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
【牛党先行兴起】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孺在李逢吉推荐下进入宰相班子，随即把在外的李宗闵调回长安任中书舍人，既有牛僧孺这位宰相帮忙，又有宦官势力背后撑腰，李宗闵官位一路上升，到了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宗闵也进入了宰相班子。
牛僧孺这人为官也算廉洁，不愿意成为李逢吉和宦官势力的傀儡，主动外出到地方上为官，后来李逢吉也被外放出京，李宗闵成了“牛党”的领袖。
几乎与此同时，裴度也推荐一直在外的李德裕入朝为相，但李宗闵既然为相自然就不会坐视，李德裕回京不到十天就被李宗闵和宦官势力合伙排挤出京。之后李宗闵再次把牛僧孺调回长安进入宰相班子，开始了“牛党”权倾朝野的时期。
“牛、李权赫于天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旧唐书》）
包括裴度，虽然对李宗闵有过大恩，但政治观点不同，又推荐了李德裕，李宗闵也寻机排挤裴度离开了长安。
李宗闵、牛僧孺把他们的同学、同年、同榜大多提拔到高位，当时长安城中流传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李宗闵，牛就是牛僧孺。
围绕李宗闵，除了牛僧孺之外，还有一大批人。宰相级别的包括杨嗣复、李珏等人，另外还有号称“三杨”的杨虞卿兄弟三人也在关键岗位，形成了一个以李宗闵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当时最聪明的一个人是白居易，他的妻子是三杨之一杨颖士一族的，天生的“牛党”成员，但同时又一直与“牛党”对头裴度、元稹等人交好，为了避免麻烦，索性一直在外为官，这才得以安享晚年。
【牛党，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
既然李宗闵是依附宦官起家的，自然就不会支持唐文宗除去宦官的想法。同时，他们的主和思想决定了他们对唐王朝的藩镇问题毫无建树。
太和四年（830年），另一位宰相宋申锡被宦官诬陷谋反的时候，李宗闵一言不发，牛僧孺反对也非常微弱，宋申锡在其他官员求情下勉强保住了一条命，被贬出京。
太和五年（831年），幽州镇下属将领驱逐节度使，牛僧孺认为“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史书上记载的牛僧孺原话都是这个调调，意思是幽州得失不是国家大事，而且这种事情早就有，你皇帝应该习惯。又说需要依靠幽州兵抵御契丹和奚族，只要授予节度使称号，幽州就能完成这一任务。
这简直不像一个宰相应该说的话，如果藩镇都能守土安民，要国家干什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此提出了批评，“
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堂堂宰相牛僧孺写的传奇志怪小说《玄怪录》）
太和六年（832年）发生的维州事件，是牛党主和观点的充分反应，也造成了牛党彻底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
当时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吐蕃维州守将献城投降。维州是唐、蕃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了这座城市，双方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这次不战而得，唐王朝在蜀中的战略局面有了很大改观。
但朝中是李宗闵、牛僧孺为相，一来是为了反对李德裕，二来也是牛党一贯的主和战略，不顾吐蕃先破坏盟约攻打唐王朝的事实，以国家应该遵守盟约为由，让李德裕不接受维州投降，并送还维州投降兵将。
送还那日，吐蕃当着唐军的面，把维州降人及家属三百余人全部诛杀，无论男女老幼，其中尚有婴儿，吐蕃士兵用枪槊抛掷，周边唐军无不流泪。
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后人一直有争议，支持牛僧孺的代表是司马光，他对藩镇持的是维护国家权威态度，但在对外方面却用“义、利”来定义此事，认为李德裕求利，牛僧孺守信是“义”。
这就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双重标准，对内维护朝廷统治，对外姑息求和，这也是宋王朝积贫积弱三百年的重要原因。
当时唐文宗对此事后果并不了解，但事后经李德裕等人反复解释，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唐文宗曾质问牛僧孺等宰相“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这些宰相是不是在致力于天下太平？
牛僧孺竟然回答：现在周边蛮夷没有入侵，百姓不至于流离，这也算是小康了，皇帝您对太平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你们就不要当宰相了，不久牛僧孺罢相外放，李德裕入朝为兵部尚书。
【双方一次和解机会】
这时“牛党”已经失势，李宗闵虽然还在朝中为相，但牛李二人已去其一，李德裕刚刚入朝位置不稳，是李宗闵与李德裕和解的最好机会。
牛党成员当中也有一批相对公正中立的，就有人建议李宗闵与李德裕和好。此人是之前著名宰相杜佑的孙子杜悰，也就是诗人杜牧的族兄，是靠门荫出仕的，牛党也并不全是进士。
杜悰先建议李宗闵推荐李德裕当一次进士主考官，这是牛党这些标榜进士出身人的传统地盘，如果这样做了，确实是和李德裕和好的象征。但李宗闵想了想，如此的话当年几十个进士都要认李德裕当“座主”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杜悰又建议推荐李德裕当御史大夫，这是比各部尚书要高一个层次的重要职位，这次李宗闵同意，杜悰就高高兴兴的去通知了李德裕。
李德裕也看出来这是个和好的信号，很高兴的接受了李宗闵的好意。但李宗闵与他的其他亲信商量了此事，又反悔了，放了李德裕一个鸽子，也使他们的关系再无缓解。
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已经纯粹变成了对人不对事，包括李德裕后来也办了一件错事。
唐文宗后期，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到任后上奏库房中有钱帛四十万贯匹，实际上有八十万。这是当时的惯例，新官到任都会把拿到手里的钱帛拦腰砍一半，作为上任之后的不可预见费。这也不是对前任的指责，一般都说这个差额是前任已经离任、后任尚未到位时期花用的。
这时牛僧孺上奏说数额不对，唐文宗派人重新清点，结果确实是八十万。李德裕只得说刚到淮南情况不熟悉，被下面官吏蒙蔽，请求处分。虽然唐文宗没出处罚李德裕，但李德裕也是大失颜面。
这就是双方多年积怨造成的，智慧如李德裕也会被情绪左右犯错误。
【党争使唐文宗无法依靠文官，只得任用小人】
这时已经是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入朝为相后很得唐文宗信任，李宗闵被外放出京，清除“牛党”党羽的行动也很顺利。
但李德裕与唐文宗也有政治方面的分歧，尤其是在宦官问题上。
唐文宗受制于宦官多年，一门心思想优先解决宦官问题，杀光了宦官自己才能成为一言九鼎的皇帝。
但李德裕延续了李吉甫、裴度等人一贯的行事风格，认为树立中央权威要从藩镇入手，不赞成采取激进方式解决宦官问题。
于是，李德裕也不符合唐文宗的要求，加上当时唐文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李训、郑注两个小人，李德裕被外放出京，又召李宗闵回朝为相。结果李宗闵回来之后把李德裕贬斥的党羽又全部复职，唐文宗大怒，“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又把李宗闵外放出京，李训、郑注二人成了当时朝中仅次于宦官势力的掌权派。
文官主战、主和两派都被清理一空，但也正因为此，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等人都躲过了太和九年十一月的甘露之变。
如果这几个人当时在朝中，虽然各人政治观点有差异，但都会制止唐文宗的过激行为，在处理突发事件上也能做到大致平稳，不会让宰相及大批官员被宦官屠杀的悲剧发生。
但历史不会改变，甘露之变还是发生了。
如此大的历史事件，唐王朝的重要支柱力量——文官体系，因为党争而没有发挥丝毫力量，造成了唐王朝宦官专权局面再也无从挽回，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都要为此负责，李宗闵是其中最大的责任人。
李牛二人掌权期间，除了结党、依附宦官、主和之外，还真没什么太多的恶事，所以这只能算是党争，而算不上奸臣。尤其在宋代，司马光等很多知识分子认同“牛党”对外妥协的政治观点，牛党一直没有被彻底清算。
牛僧孺此人道德操守方面挑不出什么毛病，即使李德裕在唐武宗期间掌权也没法对牛僧孺下手，牛僧孺也是老老实实在洛阳与白居易等人安度晚年，善终。
李宗闵性格偏激，行事也有很多问题，李德裕掌权后找了李宗闵的毛病，贬到郴州（先湖南郴州）任司马小官，并在几年后死在那里。
李德裕是最悲剧的一个，唐武宗时期得到皇帝信任，辅佐唐武宗实现了会昌中兴，被后人誉为晚唐最杰出的政治家。但之后的唐宣宗对李德裕非常反感，加上一些小人作祟，李德裕被连贬五次，最后在崖州去世。
（李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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