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吕宗斌剧作选》自作序言

我的梦

——《吕宗斌剧作选》自作序言

有人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要我说，梦想应该有，万一实现不了，也不要后悔，有梦想就会有行动，有耕耘就会有收获。

我的少年时代，迷恋读剑侠小说，我以为那些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是大英雄，那时我腿上绑沙袋练飞毛腿，夜晚点香火练飞镖，我很想成为一 个身怀绝技的绿林好汉。这是一个天真幼稚荒唐离奇的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的梦，现在却成为我童真年华懵懂岁月最美好最难忘的回忆。

后来长大了，读书的兴趣更加强烈，我到处搜罗中外名著，读起来如饥似渴。特别是读巴金先生系列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时，我兴奋得血脉贲张激情澎湃。那时我就想当一名写小说的作家，把爱恨情仇浓缩笔下，扬善惩恶，直吐胸怀，好不快哉。然而，万万想不到，我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编剧，从1965年我24岁开始，为邹平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吕剧团前身）写戏、编节目，到2015年吕剧团50年团庆为止，接连不断地写了 50年。毋庸置疑地说，编剧已经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往事回想，百味杂陈，感慨万千。我的经历独特，我的人生之路走得比较艰难。

习武健身

我的祖上有人做官，遗留下一座深宅大院。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十年里，父亲用这座宅院开纺织工厂、白酒作坊，为驻军开办洗澡堂等赚钱养家。经商太辛苦，经商有风险，父亲给我取名宗文，就是想把我培养打造成一个文人，并为此不遗余力，下足了功夫。我家在村东南隅原有祖茔，父亲迷信风水，他请南方来的阴阳先生另选墓地，把我爷爷和两个奶奶移在离家二十余里的有山有水的西董附近安葬。为疏通一条长长的墓道，惊动官府与当地人打官司就花了不少钱。然而我不争气，我自幼患有惊厥症，每遇发烧，便浑身抽搐、休克、翻白眼，症状很是吓人。六岁上学，那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吕家祠堂，我因多次在课堂犯病被学校送回，记得最后一次，学校说把我除名了，父母闻听，长吁短叹，一脸愁容地说，小孩儿家就成病秧子，长大以后怎么办，往后日子怎么过呀！这时，正在我家喝茶的后来成为我武术师傅的老人说你们不用愁，把这孩子交给我，我来调理吧。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对呀，教他武术呀，练武能强身健体呀。说罢，父亲把我摁倒在地，立即磕头拜师。

练武术，我们俗称练功夫，先是在我家，从基本功练起。溜腿、踢腿、里摆外摆、弓步马步、压腿抻筋、横劈叉竖劈叉，天天折腾，我的身体逐渐强壮，那病也没再犯，父母都很高兴。时局平稳后，练功夫移在师傅家后院的演武场，此后的几年里，我们学了连环掌、威步锤、地攻捶、十字锤、大红拳、小红拳及一人对打的拳术套路；器械类有少林棍、杨家枪、单刀、双刀、大刀、剑术及二 人对打的棍进棍、刀进枪等套路。演武场里，木架上摆着各种兵器，一个红脸膛瘦高个白头发白眉毛雪白的胡须飘洒胸前的老人领着两个孩子练武术，这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镜头，却是我的亲身经历。

在我记忆里所谓练武术，实际上就是吃大苦、受大累、出大力、流大汗， 要天天挨打。60多年前的冬天，比现在冬天冷得多，那时脱下棉衣只有单裤单褂，没有现在的绒衣毛裤之类，只有拼命地练，一直练到出汗，才能忍受得住。师傅逼着我们，越冷越练，为的是让我们顺四时、适寒暑、强意志、增耐力，这是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师傅教的武术，一招一式都是为了打人的，要学会打人，自己先要挨打。天天练的武术套路是规定动作，师傅要在套路之外另教几招。先是教人们熟知的攻防招式，如走马跌、迎门堵、通天炮、顺手牵羊、仙人背布袋等，后来教的是即兴的，师傅长年累积的，密不传人的密笈。如见招拆招、借力打力、 以小博大、剑走偏锋、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等。果然，几年之后，我们的心肺功能大大增强，出再大的力气，不再张口气喘，全身变得皮糙肉厚，一般的击打，不怎么疼了，这就是师傅常说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了。

虽然说练武术流血流汗又流泪，但是我从一个病秧子练岀了一副好身板，也出了不少风头。县里运动会邀我们表演，每年的元宵节，别的村玩的是狮子、龙灯、毛驴、旱船和高跷之类，我们新民村敲打着若干铜锣鼓玩的是我们二人的武术表演。我们二人的名字在十里八村几乎人人皆知，许多人见了都投以羡慕的眼光。1958年的春天，我们二人代表邹平县参加了在北镇（滨州）举行的惠民地区武术观摩表演赛。

从文励志

最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全部学历，就是在本村读过三年半的小学，许多人不明白，我哪来的底气和胆量竟走上写作岗位，靠着一支笔杆子养家糊口安身立命，这是一个谜，其中原委鲜为人知。
我小的时候，人们的衣着与现在大不相同。无论男女或老少，裤腿不能散着，要用三指宽的带子把裤腿扎起来；部队行军打仗，无论国军还是共军，膝盖以下要用巴掌宽的厚布（裹腿）把腿裹起来。我父亲的“志成公”纺织厂就是生产民用的扎腿带子和军用的绑裹腿的小带子。与我父亲做小带子生意的朋友，有国军的，也有共军的。国共内战期间，凡遇到麻烦的，都会来我家后院暂避一时。我不知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叫叔叔。他们闲来无事，就教我读书识字。我家的《彭公案》《施公案》《三侠剑》《精忠说岳》等书就是他们带来的。然而，真正给我传道授业解惑的，是我爷爷的三弟吕鹏先生，我叫他三爷爷。民国二十年的《邹平县志》记载：“吕鹏，字雲程，山东高等大学堂毕业，工书法”。他是清朝末年科举废除，山东书院改大学堂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他的上一届同学毕业是举人，三爷爷这一届只发文凭，但安排工作。该学堂从1901年开学至1914 年停办，14年只招收770人。三爷爷以四书五经入学，在校学的是外语。解放后被济南的资本家，后来成为山东省副省长的苗海南聘为家庭教师，给他准备出国留学的儿子苗永宽、苗永明补习外语。1954年我13岁，在本村小学毕业，因我哥哥在济南工作，父亲要我报考济南实验中学，到济南先去拜见三爷爷，那时苗的儿子已经出国，三爷爷正准备回家。我说明来意后，三爷爷说，我在济南你在家，我要回家了，你又到了济南来了，回家吧，我教你，比上中学强。就这样， 三爷爷成了我一对一的家庭教师。此后的几年里，先学《幼学琼林》，后学《四书》中的《论语》和《中庸》。《幼学琼林》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被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等，内容包罗万象，一句一个成语、一段一个故事，所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全书用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骈体文写成，语句结构对称，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后来我搞戏曲创作了，有专家说写戏曲的人，要有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诗词。骈体文虽不是诗词，但它的结构方法却与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想不到当年三爷爷让我背诵《幼学琼林》，几十年之后派上了用场，为后来写戏曲打下了一个好底子。

都以为《四书》是文言文，是晦涩难懂的，三爷爷给我带来的是《四书新编》，是带有白话解说的文本。该书由民国第一神童历城才子江希张编写，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哲元出资印刷，发给他全军将士的读物。羊皮封面，袖珍本，上下两册如同两盒名片形状，我现在仍保留着，已经是文物了。三爷爷说，大人物半部《论语》治天下，小学生读了《论语》学做人。回想我当年读《论语》和《中庸》，就像后来读毛主席语录一样，许多名言名句，早已印在脑子里。该书编译者江希张在引言中说，读《四书》重在实用不在空言，重在精神不在字句。《论语》中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都是叫我走正道学做人的至理名言。大道至简，许多终极真理，先贤哲人用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中庸》强调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的理论，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事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持重协同。中庸是一种黄金分割方法”，处理各种事情，做过了头，未能达到都不行。寻找平衡点，追求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之道。正因为早前我读过这本书，就奠定了我的处事态度。我的一生经历许多运动，我不会在运动中当积极分子，但也不太落后；不论开什么会我不会抢先发言表态，这不是老油条，对于身在底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成熟，一种自我保护。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苦闷中度过的。除练武的吕复斌外，我没有同龄的朋友，我没有同龄人天真无邪的乐趣。在演武场上挨师傅打，回家背书背不过挨父亲打。一天到晚读书练武两头走、两头打，那时我想，我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也是天底下挨打最多的人。哥哥从济南回来探家，见三爷爷给我上课，教我写毛笔字，哥哥说，你小子真有福，像三爷爷这样身份的先生，旧社会有钱的大户人家才请得起。又说，三爷爷在济南苗家，书桌上的宣纸厚厚一沓，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请吕鹏先生写副字是要排号的，好事都让你摊上了。那时我在棍棒的阴影下笼罩着，听了这些话并不领情。人生需要沉淀，宁静才能致远。后来我逐渐明白，那个年代时兴的是棍棒教育，棍棒之下出孝子，棍棒之下出英才，是当时老师和家长们的口头禅。天天习文练武，我受到的这种教育是许多人梦寐以求难以得到的。我不能埋怨师傅和父亲，我不能辜负他们，我要发奋，我要图强，我如平平庸庸，这些年的打就白挨了。练武术磨练了我的意志，意志是一种能量，虽然没进过什么学校，我也要励志成才。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个农村小伙子，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从励志到成才，得到别人认可，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坎坷路艰

1958年夏天，17岁的我随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洪流进入位于好生附近的具有三千人规模的邹平炼铁厂当工人，进厂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拿着铁锤砸矿石，活儿又脏又累，但我不忘读书。也许是某领导从我身上嗅到文化气息，不久，我被调到厂部办公室，分管收发接待，后来又调到冶炼车间任统计员。在此期间，我认识了邹平文化馆写小说的李照青先生，是他点燃了我搞创作写小说当作家的欲望。1961年炼铁厂下马，我被调到邹平黄山食品厂，两年后，因国家政策调整，下放回家。1964年我带着新写的一篇作品与同村的现已成为著名农民词作家的巩建华来到县文化馆，负责辅导业余作者的袁莹老师说我文字水平好，对作品加以赞赏。1965年惠民地区举行文艺汇演，邹平成立宣传队，文化馆推荐我写戏，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从邹平食品厂下放回家后，我的身份由工人变成了公社社员，农村户口。几年之后，宣传队有了正式编剧，开始招收新学员，年龄在15—20岁之间，那时我 29岁，按招工规定，已经超龄。因地区年年搞新创作剧目汇演，宣传队需要我写戏，我也不愿放弃这个唯一能展示才华的平台。我想，有朝一日当我写岀令众人瞩目的作品时，也许能被破格录用。尽管这是一厢情愿，尽管希望渺茫，我一直盼望着、努力着。不能转正，只能干临时工。当时国家规定，临时工三个月一次定合同，日工资0.8元，0.3元交到所在生产队记工分，0.5元当生活费。我的社员身份头顶三层领导：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每定一次合同，要三家领导同意盖章后，拿着合同书到公社粮站用玉米瓜干换粮票。定一次合同，拜三个门子。一年定四次，我在宣传队干了八年临时工，定了多少合同拜了多少门子我已数不清。开始两年还算顺利，后来队长说我交0.3元记工分队里吃亏，社员有意见. 拒绝签合同。我犯难了，没有合同没法换粮票。小队长说，我在外面认识人多， 想法给队里办点事，社员就没意见了。那时生产队最缺的是化学肥料，我先是通过邹平化肥厂喜欢学武术的几个朋友搞来几吨氨水，第三年的合同顺利过关。第四年怎么办？那年代精神生活匮乏，许多中外名著被列为禁书。驻邹部队经常向我借书的朋友，文化大革命曾在齐鲁石化“支左”，我请他搞来一车尿素算是应付过去。为了不让社员吃亏，后来这两年我不再向队里交钱，也不记工分，社员没了意见。我还想在宣传队继续往前干，但往后不知该去求谁弄化肥。正在我为难之际，我原在铁厂工作时结识的时任黄山公社新民管区主任的袁宝庭知道我遇到困难，他免除了我所在生产队每年应摊的义务工，这使队长和社员都很高兴。虽然是三个月一次定合同，虽然公社大队小队都要盖章，但没有人再为难我，就已知足了。在我干临时工的几年里，宣传队也有几次招工，都因为年龄大排除在外。在这期间，我写出《山村女医生》和《金山医疗站》，演出后，从演员到观众交口称赞；《步步登高》成为优秀剧目参加了省汇演；反映与“四人帮”余党斗争为内容的《龙潭风云》，吸引了时任省委书记白如冰夫人祖敏率领省戏剧届专家来邹平观摩演出。写戏难，写戏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编剧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四年学的知识，我要在实践中摸索着完成。我努力了，我盼望有领导过问一下我这个小临时工的生存状态，我等了许久许久，可惜没有。

花落花开一年年过去，宣传队改成吕剧团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却高兴不起来，大家对我都很好，但我过的是寄人篱下的日子。一晃八年过去，我从29岁的青年熬到37岁就是中年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三十岁没立起 起来，四十岁还在疑惑着，找不到人生目标。这意味着，我的梦要破灭了。

梦想成真

1978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剧团放假休息，我在村头公路上晒玉米棒槌，由于心情不好，懒洋洋的太阳照得我周身无力，我回味小时读的《增广贤文》中两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夜里我与妻子已经决定，这年最后三个合同不签了，我要老老实实地陪老婆在家种地，我命里没有，就别再想三想四了，这时忽然妻子来报，说家里来客人了，惠民地区行署文化局分管人事现在己是著名画家的李玉泉来我家，要给我办转户口和粮食转移手续。我从李玉泉口中得知，原来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招，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才断层，招收部分社会知识青年充实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去。当时全区12个县有6人符合条件，时任地委副书记刘翠英签发录用名单，我是6人之一。天大的喜讯，像梦幻，像神话，变化得这么突然，这么巨大。一个陷入绝望的穷小子一夜之间进入地委行署大院，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此后，我被安排在文化局艺术科，其余5人是写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的，进人地区群众艺术馆。

1983年春天，我如愿以偿地调进了县文化馆，也许是我的潜能憋得太久，也许是我太想证明自己，在文化馆仅能安一张书桌和一张折叠床的狭小房间里，半年时间我写出了《王邪招亲》和《离婚记》两个戏，在参加年度全地区会演中，一炮打响，获得极大成功，产生了轰动效应。滕福成导演，张萍、胡福祥等人演出的《王邪招亲》，由于挖掘剧中人物性格到位，把握戏剧节奏准确，剧场中掌声笑声不绝于耳，由此奠定了他们的三人名导演、名演员的地位。多年之后，人们依然难忘。翌年，《王邪招亲》和《离婚记》均在省级刊物发表，《王邪招亲》获得“山东省一九八三年度舞台剧本奖”，1984年7月28日，我到济南八一大礼堂领奖， 省委、省府、人大、政协主要负责人梁步庭、李昌安、陆懋增、秦和珍颁奖，场面隆重热烈。县领导从电视新闻中见到我领奖的镜头，回来的第二天，宣传部通知我带上获奖证书向县委常委会汇报获奖情况。时任县委书记董凤基和县长王元甫都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语言。

《王邪招亲》一剧成了我的成名作、代表作，我个人也因此收获很多。1985年该剧由惠民地区吕剧团演出参加省汇演又一次获奖。同时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和山东电视台播放，并成为惠民地区首次在中央一套亮相的文艺节目。《中国电视报》、《山东广播电视报》、《山东青年报》和《戏剧丛刊》都发了评论文章。后来邹平吕剧团团长胡福祥重排此剧，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滨州博兴国际小戏节，荣获剧目金奖。这是我一生获得的最高奖项。由于《王邪招亲》成功演出，县政府为我记大功一次，被评为地委行署表彰的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我的名字和事迹也登上了《邹平英模谱》。也是受该剧影响，从1983年，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戏剧作者，每年享受省文化厅发放的戏剧创作现金补贴，省文化厅出资为重点作者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戏剧创作培训班。尽管我写的《离婚记》也曾在省汇演得了一等奖；我为惠民地区京剧团创作的京剧《狗咬吕洞宾》、为博兴京剧团创作的京剧《孝子董永》、为惠民地区吕剧团创作的吕剧《嫦娥征婚》、为邹平艺校创作的吕剧《打花郎》均在省级刊物发表并在省地舞台上演出获奖；尽管我为邹平吕剧团创作的吕剧《平安村》入选省委宣传部“文艺靖品工程”，尽管我在古稀之年又写了吕剧《青年范仲淹》，但同行们提起我的作品时，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依然是《王邪招亲》。我多年一直致力戏剧创作，在单位是文化馆，在专业技术职务评选中，我评上群文系列的馆员（中级），省文化厅分管厅长特批，我顺利地转为艺术系列，评上国家二级编剧（副高级），自此圆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文人梦、作家梦。

我一生不善言辞，不好交际，少言寡语，低调淡定，平静谦和，不喜张扬，就这么—路走来。我一生遇到太多的不幸，但每一次我都能万幸地走出来。正如 《圣经》上说的，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又为你打开一扇窗。

人生不能没有梦，一介布衣平民，我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我的梦很简单，就是让我和我的家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此而已。

作者：吕宗斌，1941年生，邹平市新民村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重点戏剧作者，国家二级编剧。幼承家教，习文练武，1965年开始从事戏剧编剧工作，先后在邹平县宣传队、吕剧团，惠民地区文化局，邹平县文化馆工作。创作剧目主要有：《俺放心》、《王邪招亲》、《离婚记》、《嫦娥征婚》、《孝子董永》、《平安村》、《青年范仲淹》等，其中《王邪招亲》获中国戏剧家协会金奖、编剧一等奖，中央电视台播放。《平安村》入选山东省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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