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伯通的治學理念
1483年，因父親去逝回到家鄉四川廣安“丁憂守制”，此時吳伯通任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正五品），同時任河南提學官（主業主管督導河南教育），因任提學官身份，承擔河南選拔優秀生員的職責，四川廣安家鄉士子慕名前來請教，以便在未來的各級考試中輕鬆應對。由於前來請教的人太多，為解決生員們迫切求學的願望，在時任知州王輿和同知秦昇的努力下，不惜動用州府小金庫的錢並經士人籌資，建甘棠書院。
甘棠書院的影響在《廣安州志》中有這樣的記載，甘棠書院為吳伯通講學處，培養的人才有三貢，有鄉舉，有進士。到1887年，“吳創甘棠，善誘循循。至今遺範，四境秀民。”，“（甘棠書院）條畫井然，人文蔚起，鉉誦相聞，與渠江書院埒（等同）”，“全川紳士多師事之”。甘棠書院後經幾次遷建，其影響一直到1904年實行新學時與渠江書院和培文書院一合併到鄧小平就讀的廣安高等小學堂。
甘棠書院應是當時河南百泉書院的翻版。百泉書院是當時河南的高等學府之一，由吳伯通創建，後續的辦學理念基本沿襲創辦之初的意圖，彌補官學教育弊端，因此，這些理念也在甘棠書院中得以實施。
在明初上百年的時間裡，書院幾乎處於無人問津的地步，河南四川皆如此。吳伯通看到當時士子“病時流學務枝葉，不根理致”而“建四書院於河南境內，以祀前賢而勵後進”。達到廣育人才以彌補當時科舉廢墜的頹勢，其中猶以百泉書院最為有名。其系統的教育改革和建議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書育人體系。
其一，充分利用宋元時蘇門大地大儒雲集“喜其重風教之本”，首議建百泉書院。以祭祀周敦頤、邵雍、二程、朱熹等十賢，起到正道脈，興學術的獨特作用。
其二，推行朱子讀書法和史蒙卿進修大端四條，成為河南全省士子們讀書的座右銘，貫穿讀書始終。
其三，以策問來檢查最終學習效果。因提學官職責選錄優秀生員，他的這一方法得到當時許多書院的採用。
其四，為河南學政提出選賢師、嚴考試、清仕路、開科目等舉措來糾正當時為學不正的現象。
吳伯通創辦百泉書院倡導“為學先立志，立志先立德”，這便是吳伯通“辯正志業”的核心標準及價值所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吳伯通親自設計創建甘棠書院並在此講學。
吳伯通的主張在《甘棠書院記》中表現在一要堂左右各五齋名銘，此為周敦頤學聖人的要訣。按吳伯通的解釋就是守一是要領，守一就是無慾。無慾未易至，必從自敬開始，自敬開始則慾望少，少之又少，以至於無，則此純一。小堂叫儼若思堂，祠叫祟德之祠。同時將朱熹《白鹿洞規》刻於石置幹壁間。意在生員們時刻不要忘記。
為學堅持的主要原則仍是源自《白鹿洞書院揭示》，這與《百泉書院志》學約志如出一轍。
朱熹學約內容：五教之綱目，父子間要有骨肉之親，君臣間要有禮義之道，夫妻間要摯愛又要有內外之別，老少間要有長幼之序，朋友間要有誠信之德。學習的順序，廣博地學習，審慎地發問，謹慎地思考，明晰地分辨，忠實的貫徹。修身之要，說話忠誠信實，行為篤厚恭敬；制住怒氣，抑制慾望；改正錯誤不斷向善。接物之要，以禮義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質利益；努力張揚闡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計較個人得失。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事，不要再讓別人去做；自己做事未達到目的，應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說到時刻不忘《白鹿洞規》時，他說，這些東西是讀書的規則，凡是讀書的人都該不折不扣遵守，常常能夠看到，只有抱著敬畏敬奉，時刻不忘之心，“必主敬以存其心”。慾望少而養其心，使其純一不雜。“靜虛則明，明則通。”心要靜，心要虛，虛靜的效果就是光明就是智慧。“動直”，因為你沒有私心雜念，你的心是直的坦然的泰然的，當然就公。公和私的關係，公就有智慧，公就沒有障礙；私就沒智慧，私就是自己的障礙。無極之真，兩儀（陰陽）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定大業），都不外乎是“此心”，而這些都是做聖人的基礎。只有遵循這樣的路徑，才能獲得學業長進，所有事業才能成功。
最後他說，為學的原則做到內外兼顧，整個過程不能有偏差，如果耽心不能達到目的，不應有這種情況發生。這種境界應主要依靠自己，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其效果就會很好。另一方面，科舉考試的文辭之表達，是可以幫助上進的人。理學理論水平已明瞭，踐行也已經做得很到位，則形成文章，主要是當時官府要求的，看到這些語言，猶如得到恩惠。至於其中的成敗，哪是命中註定，要麼困厄，要麼顯達，只是時間問題，只有安靜地等待罷了。
吳伯通既可幫助生徒應試，又教書育人，特別是尚志，要求生徒要有遠大理想。他的這些理論在浙江、雲南、貴州同樣得到許多生徒的歡迎，被其教者，受宮中外，從都臺以致郡邑庠校，蓋千餘人，都是他培養的學生，包括王陽明、胡世寧、孫燧、秦從簡等國之棟樑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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