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納撒尼爾•霍桑是美國十九世紀最富盛名的浪漫主義小說家，出生於新英格蘭的一個傳統的清教徒家庭，因而基督教思想對他的影響可謂是根深蒂固，對其創作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代表作《紅字》就是以殖民地時期嚴酷的教權統治為背景，描寫了身處宗教壓抑下的芸芸眾生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狀況，從而揭示了人的自然本性與宗教束縛的矛盾的主題。
小說描寫了十七世紀中葉發生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蘭的一幕愛情悲劇：年輕貌美的海斯特·白蘭嫁給了偽善的老學究羅格·齊靈渥斯為妻。在被告知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虜失蹤後，她與青年牧師丁梅斯代爾暗中相愛並生下一女。後來事情暴露，白蘭因犯通姦罪，被判處胸戴紅色A字示眾。白蘭勇敢地承擔起所有責任，而丁梅斯代爾則逃脫了懲罰，事後一直受到良心的煎熬。後來，齊靈渥斯潛回新英格蘭，處心積慮地折磨丁梅斯代爾。經歷過一系列的曲折之後，白蘭因美好的德行贏得了人們的諒解和尊重，丁梅斯代爾在公眾面前袒露自己的罪責後死去，而齊靈渥斯則良心發現，臨死前將大筆遺產留給了白蘭與丁梅斯代爾的私生女珠兒。
《聖經》是基督教的文化精髓，同時也被看作是西方文學創作的源泉。在宗教氣氛濃重的環境下長大的霍桑，自然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其作品中有著不可避免的《聖經》情結，這種《聖經》情結在其代表作《紅字》中表現得極為突出。然而，對《聖經》與《紅字》之間的聯繫，論者們大多傾向於借用諾斯霍普·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解讀該作品中的《聖經》原型，很少有人對二者的互文性進行研究。
互文性作為一個重要的批評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是西方後現代理論的一個關鍵學術概念，也是解構主義批評的中心話語，通常用來指稱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該術語最早由法國女批評家、符號學家和心理分析學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於1969年出版的《符號學》一書中提出。克里斯蒂娃指出，“正如意指作用由無限組合的意義不確定地反映出來，主體則被投射入一個巨大的互文性空間，在那裡他或她變成碎片或粉末，進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與他人的文本之間無限交流的過程中”，“每一個文本都是用馬賽克般的引文拼嵌起來的，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
在閱讀一部作品時，很多讀者都會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就是因為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必然會吸收、轉化和借鑑先前業已存在的文本，而這種吸收、轉化和借鑑就會產生文本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論強調的是文本結構和意義的非確定性，認為任何文本都沒什麼界限，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其他文本存在。每個文本的意義都產生於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一方面該文本的釋義依賴於文本內部各種要素的關係，包括文本中圖像與語詞之間的互文性；另一方面讀者對該文本的理解還取決於該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
筆者認為，《紅字》從場景描寫、人物刻畫、敘事結構以及主題揭示等諸多方面，都體現出了對《聖經》文本的“忠實”或“嫁接”，從而使二者形成了鮮明的互文性對照。因而，通過對《紅字》與《聖經》文本的互文性研究，筆者擬從互文性這一理論新視角，對《紅字》進行重新解讀。
一、場景描寫的互文性
《舊約•創世紀》中的伊甸園是上帝親手創造的人間樂園，水豐樹茂。園中有一條河，河水清澈見底，蜿蜒曲折，滋潤著園中的萬物。河流兩岸生長著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鬱鬱蔥蔥。在那裡，人類生活在和諧的自然狀態中，無憂無慮，也無死亡的危險。而在《紅字》中，森林作為一個重要的場景被不斷的提及。“那條林間小路源自殖民者集居的小鎮，一直通向森林的深處——一個原始、純樸而又自然的狀態，遠離文明喧囂的紛擾，遠離宗教那令人窒息的氛圍”。在筆者看來，作為一塊遠離令人窒息的清教教義和專橫的社會制度的一片淨土，森林這一意象是對於伊甸園神話的再現。因為只有在森林中，主人公才能感到一種前所未有過的自在和輕鬆，才能成為不戴任何面具的自然人；只有在森林中，白蘭才能摘下紅字，還原為真實的自我，恢復她女性的青春與美麗，而丁梅斯代爾也常到森林中漫步，藉以讓自己的思想感受天使般的言辭；也只有在森林中，小說的主人公才能敞開心扉，體味愛情的自由與快樂；然而，也正是在森林中，主人公像亞當與夏娃一樣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
《舊約·創世紀》中記載了亞當與夏娃在伊甸樂園過著人間天堂的生活，卻因禁不住撒旦的誘惑偷食了善惡樹上的果子，違背了上帝的旨意，犯下了必須世代救贖的原罪，被逐出了伊甸園。而年輕漂亮、光彩照人的白蘭，對於英俊博學、才情橫溢的丁梅斯代爾而言，無疑具有難以抵禦的魅力。她就是邪惡的力量，她的情慾是清教主義的洪水猛獸，更是魔王撒旦的誘惑。在黑暗、陰鬱的森林裡，白蘭上演了另一幕夏娃引誘亞當的故事，而丁梅斯代爾多年來幽閉緊鎖的情慾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使他犯下原罪，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在森林裡，白蘭和丁梅斯代爾如火般的情慾焚燬了基督教的禁慾主義。
而後，白蘭還在森林裡鼓動丁梅斯代爾逃離波士頓：“讓一切重新開始！只因為一項試驗的失敗，你就放棄一切可能嗎？不能這樣！未來還充滿著機遇和成功，還有幸福可以享受！……站起來，離開這裡！”在白蘭那種夏娃式的引誘下，丁梅斯代爾也開始困惑，不禁捫心自問：“究竟是什麼纏著我，誘惑著我？我是瘋了，還是著了魔，莫非我在森林裡與他簽了契約，並且是用自己的血簽了字？”
於是，在霍桑筆下，那片森林不僅是亞當和夏娃歡樂嬉戲的伊甸園，也是夏娃引誘亞當並導致人類最終失去樂園的淵藪。於是《聖經》中的伊甸園與《紅字》中的森林，經過作家的審美和情感轉化，最終在互文性中合而為一了。
二、人物刻畫的互文性
《聖經》對霍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在《紅字》中，霍桑便巧妙地將亞當與夏娃的形象“移植”過來，藉此賦予其筆下的人物更深刻的內涵。由於霍桑在刻畫筆下的人物形象時，他所使用的言語和流露出的感情常常處於對立、矛盾的地位，這就使得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顯示出截然相反的個性和特色。因而，讀者從白蘭和丁梅斯代爾身上聯想到的不僅僅是夏娃和亞當這種單純的互文關係。事實上，《紅字》中的主要人物與《聖經》中的相關形象之間存在著多重的互文性指代。
2.1 白蘭與《聖經》形象的互文性
在霍桑筆下，白蘭既是叛逆與墮落的夏娃形象的體現，也是善良與聖潔的聖母形象的文學再現，而且還是替罪羊形象的再現。剛來到新英格蘭時，她本可以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但她卻如夏娃一樣偷吃了禁果，違背了上帝和基督教的教義，被逐出了伊甸園。然而白蘭並沒有遠走高飛、逃避罪責，而是勇敢地擔負起罪責，開始了漫長的贖罪生涯。最終，她用自己的德行感化了眾人，也救贖了自己。而原本象徵恥辱的紅色的A字，在人們心目中，後來也變成了“天使”（Angel）的縮寫。此外，白蘭身上還體現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於夏娃的聖母形象。當她站在刑臺上，因犯通姦罪而遭受示眾的懲罰時，霍桑寫道：“在這清教徒的人群中，要是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他準會從這美麗的婦人，從她那絢爛如畫的服飾和儀態，從她懷中的嬰兒，聯想到被無數著名的畫家競相表現的聖母形象”。這裡，白蘭又成了
聖潔的聖母瑪利亞的形象。除此之外，《紅字》中白蘭的形象也符合《聖經》中的“替罪羊”原型。“上帝耶和華為了考驗亞伯拉罕，讓他把他的獨生子以撒作為祭品獻給上帝。亞伯拉罕非常虔誠，於是，他就按照上帝的話把兒子以撒帶到指定的山上，準備將他獻給上帝耶和華。正當他舉刀要砍兒子的時候，上帝相信了他的虔誠，並及時阻止了他。於是亞伯拉罕就捉住一隻羊，把它作為祭品獻給了上帝”。
而這隻無辜的羊，便成了亞伯拉罕兒子以撒的替代品。小說中，年輕美麗的白蘭因父母包辦而嫁給年邁畸形的齊靈渥斯後，從未感受到過愛情的滋潤，婚姻十分不幸。然而，當時的清教思想卻禁錮著她的身心。在丈夫的安排下，白蘭獨自一人來到新英格蘭，孤苦一人，無依無靠，而丈夫卻一直杳無音信。在這種情況下，白蘭遇到年輕牧師丁梅斯代爾，並與之產生了戀情。白蘭對愛情和幸福的追求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白蘭是無辜的，但她卻因觸犯了當時的清規戒律，成了為世人所不齒的通姦者，遭到胸戴紅色A字示眾的懲罰。白蘭的婚姻從剛開始就註定了她要成為清教祭壇上的替罪羊的結局。小說最後，當白蘭重新回到美國之後，她繼續過著贖罪的生活。當地的人，特別是婦女都來找她，向她傾訴自己的不幸或罪惡。在他們的心目中，白蘭就是替罪羊，可以幫助他們消除一切不幸或罪惡，並向他們預示新生活的來臨。
2.2丁梅斯代爾與《聖經》形象的互文性
小說中的另外一個主人公，丁梅斯代爾也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聖經形象：亞當和基督。丁梅斯代爾的名字Arthur Dimmesdale 的縮寫AD，很容易使人聯想起Adam（亞當），其經歷也與亞當在《聖經》中的經歷相類似：天堂——原罪——墮落——受苦——懺悔——救贖。他原本是個深受人們愛戴、年輕有為的牧師，虔誠地信奉上帝，恰如上帝剛造出來的亞當。然而，原本“一個天堂中的人，但他卻未能永遠居於天堂，而是在激情的衝蕩之下違背了上帝的教誨，偷吃了禁果，從此走向了墮落。丁梅斯代爾的墮落是典型的亞當式的墮落，從直接蒙受神的恩寵，到從他所眷戀的天堂墮入永無止境的苦海中去”。
丁梅斯代爾在犯下通姦罪之後，儘管則逃脫了世俗的懲罰，但他把紅字刻在了胸膛上，烙進了心坎裡，忍受著良心的煎熬，時時刻刻地折磨自己，為自己當年所犯的罪惡而懺悔。他在密室內鞭打自己，在白蘭被示眾的刑臺上夢遊，但是卻缺乏勇氣和意志力公開自己的罪惡。於是，選擇了沉默、自我懲戒和自我折磨的他，更加投入地從事宗教事務，盡心盡力用他的佈道、教誨和善行去幫助人們，使他們重新找到了精神支柱和生命動力。因為他“對犯下罪惡的同胞能有如此親切的同情，他的心能與他們的心之間產生如此的共鳴，將他們的痛苦收容自己身上，而將自己內心的陣痛通過娓娓動聽、滔滔不絕的雄辯傳染給他們”。
最終，他勇敢地走上白蘭七年前站過的刑臺，向眾人袒露了自己的罪惡，並以肉體的死亡換來了靈魂的得救。與此同時，丁梅斯代爾也體現了另一個聖經意象：耶穌·基督。據《聖經》記載，因世人罪惡深重，上帝便派其子基督來到人間，道成肉身，拯救民眾，親自負載著世人的罪惡，並作為他們的替身走上十字架。事實上，《紅字》的悲劇也暗示著耶穌·基督受難的神話。在小說的高潮部分，丁梅斯代爾的死就非常具有象徵意義。他在生命即將結束之際，登上刑臺，向世人袒露自己的罪過，最後倒在刑臺上，架在高處，宛如安放在祭壇上，而他的身邊也有兩個殉道的聖徒，恰如《新約》中被釘在三副十字架上的耶穌和兩個強盜。悲劇的收場酷似祭獻儀式。
與耶穌一樣，他是自願的，有目的地把自己奉獻給毀滅；也如耶穌在上帝需要他為世人殉難時並不情願一樣，他心裡充滿憂傷與彷徨，曾被與白蘭一同逃亡的念頭所誘惑。但是，當他意識到在這個獻身儀式中不可能有人來替代自己，意識到自己行將死去，意識到群眾對他的極度崇敬並將其置於聖人和天使之間時，他終於下定決心，完成了自我祭獻的儀式。丁梅斯代爾揹負著沉重的十字架，承載著自己和世人的罪惡，通過犧牲自己來達到救贖的目的，顯示出一種崇高之美。
三、敘事結構的互文性
起初，亞當和夏娃伊甸園的生活是美好的，但是這份美好卻因受到撒旦的誘惑，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而破滅。在被逐出後，他們及子孫飽受了無窮的痛苦與磨難，而無憂無慮的伊甸園也成了他們永遠的記憶和嚮往。他們的子孫後代也在為能重返伊甸園而不斷地努力。所以《聖經》的敘事結構就反映為不斷努力瞭解上帝的意圖，不斷犯錯誤並接受懲罰，然後繼續努力去獲得上帝的指點。
按照弗萊所說，《聖經》遵循的是“樂園——犯罪——受難——懺悔——得救”的U型結構，而《紅字》整個故事的發展恰好體現了這種U形敘事結構，而且主要人物白蘭和丁梅斯代爾的心路歷程也都遵循了這種 U型敘事模式。例如，白蘭原本可以在被人們視為伊甸園的新英格蘭過著平靜的生活，但她的激情使她偷吃禁果，因而被世人責難。但她並沒有就此墮落下去，而是以自己的勤勞和善良逐漸贏得人們的寬容和尊重，最終超越了自己負罪的心靈，得到救贖。
而丁梅斯代爾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師，在人們眼中有著完美而體面的生活。但他無法壓抑內心深處燃燒的情慾而犯下原罪。然而，面對白蘭遭受的懲罰，是站出來承認自己犯下的罪惡還是隱藏罪惡以保全自己的名聲，丁梅斯代爾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他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黑色法衣下燃燒著的A字卻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的靈魂直至耗盡他的心力和才華。他深深地渴望能得到上帝的寬恕和拯救，並最終戰勝自我，公開懺悔自己隱藏多年的罪惡，從而獲得了內心的平靜和道德上的新生。
儘管都曾犯下罪惡，但是經過一系列艱辛磨礪和自我懺悔後，小說的主人公最終都回歸了上帝，得到了救贖。由此可見，《紅字》 整個故事發展恰好體現了聖經的U形敘事結構。這隻能說明《紅字》的作者在作品中有意地借鑑此敘事結構。而且，《聖經》的U形敘事結構中充滿了人類渴望拯救過程中的苦難情節，夾雜著濃厚的悲劇氣氛，而在《紅字》中，霍桑也完好地把悲劇性的情節編織到整體上呈U形的敘事結構中，並賦予小說一種悲劇性的感染力。白蘭的悲劇在於她對現存制度和摧殘人性的教義的反叛和對立，對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但是，她單薄的個人力量最終沒有擺脫社會制度對她的壓迫，沒有逃脫清教教義對她的摧殘。白蘭經歷了千辛萬苦雖然精神上獲得了新生，但她最終沒能過上自己理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丁梅斯代爾的悲劇在於他憂鬱和矛盾的性格。雖然他最終公開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得到了靈魂的救贖，但是他沒有勇氣公開承認自己對白蘭的愛，而是無情地留下了深愛著他的白蘭。這隻能說是一個巨大的愛情悲劇。
四、主題的互文性
《聖經》中的亞當、夏娃偷吃禁果，違背上帝的意志，犯下原罪，並將這種罪過遺傳給後世子孫，成為人類一切不幸的根源。於是人一生下來，在上帝面前就是有罪的。原罪是基督教教義的根本，因為有了原罪，才需要救贖。而上帝給了世人贖罪的機會，體現了上帝的仁慈與博愛。而人們通過懺悔的方式來贖罪，表示同上帝的和解、恢復與上帝的契約。在《新約》裡，則體現在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通過犧牲自己的肉身來替世人贖罪。這種從原罪到救贖的《聖經》主題也貫穿於《紅字》始終。
作品深刻體現了原罪與救贖的《聖經》主題——白蘭、丁梅斯代爾和齊靈渥斯都曾犯下罪惡：白蘭因為自己的激情而犯下通姦罪、丁梅斯代爾因為控制不住世俗的慾望而犯下通姦罪，後來更因為怯懦而犯下虛妄的救贖方式有多種，可以是白蘭式的行善，可以是丁梅斯代爾式的懺悔，也可以是齊靈渥斯式的臨終悔悟……儘管《紅字》中的人物都揹負著罪惡，而且各自對罪惡的態度不同，結果也不同，但他們都最終通過了各自的方式得到救贖。白蘭公開承認自己犯下是通姦罪，苦行贖罪，終因良好的德行得到救贖；丁梅斯代爾隱藏自己的罪惡，備受煎熬，最終通過犧牲生命而得到救贖；齊靈渥斯心懷仇恨，害人及己，最終通過將遺產留給珠兒的善舉而得到救贖。
總之，霍桑在這部小說中，不僅肯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觀念，還向讀者昭示了救贖的可能性，以及踏上原罪救贖之路的高昂代價，充分體現了作者對因受制於“脆弱的人性”而犯下罪惡後苦苦贖罪的芸芸眾生的悲憫情懷。
結語
霍桑的《紅字》在場景描寫、人物刻畫、敘事結構以及主題揭示等方面都頗具藝術感染力，究其原因，除了作者豐富的想象力與獨特的象徵主義寫作手法，主要還得益於作品與《聖經》文本在諸多方面的互文性對照。因此，理解《紅字》在場景描寫、人物刻畫、敘事結構和主題揭示等方面與《聖經》文本的互文性關係，是讀者深入透徹地解讀這部小說的關鍵。同時，這種互文性也增加了小說的閱讀張力和文化內涵，並在無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價值，使其具有了無限的藝術魅力，從而引起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眾多讀者和評論家的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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