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宋瀟
17年。
這是“非典”留下的時間刻度。
2002年12月，在中國廣州，發現首例非典型肺炎患者，之後，到2003年，在各個媒體上，“不明病毒肺炎”、“非典”、“非典型肺炎”、“SARS”等字樣被反覆提及，形成了“浩如煙海”的信息海洋。
人們通過媒體，瞭解“非典”疫情的實時走向和影響，也通過非典，看到媒體的作用與角色。當年的疫情，更像是一種隱喻，它映射過往，照見現實。新聞媒體在抗擊非典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取代、有目共睹，通過信息流通與公開，讓謠言一次次被粉碎，通過重述歷史，也讓我們從中看到了些許成長與經驗。
進步之餘，也需思考，在面臨重大疫情防控和應對一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是否做好準備，能否兼顧科學、與時俱進？在媒介操作層面，是否以平靜、客觀、理智的報道去分析，引導輿論，相關機制乃至政策規定是否改善？我們不禁要問，SARS危機之後，媒體發生了哪些變化？
對於普通民眾來講，非典是一場突然到來的疫情，打得人措手不及，更多人似乎只能通過照片和影像資料，去回憶當年的場景。
而對於記者或者媒體來講，非典更像是一場“戰役”，面對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突發公共事件，許多媒體摩拳擦掌，希望能夠從中積累更多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2002年12月5日，“中國首例報告非典病人”黃杏初還在深圳打工，他感覺身體有些不舒服，說不出哪種感覺，渾身乏力、肌肉痠軟、鼻塞、頭暈，就跟風寒感冒一模一樣。
對普通人來說，小感冒一般到小診所。到了診所後，醫生跟他說問題不大。到了12月8日，他感覺在診所的治療效果不好，就到醫院去打針，13日的時候，一直沒痊癒。
黃杏初有些慌張：小小的感冒，怎麼可以持續這麼久？16日晚上，他又被送到河源市人民醫院，第二天病情加劇，呼吸困難，被送到廣州軍區總醫院。那時，在官方媒體當中，並沒有公開報道解釋更多的病因，而廣州市和廣東省政府也一直沒有發佈相關訊息，以免引起民眾恐慌，到12月底時，關於這種“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開始在互聯網流傳。
查閱當時的官方記錄發現，當時，醫院、CDC以及廣州河源當地四家媒體主要負責人討論了應對措施。方法一是通過電視臺向市民講解病症情況及相關預防方法，當地的日報、晚報、“鄉情報”等，則全面報道有關病情、市政府所要採取的措施等。
此時，與疫情同樣瘋傳的，還有謠言。諸如“食鹽可治療肺炎”“吃野生猴子腦花感染”等信息，迅速佔據內容市場，並有甚囂塵上的架勢。
這當然是不正常的現象，問題在於，常識在此時變得尤為稀缺，媒體的作用也就體現出來。如果缺乏及時報道，那麼衛生行政部門應對危機、改進工作時，就會出現滯後，反之，媒體和政府之間能夠良性互動，那麼整個社會機制也能良性運轉。
以《中國青年報》在當時開設的“非典時期的怕與愛”欄目為例，他們試圖以一種澄澈的歷史理性去看待這一事件：“承認怕，說明人們開始習慣於真實，習慣於面對真相作出理性的抉擇，承擔個體的責任；而媒體的這種“坦誠”，將使民眾對媒體和政府產生越來越強的親近和信任感。”
著名主持人白巖松曾在自己寫的一本書《幸福了嗎？》這樣寫道：“如果大家不能從政府那裡獲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開，那麼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將會是災難。”
事實也證明，大道新聞發不出，小道消息滿天飛，信息的缺失和不對稱更容易使公眾恐慌，謠言四起。
在當時，坊間有句話叫做“大道不行，小道橫行”。如果民眾瞭解到的疫情信息越少，就越不能對疫情做出及時應對，反之，如果媒體發佈信息的渠道越廣泛、信息自由流通的程度越高，謠言產生的幾率就越小。①
稍有記憶的人都會記得這些話，“謠言比瘟疫還可怕”、“謠言猛於災”、“XX可怕，謠言更可怕”，上述種種，越發地深入人的內心。
可問題在於，受硬件條件所限，許多地方還未達到如今這樣電腦、手機全方位普及的層面，尤其是在當時中國內陸、西北地區等小縣城、村莊，人們接觸的官方報道，要麼是電視機、收音機或者報刊書籍，要麼就是村口的大喇叭，接觸媒體的渠道限制，也不斷滋生著謠言。
而真實客觀的新聞報道，更有利於人們直觀地看到數據和了解現狀，繼而應對接下來發生的種種突發情況。在當時，老百姓不僅需要專家採訪的新聞，還需要來自疫情一線的報道。人們所熟知的鐘南山、王志、隋笑梅就是在SARS事件中“臨危受命”，被人們所期待。
比如王志，就是中央電視臺派出的首批赴廣州疫區一線採訪的記者，也是第一個帶給觀眾來自“非典”病房鏡頭的電視記者。
之後的數月，他採訪了包括鍾南山、李立明、王岐山等“非典”時期的重要人物，人們希望從這些人物的講述中，獲得一些啟發和預防的方式，因為“專家的講述往往要比普通民眾道聽途說更有力。”
他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言，去一線，表現得是既記者的專業水準，也是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向公眾傳播他們需要的常識只是一級信息，更為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提供比單純的客觀信息更多的、具有人文立場的內容。媒體需要提供的不僅是信息，還有對信息的分析。”②
SARS的經驗也在不斷提醒，媒體的快速透明報道，不僅不是不穩定的因素，反而是穩定的重要因素。同時，媒體的透明，也將政府、官員和科研學者，從醫務工作者到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聯起手來，共同“戰疫”。
2020年2月18日，武漢推進拉網大排查。新華社記者 程敏 攝
或許，17年前的“非典”危機，讓媒體收穫了很多教訓，但教訓同樣也是經驗。2003年，時任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主任梁建增發表過這樣一個觀點，“是非典讓媒體迴歸了本位。”
17年後，同樣是在疫情防控期間，北京師範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發現，防謠止謠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信息如空氣一樣自由流通。即，人們對防疫信息的渴求，從側面再證隨著時代進步和傳播環境的變化，信息自由流通的必要性。
很直觀的一點在於，“白衣天使”就是在當時，成為一個時代的代名詞，那是因為，關於非典的報道中，有關醫務人員的電視鏡頭和報紙圖片，都是很感人的，媒體想盡量從這樣的描摹中，還原一個真實的疫情救助現場，既來自於宏大敘事背後的人文切口，也來自非典本身的巨大震撼力。
可以說，這種角度之下的報道，試圖規避不完整信息所產生的風險，也算是媒體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時的應對策略。然而，在海量的信息當中，溫情與關懷必不可少，但出於理性和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同樣重要。
2003年抗擊非典戰役過後，一個值得關注的現實是，信息公開立法被快速推進，中宣部下發《改進和加強國內突發事件新聞報道工作的若干規定》，信息公開的透明度在不斷提升。
正如白巖松在回憶當年身處疫情漩渦中的《新聞會客廳》說得那樣：“越是突發和憂患時刻，越該是媒體成長的時候，而如果在憂患的時候，媒體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於憂患是一種無奈，卻也正是媒體的天職。”③
很多清醒的人士已經意識到，媒體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真實、權威的信息，用專業的方式做好輿論引導工作，但如果要表現專業，首先就是要深入一線，在集納各方信息過後，權衡利弊，然後站在媒體自身的角度，形成報道。這一步如果能夠做好，信息的公開透明就會成為現實，而公眾也能進一步增強科學與防護意識。
參考文獻：
①從失語到喧譁:2003年2月—5月國內媒體“SARS危機”報道跟蹤，《新聞傳播與研究》
②非典成就央視？——王志從未感覺被社會這麼需要，《新週刊》
③白巖松，《幸福了嗎？》節選，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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