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系列文章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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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3月5日俄罗斯《观点报》的一个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暂定于9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会议，将开启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讨论。
据说，这个会议是普京总统1月23日在耶路撒冷提议的，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响应。除了时间地点（5月在莫斯科或者9月在纽约）存在变数以外，五大国目前都认为这个会议很有必要。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世界金融和经济出现严重下挫之际，普京提议这个会议的确耐人寻味。即使没有普京的这个提议，原定9月份召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会议，也一定会触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等问题。只是不知道届时全球疫情是否被遏制住。
这个会议是不同寻常，必将争议世界局势的走向。
其实这几天，几个事情都非同小可，而且把这几个事情放在一起看，就更加的显得严峻了。
第一个是多国宣布紧急状态，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全球紧急行动起来。古特雷斯13日发表讲话说，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展现责任和同理心，共同抗击疫情。同时，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病毒流行的同时，不能让恐惧流行。他指出，只要各国实施检测、治疗、隔离、追踪等措施，并动员民众，就能够减少病毒的传播。古特雷斯当天还致函联合国全体员工，要求他们在3月16日至4月12日期间实行远程办公，以最大限度降低新冠病毒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内的传播风险。
第二个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依旧是世界走势的关键之关键。目前围绕新冠病毒的起源之说的中美之争引发关注。起初是民间，接着就演变成了“官方”之间的直接互怼。无论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的直截了当的说法，还是中国外交部的正式发言，以及美国方面的言论，都让围绕病毒起源的问题陷入一种新的争端。
非常让水哥注意的是，赵立坚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也是外交部发言人，他在推特上就病毒来源发言，绝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国家。同时，赵立坚曾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过四年之久，他一定比较熟知美国。
大家都知道，2019年之前的中国外交官，在外交事务的言论方面，其实一直是很少做过直面辛辣的方式，多半是采用绵里藏针的方式。但此次赵立坚等外交部官员，利用推特以及发布会等方式，进行正面刚，甚至投出匕首。这绝不是简单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非同小可。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又发布了《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而且报告里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4月15日在演讲时说：“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侵犯”两个字！这在之前是没有的。这些都释放出了弦外之音。
第三个是中国借此次疫情防控之际，反而加大了有关全球性事务的参与性，比如最近接连向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派出了援助队和援助物资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号十分强烈。
此前水哥特意写了一篇有关世界大变局的文章，大胆预测了全球性风险。但水哥在此，还是想主观表达这样的观点：世界若想太平，需要彼此协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际，世界金融和经济注定震荡乃至发生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合则两利，全球性协作所带来的好处一定大于争执甚至对抗。无论是中国因此受损还是美国因此受损亦或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因此同时都受损，其实都对这个世界会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和损失。
不过，客观上，世界走势的确是八个字：凛冬将至，“大战”来袭？！不仅是全球性病毒之战，而且相应的会带来金融经济之战等。这些都或带来世界级的大变局。
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崩溃与重构。
2
按照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从世界史角度把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
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
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二战以后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的更为紧密。
不难看出，每一次的世界秩序的大变化，都会伴随着一次世界性的争端，甚至战争。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曾如是说。按此思想的话，新兴工业国无疑正沿着发达国家指引的道路去做。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偏颇，世界经济发展中一定毫无避免的出现争议、冲突甚至“战争”，并影响秩序。毕竟，正如上文所述，“道不同不相为谋”。
按照发展理论家们的研究，现代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动力的起点，是两百多年前随着英国的农业和工业革命而来的一个重心的。这个重心在19世纪巩固了自身并成为当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的基础。
之后，英国经济所建立的重心地位受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挑战，最终美国取得胜利，成为1945年以后世界经济的新重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的经济体的出现，世界经济体系肯定也随之发生着某种摇晃和松动。
毕竟，单一中心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优越地位，对世界上其余的社会来说，既有机会也有危险。按照德国学者森哈斯的研究说法是，“机会在于连接上世界经济的增长火车头，并参与一项工农业创新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出口经济）；危险则在于通过开放的出口导向成为这个增长火车头的一块飞地，或者换句话说，成为边缘性的出口经济。”
他早在几十年前就预测道：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的下降阶段，正在新老各重心旨在推动新的革新浪潮的种种强化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同时，各大工业化社会为分占世界市场而继续进行国际贸易竞争，各种不同的“贸易战”正在打个不休，大部分注意力都落在哪个主要的工业化社会将在若干新技术领先的问题上。因为这些技术可以成为新的主导部门，将在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留下其印记，事实上还将组织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构......
“无论未来的世界经济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多中心，或者与某个新的世界经济大国甚或世界政治霸权大国相结合——在未来，无论世界经济条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只有在国家自己内部的发展潜力在广泛有效的基础上动员起来的时候，才会见到发展。”
如果说前两次是世界秩序1.0和2.0版本的话，如今，则处于世界秩序3.0版本的前夜，或关键时局点上。
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客观上助推了世界秩序3.0的可能加速演化的进程。
3
一个叫做“世界经济”的抽象存在，正在被瓦解和取代。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在客观的疫情之下，全球化经济正遭遇巨大的挑战。而同时客观上又将中美关系置入一个新的局面。
美国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必须要声明的是，“霸权”二字是修辞，就像美国之前的英国霸权一样，核心指代超级帝国的地位和力量——世界的重心。
加拿大学者考克斯在其著作《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世界知识出版社）里有个著名的观点，世界秩序发生巨变，通常有三个层面上的相互支持的事态发展：
第一个是全球霸权的削弱造成世界秩序的涣散，使得一个或几个主导型强国难以强迫别国遵守它们的规范；
第二个是国家的形式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也有着不停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国家和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都支持同样的世界秩序）；
第三个是社会力量得到动员，起来组成新的霸权历史集团。如果这种情形同时发生在好几个国家，包括一些强国，而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跨越国界的相互谅解和支持，那么影响力就更大。这三个条件就造成了世界权力的分散。
历史表明，19世纪的头几十年，自由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些条件普遍存在，使得一个新的生产制度——竞争性资本主义下的制造业——成为新的世界秩序和新型国家的物质基础。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解体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条件重新出现，从中最终产生了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这个新的霸权时代的基础——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的超级帝国。
要知道，整个20世纪60年代期间，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欧洲共同市场投入生产，这样做一来可以摆脱欧洲的共同关税，二来也可以利用欧洲较高的利润率。随着美国资本的流入，欧洲的大资本也变得日益国际化。对外来资本一贯比较抵触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允许某种形式的外国投资，以此来换取日本充分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和监督机构的活动的权利。
在这个时候，在美国以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的国际和国内倾向之间的充裕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于是，公众更加的清楚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技术革新的能力，从而才有可能防止美国永久占有技术优势。
但事与愿违，1973年后发生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欧洲等国的主导政策的可信性，美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沾了欧洲和日本产品的上风，而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原有的优势则受到了美国工业竞争力复兴的挑战——按照考克斯的观点，美国竞争力的增加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工业生产率真的提高了，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世界金融制度而造成的。所有的大国的企业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生产效率和政治权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大家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为什么？因为在全球经济扩张期，国际趋势就是经济扩张的带头者，无论是美国资本还是其他资本，大家都可以相容，一起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分包和产业链分工的方式，世界经济和国家各级经济都建立了联系，劳力市场的分隔化也减少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开始，分歧和矛盾就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反映就是国家资本提出各种保护主义的要求，与国际部门所支持的面向世界经济的政策形成了抵触，甚至不可调和。其中，美国开始愈发担心随着资本和公司移动到别国而造成的本国的产业空心化，以及美国输出资本和技术能力会增强竞争对手的经济力量、从而削弱美国自己的力量——正如英国在19世纪末所犯下的“英国错误”一样。
于是，按照考克斯的说法是，美国一直有这样的意识：提倡新商业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以保护并加强美国的经济实力，让国家更直接地参与资本的筹集和对投资的指导。甚至针对中国不惜动用贸易战和金融战。
而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主动与世界经济的联结，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而释放了巨大的活力和生产力，国力突飞猛进——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这个关口，整个世界政经形势正随着量变到质变处于秩序的大变化中——一方面是，川普上台，重新意识到美国的自身压力与危险，以防出现类似的“英国错误”，另一方面是本文开头所说的考克斯的三个条件促使世界秩序发生改变的时候也已到了——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甚至是全面开战。
正如此前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道分水岭，标志着从一个世界秩序到另一个世界秩序过渡——如今，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可能重新“孤岛化”和崩溃边缘，都使得这个世界也正重新处于这样的“分水岭”的时刻——一个不确定的时刻：或失控，或重构。而世界秩序3.0版本的到来，可能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里最大的全球性变局。
只是，在这样的“分水岭”时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会何去何从？请见《世界大变局》的深度分析文章之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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