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家芮瑪麗在她的重要著作《同治中興》中寫道：“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裡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這些“傑出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曾國藩，他在晚清大廈將傾之際力挽狂瀾，竭盡所能，最終以文而封武侯，被稱為“中興第一名臣”。縱觀曾國藩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不世之功，既與其識人、用人的高超智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與其“以忠誠為天下倡”的用人理念分不開。
面對晚清糜爛時局，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腐敗，而吏治的敗壞又主要是人才的缺乏。他感慨說：“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為浩嘆也。”
曾國藩（資料圖 圖源網絡）
曾國藩是中國儒家文化培育出來的一位標本式的人物，他的抱負是繼承道統，陶鑄人心，整頓世風，富民強國。因而，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曾國藩高度重視為國家培育人才，他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將培育人才提到了關乎國家興衰、事業成敗的高度，並畢生以培植、宏獎人才為己任。他說“君子有三樂”，而“宏獎人才，誘人日進”為其中一樂。
曾國藩善於以忠誠感召人心，他深知“大廈非一木所支，宏業以眾智而成”，而“成大事，求人輔佐為第一要義”。咸豐三年，曾國藩墨絰從戎，從事之始，他即發佈《討粵匪檄》抨擊太平軍：“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並以“衛道”作旗幟廣泛徵士：“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後來，他的門生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說：曾國藩知人之譽，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緯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嘗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其在籍辦團練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共，俾獲各盡所長。
曾國藩不遺餘力，“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勵，量材錄用”，帳下軍事型、謀劃型、經濟型、技術型的人才應有盡有，其氣勢如虹，可謂是盛況空前。其時，天下士子依歸，曾國藩幕府成為全國人才中心。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描述：“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之人才精華彙集於此。”
晚清之際，世風日下。曾國藩認為，要想有所改觀，必須以儒家價值觀培養一批道德的“種子”，以他們為榜樣去“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他對胡林翼說：“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這種充滿憂患意識的人才觀，使他在吸引、培養、使用人才上，眼光長遠，格外用心用力。相比較用人而言，他尤為重視培育人才，並將其比喻為“種子”。在這一點上，他超越了眾多同時代官員。
曾國藩語錄（資料圖 圖源網絡）
曾國藩還特別強調以身作則，以榜樣的力量去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他在《原才》中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
社會風尚的淳厚或浮薄是從那裡產生的呢？產生於一兩個人的思想傾向罷了。百姓中間，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兩位賢人智士，大家就會擁戴他們並聽從他們的教導；特別賢能有賢智者，擁戴他的人就特別多。如果這些人的心向於仁義，眾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義；如果這些人的心傾向名利，眾人便和他一起奔競名利。眾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勢所趨，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沒有誰敢違背它，所以說：“搖撼天下萬物的，沒有比風來得迅速強勁了。”因而，社會風尚對於個人的思想影響來說，起初會很微弱，但最後將是不可抗拒的。
《原才》作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國藩在京城已是嶄露頭角，意氣風發，與友人探討時事時強調“執兩用中”，意思是做事要根據不同情況，採取適宜的辦法。而陶鑄人才，轉移風氣，是曾國藩試圖力挽晚清政局之頹勢，所提出之救病良方。曾氏“以躬行為天下先”，並且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他的另一弟子黎庶昌曾這樣描述：道光末年，風氣敗壞頹放到了極點，“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士從而與之遊，稍稍得聞往聖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雋，朝夕論思，久之窺其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為一變！”
曾國藩“忠義血性”的努力，讓內憂外患的晚清“迴光返照”，從而有了短暫的“同治中興”。但他也無力迴天，只是延緩了清王朝這艘“破木船”的沉沒而已。而其“以忠誠為天下倡”，放言要培養一批好官種子，把他們撒到各地去開花結果的用人理念，在當今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卻是值得借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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