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盛開的攀枝花

餘皓 || 一朵盛開的攀枝花

——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參觀記
在我的想象裡,攀枝花應該是大紅色,一朵朵如火在林立的煙囪前熱情奔放地盛開。


餘皓 || 一朵盛開的攀枝花

讓我想不到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一個隆冬,我真正到達攀枝花,迎接我的是陽光和白雲。我到達攀枝花的方式有如好來塢大片,飛機在莽莽群山上盤旋,巨大的轟鳴聲不絕於耳,機翼下群山起伏,像一片褐色的海洋無限蔓延。一陣轟鳴過後,飛機降落在一個山頭,我走下舷梯,眩目的陽光激得我眯住雙眼,恍惚中一朵白雲從眼前掠過,我一驚,睜開雙眼,周圍山頭林立,白雲繚繞。我到了一個怎樣的仙境?接機的司機說,機場在海拔1980米的山頂,氣流太大,飛機要盤旋很久才能找準山頭。
汽車順著山路往下盤旋,沿途綠樹成蔭,鮮花盛開,季節已是數九寒冬,這裡卻春意盎然。轉過幾個山頭,在一個分岔路口,司機告訴我,往左轉是去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的道路,博物館是攀枝花不可不看的風景,從空中俯視,像一朵盛開的攀枝花。攀枝花真的是一朵花而不是一個地名,我的想象是真的,我興奮地纏住司機想去見識攀枝花。他回答攀枝花又名紅棉,原產印度,是熱帶及亞熱帶落葉大喬木,外形高大,春節前後開花,先開花後長葉,花開時滿樹鮮豔。你們來早了,但可以去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看看,那裡面儲藏了攀枝花和三線建設的記憶。攀枝花原名渡口,最初只有七戶人家,門口有株高大的攀枝花樹,找礦的勘探隊找到這裡,就順口叫攀枝花了。攀枝花是全國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城裡的人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因為三線建設移民而來。


司機的提醒讓我一愣,三線建設進入了博物館,三線成了遙遠而古老的記憶?可不,曲指一算,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半個多世紀,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在博物館的陳列裡只能算現代史,但對於被“好人好馬上三線”口號召集來的三線人,卻不是牆上的一句標語口號,而是幾代相連的命運改變。作為在三線廠長大的三線二代,我只是大時代裡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運是如何被時代浪潮拍動的?帶著命中註定的疑惑,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來到博物館參觀。
博物館坐落在群山之中。攀枝花市是萬里長江上游的第一座城市,金沙江,雅礱江在這裡交匯,這裡的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房子大多依山而建,博物館也不例外,錯落有致的山頭圍繞著一朵盛開的攀枝花,這個美景從空中俯視美不勝收,從陸地仰視也讓人震撼。走近博物館,一幢花瓣狀四稜形的米色建築映入眼簾,它用黑色大理石鑲邊,玻璃做面,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百歲老人宋平題的館名:“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十二個鎦金大字鑲嵌在門頭。
邁進大門,迎面一個展廳,廳前立著一個高臺,高臺周圍綠樹環繞,臺上奉著毛澤東的半身塑像,塑像後立著一塊透明玻璃,寫著極具特色的毛體字: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著。鮮紅色的字體,透著毛澤東的焦慮和期盼。我彷彿看見他日夜不寧,在巨幅的中國地圖前踱步,思考著中國的未來。他在醞釀一出頂層設計,這場設計的名稱叫三線建設,這場設計的重點在攀枝花。為什麼是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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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順著指示牌,來到一個展廳,看見一幅特別的中國地圖,上面標著中國三線建設區域劃分示意圖。這幅地圖用醒目的藍綠橙三色把中國從四周分割成三層。藍色是外圍一線,綠色是過渡二線,圍在中間的橙色是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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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橙色地帶是中國西南山區十三省,我在地圖上找到攀枝花的大致位置,川滇交界處。這個敏感的位置讓我想到一張網紅圖片:滇緬公路24拐。抗日戰爭時期,當中國所有的外部通道被切斷時,這條公路成了中華民族的生命線,這條公路揭示了雲南與緬甸之間的聯繫具有關係全局的重要戰略意義,它是中國通往印度洋的關鍵通道。攀枝花做為通道上的站點,擁有便利的交通和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以打造成工業重鎮,成為中國的戰略後方。中國有了這樣的戰略後方,才不會出現抗日戰爭那種手慌腳亂的局面,才不會懼怕咄咄逼人的戰爭威脅。攀枝花成了毛澤東的定海神針,這個鋼鐵基地建好了,他才睡得著。

我站在這幅地圖前,深深體會著毛澤東在五十多年前,面對共和國面臨的虎狼環伺的兇險格局,果斷地投擲出“三線建設”這步大棋,是多麼深謀遠慮、堅定有力啊!
我帶著對歷史的思索,繼續往前走,在一個展櫃裡看見一張珍貴的文件,這是周恩來寫給毛澤東關於三線建設報告的原件,毛澤東龍飛鳳舞的批示:此件已閱,退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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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件顯示出三線建設是十足的頂層設計,主席謀略,總理執行。
再往前走,我看見一排照片,這是當時三線建設領導小組成員,清一色的開國元勳,陣容強大:三線建設領導小組組長李富春,時任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國務院工交辦主任。副組長簿一波、羅瑞卿,簿一波時任副總理兼計委副主任、經委主任,羅瑞卿時任副總理、總參謀長、國防辦主任。組員有: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楊成武、張際春、趙爾陸、呂正操、程子華、谷牧、韓光、周榮鑫。


在這排照片裡,我第一次看見了傳說中的趙爾陸,他全副戎裝目光炯炯地望著前方。我們廠的老前輩給我說,我們的廠址就是趙爾陸親自在直升飛機上選定的。他坐著飛機在空中看地勢,看中了,在地圖上劃條線,我們的老前輩就扛著紅旗沿著他指引的方向挺進大山溝。


那是真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我感嘆地繼續向前參觀,看見一幅實景畫,一部披紅掛綵的解放牌卡車整裝待發,周圍站滿敲鑼打鼓放鞭炮的送行人,兩邊掛著標語: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幅畫洋溢著那個特定年代的朝氣和激情,我想前輩們就是以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精神,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勇往直前,在人跡罕至的大山溝裡建成了一座現代化的軍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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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博物館裡遊走,一臺手動電話交換機落入我眼底,這臺舊機器很像現在的電腦操作檯,不同的是豎起的檯面上佈滿黑洞洞的插口,它默默地呆在一個角落。角落上方掛著一張照片,一群戴著耳機的女話務員坐在機子前緊張地忙碌著。照片前頭的女話務員留著長長的辮子,她的模樣好像我媽媽,她當年就是甩著長長的辮子,義無反顧地帶著年幼的我從城市到大山溝裡接線。她坐了一天一夜汽車到達後,連行李也沒有打開就趕去上班,我只好隨她坐進總機房,新奇地看著周圍的一切。在我童年的眼裡世界是那樣神奇:那長著五顏六色插孔的交換機是多麼高大,戴著耳機的媽媽是多麼神氣,她靈巧的雙手在紅黃橙綠的插孔間來回穿梭,各種各樣的聲音就長長短經地從這裡流出。我覺得媽媽好偉大,象個神奇的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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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慨萬千地撫摸著這臺機器,就像撫摸我的童年。三線建設真是全國一盤棋,格式統一步調統一,我生在湖南長在湘西,居然在川滇交界的攀枝花找到了人生切入三線的初始點,這臺機器像一個神奇的按鈕,開啟了我三線二代的生涯,我驚奇地發現少年的生活在博物館裡一一呈現:一棟乾打壘的二層樓房,房上寫著“艱苦創業無私奉獻”;一間小屋子,裡面放著雙層床,書桌,大立櫃。我彷彿看見少年的我被軍號從雙層床上驚醒,一彈而起,從書桌裡扯幾張飯菜票,背起書包在食堂買饅頭,一邊啃饅頭一邊奔向學校。奔著奔成奔成了青年,奔進了車間。我在熱氣騰騰的車間實景圖前停留良久,看著那些熟悉的車銑刨磨鉗床子,彷彿聞到一股夾雜著汽油機油的金屬自豪感:咱們工人有力量,要把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那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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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人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一些工業基礎薄弱,很少工業、國防、科技能力的三線地區,成長為現代化的工業城市,一些不毛之地成為現代中等城市。攀枝花市、六盤水市、十堰、金昌完全是因為三線建設而興起的城市;而重慶、成都、貴陽、昆明、西安、蘭州、太原、西寧、銀川等中心城市的工業知生產能力也因為三線建設而大大加強;至於三線省區因三線建設而得到加強的中等城市那就更多了。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企業、上市公司,如二汽、江漢油田、長慶油田、攀鋼、酒鋼、成飛公司、東方鍋爐、東方電氣等等,都是因三線建設而成。

二十多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一瞬,對於成長的我卻是整個青春,我在三線建設的洪流中長大,長大後三線建設進入調整階段。1986年,中央成立了三線建設調整辦公室,博物館保存了這份原件。我在這份文件前駐足良久,命運在這裡開始了轉折,我們廠從這時開始實施搬遷計劃,時代的浪潮就是這樣裹挾著我滾滾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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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了三十年,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成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百歲老人宋平題寫了館名,博物館展示了館名的由來,宋平同志處的來信原件和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陳東林的收信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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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看見了很多口述視頻,原國家計委三線辦主任王春才的口述視頻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這位可敬的老人一生投入三線建設,對三線建設的文化建設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據統計,口述歷史視頻120人,8000多分鐘。這項展覽很新鮮,別的博物館沒有,他們展覽的歷史太久遠,只有圖片和文物靜靜地訴說,而這裡三線建設的親歷者可以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後人,給後人留下真實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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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裡不斷有人進進出出,大多是老人,他們大約和我一樣,都是三線建設的參與者,他們的臉上都寫著懷念和虔誠。
我走出博物館。陽光把整個攀枝花攬進自己的懷中,遠處群山魏巍,博物館像一朵盛開的攀枝花開在群山之中。
攀枝花是一座城,城裡有一朵永不凋謝的攀枝花。一座城市因三線建設而得名,一段歷史被一座城市紀念。是三線建設造就了城市?還是城市烘托了三線建設?或許都是。


2020年1月7日


作者簡介:餘皓筆名湘女,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寫作學會會員。出生在湘江河畔的長沙城,生長於湘西沅陵大山深處一個備戰備荒年代興建的軍工廠,生活在洞庭湖畔的岳陽城。作品散見於《湖南日報》《湖南工人報》《長沙晚報》《廣州文藝》《吐魯番》等報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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