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故事，但凡套上“真实事件改编”的模子，总显得悲悯而令人动容。在故事背后，是鲜活的生命，是可被理解的爱与悲伤。“爱你就像爱生命”，不是一句单薄的抒情话语，是父亲李武雄，要用一生去证明的，给女儿的诺言。
2009年，第二次做导演的台湾演员戴立忍，只花了100万人民币拍成的黑白电影《不能没有你》，在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连拿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年度台湾杰出电影以及观众票选最佳电影五个大奖。
随后，在2010年的第十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夺得了最佳电影的奖项，同期获奖影片还有《窃听风云》、《花样年华》、《疯狂的石头》等。
《不能没有你》国内版海报
影片讲述了一个在港边讨生活的穷苦男子，和他亲生却并不“合法”的七岁女儿之间，无法被分离的故事。
为了争取女儿抚养权，他来回奔波，四处陈情，却一无所获。无助的他选择了抱着女儿，从台北天桥往下跳。
在这部黑白胶片式的电影中，导演用简单的基调奠定了沉稳有力而引人入胜的诉说姿势，同时也给观众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他以“屡见不鲜”的新闻事件作为突破口，展现了2009年的台湾，经济衰颓下小人物的命运，抨击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社会的机械性，充满着人文关怀。
《不能没有你》截图
黑白色基调下，解构现实的纪实性电影
1、纪实性的故事背景
1991年前后，在杨德昌事业的巅峰阶段，戴立忍曾作为学生，上过他两年课。
戴立忍很好地继承了老师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奇特叙事风格，改编了2003年的一个新闻事件，最终有了这部《不能没有你》。
两任导演在影片上的共同点是：用影片来解构当时的台湾社会，其电影好似放大镜一样放大当时台湾的社会现状。
影片开始于2009年的一个破旧的渔村，来自高雄的父女俩住在一个废弃的海边仓库里，连电线都是偷接的。
破旧仓库中，相依为命的父女俩
整部影片,摒弃了高雄的大都市形象,代之以低矮的平房及凌乱的修理间,把下层人民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正是这种对现实社会与经济生活情况逼真的反映,才能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从而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扎实基础。
为了养活自己和女儿，父亲李武雄一直在找工作，只是僧多肉少，并没有合适的工作适合他干。
而现实中的2009年，台湾正陷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失业率大幅上升，原本就在台湾经济中属于弱势群体的南部地区更是雪上加霜。
以本片故事情节设置的地点高雄为例,高雄市百分之七八十的市民都属于劳工阶层，属于台湾社会中最下层的人群。
他们想谋生更是难上加难。
无证的李武雄潜水为生。
2、“黑白”质感的用意
黑白色调的选用，往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悲剧、苦难、压迫等负面词语，让观众对影片产生一种“年代久远”的距离感，但同时，也更容易抽身出来去思考更多。
影片的悲剧剥丝抽茧地层层裸露出来：
原以为女友只是不告而别，没想到早已结婚；原以为只是贫穷，没想到依户籍法规规定，女儿的父亲不能登记为李武雄。
也就是说，尽管母亲从来没有管过女儿，但抚养权仍然归属于她；而社会保障局将以法律名义，将父女俩强行分离。
父亲满怀希望地去找那些官员，官员们脸上带笑，彬彬有礼，初见之时，总有种如沐春风的暖意。
但对于父女俩的问题，却心照不宣地推卸责任，一句“按制度办事”堵死了父亲李武雄的所有出路。
警员要带走女儿时，父女俩掉在地上的砧板和鱼。
“你看以前那些战争的照片，又或者是场面有激烈冲突的照片，一般都会用黑白胶卷去表现，因为可以减低画面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戴立忍
在仅仅一百万的预算内，黑白胶片的价格反而比彩色胶片昂贵。戴立忍决心用简洁的黑白风格，去掩盖影片中父女俩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不适感，从而留下更多的空间，去让读者自己填色。
这种互动模式将感官上的不适降到了最低，而将除开色彩之外的表情、剧情等元素推到了最高峰。
观众开始注意到僵化了的政治体制，注意到旁观者的冷漠和嘲讽，注意到脏乱差的环境之外的，父女俩的温情脉脉和坚韧不拔。
父女俩的彩色剧照
个体的苦难与旁观人群冷漠的“看客心理”
在整部影片中，所有人都在旁观这场闹剧。讽刺的是，在影片之外，投资方拒绝投资的理由也是：“观众看电视新闻就足够了，不必花钱看你的电影。”
1、制度的僵化，一个高度制度组织化社会的荒谬
在争取女儿抚养权的过程中，父亲李武雄遭遇了多次官员踢皮球的情况：
当上官了的小学同学林进益笑眯眯地让他找户政司王组长；王组长和蔼地让他回高雄，找当地户政事务所地林专员；王专员直接消失称不在，当地办公人员称，此事需要孩子的母亲和现任丈夫来处理。
一切回到了原点。
李武雄冒雨等待林进益，用塑料膜护住了女儿
在这个过程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荒谬：这个社会一切讲规则，一切讲究法制。每一个人明明都不是坏人，明明举止文明礼貌待人，但却解决不了一个底层百姓的生活问题。
对李武雄来说，女儿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希望，他不知道要怎样按照社会的要求做，才能留住女儿——所有人对他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作用。
而最讽刺的是，在与好友财哥的通话中，他听到了林进益的慷慨陈词：“政治过程草率，缺乏整体规划，就这样一意孤行，倒不如找更多的人，找更多的人来给他抗议。”
明明他也是那僵化的体制中的一员，却以正人君子的形象，发出如此宣言。
2、“社会不公”的呼号，指向每一片雪花
恰好是这通电话，让他想起了一个偏激的处理方法：以父女俩的安危，逼得媒体和社会正视这个问题。
他捡起了之前闹事的人举的牌子，想学他们也来一场偏激的示威，却被警员围堵，强行带走到了警局。
那一箱为了和官员搭话而忍痛买下的苹果，就这样被扣在地上，离他渐行渐远。
这箱苹果被还回来的时候，每个果子上面都布满了斑斑驳驳的痕迹。
李武雄想起那些在台北的日子里，他舍不得买吃的解决自己的温饱，这一箱狠心买下的苹果，寄托着自己和女儿在一起的美好愿望。
现在却千疮百孔。
绝望之下，他最终带着女儿爬上了天桥。
有六家媒体闻讯而来，这事成了新闻在电视台上轮番滚动播放。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茶余饭后的笑谈：站在电视机前的人们饶有兴致地讨论着他的举止，认为他是“想红”的也有，语气轻松地说“他不敢跳”地也有。更有甚者，笑着对身边的人说：“他快跳一跳我们也好回去上工了。”
另一边，有记者对他说：“先生你有什么苦衷？”他大喊着：“社会不公啊！”随即被警务人员援救上来，脸颊被按在地上，泪流满面地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带走了。
在这个悲剧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那一句“社会不公啊！”是对僵化的体制怪兽的反抗，是对嗜血却不帮忙的媒体的希冀，是对冷漠旁观的“看客”的愤怒和不满。这样的呼号，如利剑般指向了每一片雪花。这样一个心系女儿的父亲由希望走向绝望的过程，让我看到了身处底层的小人物对整个社会的害怕和不适应。
结语
在影片的最后，时隔三年，李武雄终于和女儿见面了。
他们一个在船的这头，一个在岸的那头，想说又不敢说话，生怕这是一场梦境。
这段温暖干净的亲情，终究是圆满了。
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我们都是渺小的小人物，被迫卷入时代的潮流中，随波逐流的同时可能会被时代的浪潮淹没。所以，只有迎着风浪勇往直前，才能在对抗中一点点找到自己的位置，才不会丢失我们手中的那些美好。
也正是那些美好，让我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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