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腐朽的清廷因为大清臣民都不愿出国访问，只好任命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赴欧美贸易谈判代表，即“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清廷任命蒲安臣为出使西方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后，考虑到维护大清王朝所谓的面子，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同时，总理衙门也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平衡，不得罪英法等国，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杨大人改写
做了这些安排之后，清廷本来是不打算颁授蒲安臣国书的，但作为使团左协理的柏卓安根据西方外交公使出使他国的外交规则，向总理衙门建议说，西方各国互派公使，向来是以国书为凭，没有国书，对于办理外交事宜恐多有不便，希望总理衙门奏请清廷授予使团出使西方的国书。恭亲王奕䜣听了柏卓安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甚好，可以规避缔约各国对中国的疑虑，便奏请朝廷颁发了国书，总理衙门由柏卓安转给了蒲安臣，并嘱咐这些国书没有必要亲自呈递给各国政府首脑。柏卓安拿到国书后，将此书翻译成英文，方便在呈递国书时使用。国书的内容如下：
中国与外国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真诚地希望为中国和与它国之间建立友谊关系和良好的理解奠定坚实、长久的基础。……我们特意邀请有能力和外交经验的美国卸任驻华公使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此人深谙中外关系，也善于处理于两国有共同利益的所有事务，对这样一个人作为我们的外交使者充满了信心。我们还派遣有着二品顶戴的高官志刚和孙家谷一同随蒲安臣出使（首都名称），……希望（各国）友好地接待，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这将促使我们的友好关系将持久的发展下去，通过这次出使使我们之间永享和平与宁静，我们相信这样的安排将令各国满意。[1]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国书的颁授，标志着中国向近代外交迈出了新的一步。驻华代办卫三畏对此评价说，“此国书使得这个代表着古老国家出使西方的新使团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更加完善，……如此，将会使中国与外国的往来更加的巩固和发展”。[2]
除了颁授国书外，清廷还做了一件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这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
蒲安臣被任命为清廷“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但总理衙门对他的信任也并不是无条件和无保留的，多国人员的组合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出于对蒲安臣的权力的限制，总理衙门还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规定，规定了八条训令。在顾及大清尊严的礼仪问题上，总理衙门提出：可以“概免”向（西方人）行礼的情况，尽量免除。谈判中，如果必须按照西方各国进行的礼仪，而且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将来在美国及别国如有欲照泰西之例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3]；总而言之，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以昭肃敬各国之意”。[4]
西方报纸上的蒲安臣使团
但是，蒲安臣毕竟是西方人，有着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清廷拟定的训令，对他没能起到约束作用。本来，根据训令，清廷要求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呈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免得他们以后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
虽然出国之前，奕䜣主持的总理衙门在礼制问题上对蒲安臣做了种种限定，但是他一到美国就把总理衙门的规定抛到了脑后，一概按西方的礼仪自行其事。
出使西方，被任命为清廷“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后，蒲安臣深感使命重大。他清楚，作为代表清廷的一名外交官，要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出访的第一站必须获得成功。因此，他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在了他最有把握的美国。
蒲安臣使团在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接见
蒲安臣把外交使团出访的第一站定在美国是做了充分的考虑的，这其中既有美国是自己的祖国，有着故土亲情的情结外，这一选择更是他外交智慧的体现。在蒲安臣看来，完成了与美国的外交活动，即意味着为西方各国作出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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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p100—101
[2]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p103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册，卷五十四，第2249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册，卷五十四，第2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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