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國小說創作的高峰期，中國的四大名著在此期間萌芽。後世人對四大名著皆有剖析，也留下了許多極其深刻的見解。其實明清時期的優秀小說遠不止我們耳熟能詳的四大名著，《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就是清代小說佼佼者的代表。
雖然從表面上看，這兩本的內容沒什麼共通之處，但是從故事所處的環境以及文章所影射的一些社會現象來看，我們能驚奇的發現，這兩本書殊途同歸，都反映出了晚清時期的強烈反叛禮教的精神。
一個摘錄人間百態，一個寫盡魑魅魍魎
寫人道盡千百辛酸淚
《儒林外史》的故事從元末明初開始發生，故事的跨度大約是二百四十八年，前後經歷了一個朝代的興衰。這本書裡面有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最為知名的應當要數范進和匡超人。
范進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儒生，一心只讀聖賢書就為了中舉，受盡岳父的白眼，自家的營生也不好，大冷天裡的只穿著一件單衣。
在中舉前後，他周圍的人對待他完全是兩個態度。中舉前，只能抱著一隻雞上街賣錢過冬，被屠戶罵作“現世寶”，可當皇榜一貼，先前罵他的人都趕著來攀附，如此一朝翻身做人，也難怪范進“喜極而癲”。
范進之瘋，瘋的是科舉制度，那屠戶的一巴掌扇醒了他，更是極具諷刺的一個伏筆。晚清之下的趕考人尚且能扇醒，而積弊已久的科舉制度又如何能扇醒呢？
再看匡超人，他是一個兩面性質的人物，一方面是一個質樸孝順的，而另一方面卻又是泯滅人性的。
再沒有接觸科舉考試之前，匡超人只是一個淳樸的農村少年，對老父親十分孝順。可當他將科舉作為人生唯一出路後，心境漸漸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開始沽名釣譽，遊離於善惡的邊界，一步步走向墮落的深淵。
《儒林外史》中寫的人物很多，這兩個人角色也只是當中的一部分。范進和匡超人都是科舉制度下的傀儡，吳敬梓通過寫這些性情扭曲的人，意在諷刺當下的主流思想意識。
儒學歷經百年，傳承各個朝代，四書五經為代表的的科舉制度也被奉為文人盛典。《儒林外史》明面上寫的是人，批判人，其實想要折射的還是那個時代的弊端。他的書裡面處處可以看見強烈的反禮教精神。
寫鬼描繪萬萬世間魂
相比較《儒林外史》來說，《聊齋志異》的奇幻色彩更多，蒲松齡著重筆墨於一些精怪，並非寫人。
在這本書中，五百篇的短篇故事裡將近一半在寫愛情故事，這些故事的主要人物不懼封建禮教，敢於勇敢的追求世俗愛情。《蓮香》《小謝》《連城》等故事中皆記述了這種強烈的反叛精神。
這些人物或是花妖狐媚、或是公子風流，眾多美麗的女性形象在書中得以全方位的呈現，小倩、嬰寧、蓮香等都被賦予了痴和狂的鮮明化形象特點。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蒲松齡在自己的書中有意識的將男女放在同一個地位上來描寫。這在當時與主流思想還是相悖的。
《聊齋》寫愛情，卻又不僅僅侷限於愛情。除了對愛情自由的歌頌，裡面還包含了抨擊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摧殘；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和對老百姓的壓迫等等。這些思想暗涵在精怪故事中，但是都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
《聊齋》運用的諷刺手法體現在他雖沒有明面上些人如何、官如何，但是字裡行間卻透露出對腐朽沒落的政治制度的批判，體現了其強烈的反叛精神。
兩本書的異曲同工之妙
前文已經提到過，這兩本書雖然主要描寫對象和寫作風格都不一樣，但是卻有一種異曲同工的巧妙之處。
《儒林外史》寫人，將人的前後心境變化刻畫的異常鮮明，從人性的角度來揭露社會對人的壓榨和扭曲式操控；《聊齋志異》寫各種精怪，從鬼怪不受束縛的特性來看待人世間的各種侷限，藉著這些精怪之口控訴人間。
命運相似的兩個文人跨越時空的一次思想碰撞
蒲松齡自喟“喜人寫鬼，雅愛搜神”，他一生搖擺於傳統的雅文學和民間的俗文學之間，在青年時期就熱衷於記述奇聞異事。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繼承了六朝小說和唐人傳奇的衣缽，在此基礎上融入了自己的特色，算是集兩家大成。
唐人寫志怪注重於幻想和情節的奇妙，蒲松齡擺脫了這種觀念，融入了生活經驗的理性思考。花妖精魅不再是一種迷信意識中的神秘現象，而是成了一種帶有人文理性的藝術形象。
蒲松林筆下的人物不再是志怪小說中遠離塵世的形象，這些人物具有人的思想，說人的話語，有著人的愛恨情仇。現實生活中的被囚禁的七情六慾在這些形象身上得到了鮮活而立體化的呈現。神仙也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褻瀆的人物，他們類化成了人間官僚或是某一類群體的形象，多具有諷刺和批判意味。
吳敬梓是家族世代為地方貴族，晚年時期生活困頓，常靠賤賣詩詞文章為生，最後落得一個醉酒辭世的結局。
吳敬梓的思想經歷了一個比較大的轉變：生活上由富裕轉為貧寒，思想上對功名利祿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厭惡轉變。早年時期見慣了名士清客、官僚子弟，這些“上層人士”的醜陋嘴臉在他的書中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影射。
大起大落的文人生涯使得吳敬梓對當時的社會現象有一個比較深刻的瞭解和體悟。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我們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官制體制。吳敬梓在這本書中對一些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做了極其深刻的剖析，他以諷刺的手法對這些醜陋的社會現象進行了抨擊，尤其是以理學為代表的的僵化儒學、八股體質等。
兩本書俱是預料了晚晴時期的弊病和僵化
《聊齋志異》字裡行間透露出鬼比人要有情有義來諷刺當時的晚清社會。裡面的故事雖不是真的，但是深刻的反映了民間疾苦，有的故事甚至一度上升到諷刺當時的封建體質制度，在《促織》和《席方平》兩個故事裡可以見到這一類思想的表達。
《促織》說的是皇帝喜愛鬥蟈蟈，於是不惜花費舉國之力勒令百姓上供蟈蟈，最後一度搞的民不聊生。而《席方平》說的則是人入了輪迴道，無論是陰間還是陽間都無處可供伸冤。
“官虎狼吏”是《聊齋志異》中膾炙人口的名句，官吏衙門以人為食，吞食白骨，官場對百姓無節制的敲詐勒索，晚清的暴政字字泣血，在這本鬼怪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儒林外史》繼承了《聊齋志異》的批判諷刺寫法，並且有了新的發展。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過《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意指其對士林制度的含淚批判和無情鞭撻。
《儒林外史》歷來被評價為中國古典諷刺小說中的聖品，也是一部古典現實主義鉅著。吳敬梓善用對比和誇張化的諷刺手法，微言大義中折射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思想態度。
他的批判手法在於構建在真實性的基礎之上，誇張只是一個放大鏡，生活中的黑暗被無情地披露。將一件極小的事情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層面，從而來反映出深層的內涵，這種手法與《聊齋志異》有很大的出入，但是無疑將諷刺的力量最大化了，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
結語：
諷刺手法在中國最早見於唐代所寫的《隋書》，說到底，諷刺手法的出現其實是文人來表達自己不敢言說的心理路程。
古時候君主對於文人的思想鉗制力度非常之大，尤其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八股為代表的科舉制度成了文人們求官唯一途徑，在這樣大力度的精神壓迫下，諷刺手法成了一些文人來表達內心憤懣的渠道。
《聊齋志異》是比較早期採用這種諷刺手法的作品，聊齋之後，這種寫作手法被許多人所借鑑引用，《紅樓夢》中也有諷刺手法的身影。當然，清朝的諸多小說中，將諷刺手法集為大成的，還當屬《儒林外史》。
歷代文人著書成章，為的自然是針砭時弊，更是為生民立命。因而諷刺手法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算是文人的一種獨特發聲方式。
閱讀更多 卓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