其中總共的三禮，就是吉禮的一整個的核心所在。事天，即為以祭祀神明為主，祭祀天地祭祀天地中的日月星辰。其次是事地，也可以一分為三，以血祭，將牲畜的血滴在地上，去祭祀人們最為重視的社稷、五嶽、五祀等等。同樣有祭祀的山川，也有祭祀四方百物。
而後的“凶禮”，“凶禮”是與“吉禮”相對的一種禮儀。凶禮有五個項目。其一，有為死者進行哀悼的“喪禮”，根據親友與死者的血緣親疏關係，所對應的要穿的喪服和進行服喪的時間都是大有不同的。
其中的“荒禮”是指一種同情禮儀，當其他的國家或者地區面臨發生時的重大災禍以及悲慘遭遇時，向他們表達的一種同情之心禮儀。
例如，國家發生嚴重的饑荒，大臣們和天子為了表達自己的同情之心而撤去歡愉禮樂等行為。當其他的國家發生了旱澇自然災害時，大臣們和天子派遣使者前去慰問的禮節。當自身的同盟國家被人侵略時，向其提供一些補償。
當鄰近的國家遭受到了騷擾和侵犯，對這些國家提供一些支持和幫助。這“凶禮”中的核心制度就是“喪禮”，在“喪禮”中最為重要的即為當中的核心，服喪制。“五禮”中的三禮是“賓禮”，所講究的就是天子與諸侯之間相待的禮儀。
孫詒讓在《周禮正義》所云：
“賓客之禮主於敬，故謂之賓禮。”
“賓禮”是由天子敬重諸侯，而諸侯相敬於天子的禮儀。在西周時期，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各國的諸侯都要進京去覲見天子，便是由此形成的禮儀。
最後是“軍禮”，是為了所有與軍事活動所相關的一整套禮儀制度，在中央、諸侯、士卿大夫、他們之間都會需要軍事和武力的支持，這也是需要禮儀的系列活動。其五是“嘉禮”，嘉禮是為了聯繫人們之間的感情，進行溝通和交流，維繫人際關係的禮儀。
西周禮樂制度構建的“五樂”制度和禮器與“五禮”形成相得益彰的配套，達到“禮樂諧配”的理想狀態，“五樂”的涉及範圍廣，統治者通過聽不同的樂曲，來強調等級的森嚴，強化禮樂制度的穩固
在《呂氏春秋 古樂》中所言：
“樂之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造也。”
誠然如其所言，西周時期的古樂並不是新創，而是承襲古中之樂，並且與人們所熱衷的祭祀活動息息相關。西周的古樂制度是與西周崇尚的所謂的“禮”是配套的實施的，民間通俗的將它稱之為“禮樂諧配”。
在當時絕大多數的禮制都是由樂所配，但並不是所有的都是有樂所配合的，例如在喪禮時以及昏禮時都不會使用樂。這大多都屬於少數，多數時候都是配套使用。在宗周的樂制是各異分為五個方面，即“樂教”“詩樂”“樂舞”“用樂”“樂懸”。
在樂教制度下，西周設立了專門服務的音樂機構，設有諸多的樂官，有“大司樂”、“樂師”、“大師”等等。據粗略的統計，有二十多種官職和將近一千四百多人的龐大的隊伍。大司樂就是西周專門管理學校教育的職務，在這一時期教育的主要對象就是貴族的子弟們。教育他們的內容包括樂德、樂語、樂舞。
關於詩樂，詩是難以離開祭祀。其主要的內容是去歌頌祖先的功德大業。其中的《雅》是專門為了宮廷官場尋樂，還有一種即為收集民間的詩歌，主要的代表作就是《詩經》。
而樂舞制度這一特殊的體制也是專門的為天子所服務的，對於不同體制，不同的觀眾有不一樣的舞蹈陣列。在《左傳 隱公五年》中所提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用樂制度則主要用於祭祀，在祭祀的儀式中，在不同的階段和時期所用的的樂也是有所分別的。在升歌之時，即要使用《清廟》而不是《王夏》，而且不同的等級所能夠使用聽奏的曲目都是不同的。
西周的禮器有青銅禮器，青銅在當時的時期，尤其是用青銅熔制的鼎，是極其尊貴的東西。其中還出了一個成語典故的來源，“問鼎中原”所指的就是楚莊王想要稱霸諸侯，取代西周的意圖，由此也可見鼎器在西周時期的重要的象徵意義。
西周禮器是用玉製度的表現，用玉製度也分為三種情況，有儀式的用玉，也有在配飾當中用玉，最後一種是喪葬的用玉。
西周禮器也指服冕制度，孔子非常的推崇這一制度。綜合上面的總結，可以瞭解到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非常的完善也極其的複雜。這一制度體系，對於我國後世的影響非常之大，至今也對於人們的思想以及政法有著深入人心的影響。
參考歷史文獻：
《殷周制度論》
《左傳》
《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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