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場突發其來的SARS 病毒瘟疫（簡稱“非典”） 如野獸般的來勢洶猛，迅速在全國各地傳播蔓延。感染SARS病毒不僅致患者死亡，就連在一線搶救患者的醫務人員也受到病毒感染而被奪走生命。當一批批感染病毒患者被醫務人員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的時候，廣東中山三院傳染科的醫護人員無一倖免地被非典病毒感染；全國衛生系統的鄧練賢、葉欣、衛保周、王晶、梁世奎等醫務人員，他（她）們以自己的生命之軀抗擊肆虐的非典，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中，他（她）們卻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面對“非典”瘋狂的侵襲，舉國上下開展了有力的狙擊戰、保衛戰。懷來縣委、政府決定在溫泉療養院設立非典患者、疑似患者救治、留觀隔離監控區、隔離監控室。
2003年4月26日10許，我在醫院內科門診接診了一名在北京打工回來的發熱患者，根據患者的病情，初步診斷為“非典疑似” 患者。我沒有驚慌，給患者帶上口罩，為他做全面檢查，並及時向醫院領導彙報。這位懷來首例“非典疑似”患者正式入住縣留觀隔離監控區，同時，醫院領導安排我到留觀隔離監控區工作。
我沒來得及回家，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抗擊“非典”一線。我和隔離監控區的其他醫務人員同樣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但是，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也是我們的使命，我們毫不膽卻，投入戰疫。
實行全封閉式管理的隔離區內，所有病區醫護人員都要穿上厚厚的隔離服，戴上橡膠手套、防護眼鏡、帽子和口罩，口罩是16層紗布的，需要戴兩個，還要套上過膝的腳套，全副“重”裝！
第一例患者入住後病情不斷加重，第三天晚上患者病危，呼吸急促，精神萎靡，X線拍片肺部陰影進展，隨時有死亡危險；因為是第一例，我院原來也沒有傳染科，鑑於這種情況，我們醫護人員沉著應戰，大家一起診斷病情，制定搶救方案，實施急救措施。經過全體醫護人員晝夜艱辛努力，終於使患者病情逐漸平穩，轉危為安。
為了節省那昂貴的一次性防護服和防護用品，我們在進入病區值班前，儘量少飲水、少進食；進入病區後要連續工作4個多小時，不喝水、也不上衛生間。當時已近5月，氣溫逐漸升高，室內沒有空調，厚實的防護器具包裹著我們，悶得我們汗流夾背，尤其是那厚厚的防護口罩憋得我們上不來氣。工作環境如此艱苦，工作壓力也非常大，但我們沒人叫苦，沒人喊累，默默堅守在抗擊非典一線；下班時脫掉防護服需要用碘伏消毒鼻孔和外耳道後，才能換衣服，回休息區。從那時起，給我留下了過敏性鼻炎，至今未愈。
我們來到隔離區的最初幾天，非典疫情通報全國非典發病人數和死亡人數逐漸上升，在休息區陪護的患者家屬們非常恐慌。我們逐一做他（她）們的思想工作，耐心說服解釋，生活上關心照顧他（她）們，穩定其思想情緒，消除其恐懼感，共同抗擊非典。
工作10余天後，非典疫情通報全國疫情基本控制，新發病例減少，一部分醫護人員撤離隔離區，到懷來縣溫泉療養院休整基地，進行隔離觀察、休整。因工作需要，我繼續留在的隔離區內，與第二批醫護人員一起工作，堅守陣地。在留觀隔離區內，雖然我們每天承擔著繁重辛苦的醫療工作，但更難醫治的是患者的思想恐懼症，他們的恐懼心理達到了極點，以至難以配合治療和護理。我們不拋棄、不放棄，擔當起家人、親人的責任，對他（她）們細心呵護，竭盡全力抹平他（她）們心靈上的創傷，得到患者的理解和支持。就這樣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在隔離區內收治的上百名患者全部痊癒出院，我們的工作受到患者及家屬的好評，也得到上級領導的肯定。
在抗擊非典的戰鬥中，我因工作表現突出，被黨組織批准，火線入黨，光榮的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當時我穿著厚厚的隔離衣，戴著防護眼鏡、防護口罩，腳上穿著防護鞋套，坐著救護車到溫泉療養院抗非典醫務人員休整基地，參加了入黨宣誓儀式，這一短暫時刻，卻令我終生難忘！。
在隔離區工作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們醫務人員與患者同樣是與“世”隔絕。那時通訊還不是很發達，手機也不像現在這樣普及，不能時時關注父母的身體健康。我母親患有糖尿病，不知家中還有藥了嗎？父親患有股骨頭壞死，活動時需要藉助雙柺，不知有人陪護他嗎？古人說，忠孝不能兩全，我這才深深體會到。為國家盡忠，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親朋好友同樣會理解我、支持我！
在隔離區工作的日子裡，我度過了35歲的生日，我的家人、同學和好友特到電視臺為我點播了《為了誰》這首歌，好溫馨。是啊，為了誰，一切為了人民大眾！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和擔當。我將一如既往做好本職工作，無怨無悔，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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