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就像放大鏡，照出了“文件幹部”“會議幹部”的本領恐慌：
- 風險治理能力跟不上
- 精細治理能力跟不上
- 依法治理能力跟不上
- “智慧”治理能力跟不上
- 社群治理能力跟不上
- 專業治理能力跟不上
➤ 一些地方“承平”日久，思想麻痺，缺乏風險意識和源頭治理意識，無備必有患
➤ 增強幹部隊伍的綜合能力和駕馭能力，跟上時代要求，跟上群眾期待
形式主義 郭德鑫圖
會議桌上碼著18本厚厚的紅皮紙質材料，封皮貼著“大型活動管控”“醫療救治”“流調報告”“重點區域管理”“信息報告”等醒目標籤……這是中部某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臺賬。每天有專人負責臺賬的填寫、更新，以備迎檢。
翻開臺賬可以看到：大年三十，當地啟動應急響應。而疫情溯源記錄卻表明，公共場所、商超、社區管控措施直到初二、初三才真正開始。一層層組織開會、一級級等待部署，鄉鎮社區真正動起來又是幾天之後。這期間，家庭會餐、走親訪友等聚集活動已進行大半。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廣大黨員幹部挺身而出、英勇奮戰，經受住了嚴峻考驗。但疫情大考也暴露出幹部能力建設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尤其是一些領導幹部的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明顯跟不上，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這一判斷，在過去1個多月的疫情應對中被充分印證。特別是在一些疫情嚴重的省份，有的地方工作不推不動“等安排”，防範風險“慢三拍”。有的地方，社區治理還停留在“紙筆時代”未跨越“數字鴻溝”，群眾工作遭遇“靈魂三問”。有的主管部門幹部甚至對防控情況“一問三不知”，或是出現“一律斷路勸返”等不依法現象。
疫情大考的結果表明，當前亟待增強幹部隊伍的綜合能力和駕馭能力，跟上時代要求，跟上群眾期待。
風險治理能力跟不上
回顧疫情發生之初各地啟動應急響應的節奏，一張風險治理答卷鋪展在眼前。
1月21日，國家衛健委將新冠肺炎納入傳染病乙類管理，採取甲類防控措施。1月23日，離漢通道關閉。僅僅5天前，當地百步亭社區還舉辦了4萬餘家庭共吃團年飯的“萬人宴”。1月23日，浙江、廣東相繼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1月24日，湖北等多地陸續啟動一級響應。
多位公共衛生專家指出，2003年的非典疫情讓人措手不及，此後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經歷了17年長足發展。但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地方在疾控預警體系、公共衛生應急體系、防疫物資儲備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行動遲緩。這表明，一些地方和領導幹部防範重大傳染病暴發的風險意識和治理能力不足。
一些醫衛人員和基層幹部坦言，一些地方“承平”日久，思想麻痺，對社會治安、洪災火災等公共安全事件關注較多，對公共衛生及其他潛在的非傳統風險缺乏警惕，無備必有患。
精細治理能力跟不上
不久前，湖北省英山縣政府的一份捐贈明細公示火遍全網——1斤茶葉、2箱方便麵、2桶84消毒液、30元現金都一一列明，被網友稱為“滿分作業”。提交這份“作業”的英山縣縣長田洪光在回應網友時說：“捐贈物資去向都必須說清楚，對百姓有交代。”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地方幹部精細治理能力比較薄弱。疫情初期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醫用物資是否緊缺，某省不同層級領導的表述自相矛盾。一邊是倉庫內捐贈物資堆積，一邊是前線物資短缺十萬火急；一邊是轉運患者應收盡收，一邊是人員車輛配合不到位。
基本情況不清，就難把事做出好效果，統籌全局、綜合調度、抓實抓細的能力不足也被“直播”。
疫情突發，一些地方幹部不能因地制宜採開展工作，穩穩當當“等安排、抄作業”，簡單轉發甚至直接照抄上級防控文件。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新疆哈密市伊州區三道嶺鎮應急處置預案中，竟然出現“哈密市中心醫院全力做好隔離救治工作”的語句，涉嫌抄襲。因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該鎮黨委書記和鎮黨委副書記、政法書記先後被免去現職。
依法治理能力跟不上
隔離居民被“鎖死家門”；確診或密切接觸人員被封戶封門；被隔離人員的姓名、房號、身份證號碼等隱私信息被披露；擅自阻斷國省幹線公路、挖斷農村進出公路，阻礙應急運輸車輛通行……疫情蔓延之初，於法無據、違法任性的管理亂象頻仍。
復工復產之初，一些地方舉措也出現簡單化、一刀切現象。有的地方對湖北、浙江、廣東、河南等地外來務工人員“一律勸返”，要求“外來人員一律只出不進”，或者“沒有房產證一律遣返”“沒有房本，先交50萬元保證金”，等等。
疫情防控也是一場法治大考，可以試出各級領導幹部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辦事的能力成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這些行為將嚴格執法異化為過激執法、暴力執法，不僅阻礙了復工復產有序推進，還引發糾紛、激化矛盾，違背了“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要求，反映出制定這些土政策的幹部法治思維欠缺，依法防控能力不足。
“智慧”治理能力跟不上
“5G時代還在上門排查、填表，治理手段有些滯後。”不少受訪者表示，大數據時代，一些基層幹部主要仍依靠“人找人、填表格”等方式蒐集信息。在疫情快速發展階段，一名社區幹部要服務上百名群眾，手工填表、層層上報，工作量大，效率低、跟不上形勢的要求。
“治理手段上的路徑依賴，凸顯了用現代技術賦能治理的迫切要求。”合肥市數據資源局副局長王偉說。
中部某省一位衛生系統幹部告訴記者，該省每天要彙集新增、確診病例和流行病調查信息，有的材料報上來還是手寫的。而且只有孤零零的一堆數字，未經比對分析，構不成決策依據。
比如該省一個確診病例過百的地級市，按部就班上報了當地3個相鄰小區共出現的6例病例，表面看不出任何問題。但對病例居住地點、活動軌跡等信息進行大數據綜合分析後發現，這些病例有過聚集活動歷史，存在社區擴散風險，這才採取措施遏制了潛在的傳播風險。
社群治理能力跟不上
群眾是誰？群眾在哪？群眾在想什麼？面對群眾工作的“靈魂三問”，一些基層幹部答不上來。
“在疫情防控中我們才發現，本應最熟悉基層情況的基層幹部，卻對社區底數摸不清、動員組織力不強。”安徽省一位市轄區區長說。疫情防控是一場人民戰爭，但有的幹部表現出不善於做群眾工作，缺少讓人民群眾認可的工作方法。
疫情就像是放大鏡，照出了那些“文件幹部”“會議幹部”的本領恐慌。一位縣委書記說，當地從市直機關下派的副縣長，平時開會念稿子可以，宣講時腿肚子發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下到基層不會說群眾語言，老百姓不買賬。有的群眾不聽指揮，出現聚集性、擴散性疫情，原因之一就是政策宣講沒講到他們心裡去。
基層人手少、資金少、任務多，需要有突破力、能夠協調群眾多方訴求的好辦法，否則就會手忙腳亂、張皇失措。武漢一度出現的社區患者轉運沒人管現象，就暴露了這一問題。
“幹部在幹，群眾在看。”一些地方誌願者多是基層幹部黨員和退伍軍人，普通群眾不願參與。浙江省一位鎮黨委書記對記者說，尤其是那些人口上千的大村，組織發動群眾就更難了。疫情防控需要建幾個疑似病例集中觀察點，選址屢屢被群眾拒絕，不得不換了好幾個地方。鄉鎮黨委的調控力、幹群之間的信任度，備受考驗。
專業治理能力跟不上
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已有十餘位各級衛健委主任上陣“掉鏈子”，因防控不力被免職，其中相當部分是因為專業能力不足。
黃岡市是湖北省疫情嚴重程度僅次於武漢的地級市，存在疑似病例篩查力度不夠、送檢進度緩慢等問題。該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對收治能力、收治人數和核酸檢測能力等數據“一問三不知”，成為此次疫情防控中全國首位被免職的市級衛健委主任。
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衛健委主任曲秋偉，只轉發上級來文，結合本地實際制定的措施少，對疫情底數不清、上報不準、應對乏力，導致疫情快速擴散，被就地免職。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衛健委對疫情防控部署不嚴不細不實，管理上存在漏洞，重大事項請示彙報不及時，該市衛健委主任馮小紅被免職。
科學決策來自專業判斷。即使不苛求每位幹部都是專家型領導，但在醫療、衛生、教育、科技等專業性較強的部門，決策尊重專業判斷也是基本要求。
一些地方衛生部門特別是疾控部門人員不足、專業化程度不高，導致流行病學調查、病毒分析、疫情研判、重症救治等工作不達標，一度影響防控大局。比如，中部地區一個300多萬人口的地級市，市疾控中心77名員工中只有8人是傳染病防控專業人員。由於新冠肺炎病例數據分析整理人手緊張，無奈之下當地從統計局抽調了4人幫忙。
補短板先轉思維
“疫情防控是對領導幹部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的一次極限考驗。這提醒我們，‘一招鮮、吃遍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必須轉變治理思維。方法用對了，問題迎刃而解，用蠻力只會適得其反。”安徽省界首市市長何逢陽說。受訪幹部及專家建議，要補治理能力，首先要升級各級領導幹部的治理思維。
升級風險思維。“特別要強調問題導向，不怕暴露問題。”多位地方幹部建議，要鼓勵幹部講真話、說實情、不遮醜。完善負面問題上報機制，比如年度總結、政府工作報告中必須專項列出潛在風險短板，增強發現問題的能力，防止治理“失明”。
升級互聯網思維。浙江台州市天台縣洪疇鎮黨委書記谷峰說，幹部要苦幹加巧幹，應加強人工智能、大數據、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培訓，打破治理手段的路徑依賴。此次疫情防控中，浙江省用“大數據+網格化”治理方式實現了信息的上下聯通，助力中高層精準研判、基層有效落實，大大開闊了幹部的治理視野和思路。
升級科學法治思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說，一些地方在應對重大疫情中表現出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背後是部分領導幹部沒有落實群眾路線，違背了科學法治原則。應把尊法守法、科學決策能力，作為幹部選拔任用、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加快提升幹部科學決策、依法決策能力。
新聞深一度
幹部要升級哪些能力
面對風險挑戰不知為，面對複雜局面不會為，面對責任壓力不真為…… 少數幹部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跟不上，面對新風險新挑戰“三不為”，其背後既有幹部自身認識不足、能力欠缺原因，一些培養選任機制也亟待調整完善。受訪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為，“三不為”現象有三個根源。
思想上缺乏時代感。“一些幹部對風險危機不敏感，沒有認識到新時代、大變局的深刻含義。”一位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談到，由於沒有悟透中央重大判斷的深層次內涵，一些幹部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不足。
危機來臨時，不知應對、貽誤時機。“這種時代感缺乏，還體現在對信息時代的不適應。”安徽省一位縣委書記說，有的幹部視頻會議不會開、智慧程序不會用，走到哪都帶個秘書、提個包，裡面裝的全是文件。“其實一部智能手機全能搞定。”
行動上務虛功多、練真功少。一些幹部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做起事來沒有頭緒；平時工作主要是開會、看文件，一線調研浮光掠影，對基層問題了解不多、研究不深。“平時用這個套路還能勉強應付，疫情來臨就露了怯。不‘結硬寨打呆仗’，不練真功夫，工作成效怎麼能好？”湖北省一名縣級幹部對記者說。
作風上未堅持實事求是。講真話、說實情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但這次疫情應對中，一些幹部這方面表現不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表示，有的幹部面對重大風險時，畏首畏尾、不敢擔當，導致信息通報遮遮掩掩，部分群眾訴求被漠視，中央要求得不到及時貫徹。
受訪專家和幹部認為，提升幹部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迫切需要根據現實情況完善相關制度。
完善擔當作為激勵機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教授高利紅說，面對頻繁的督查、檢查，基層幹部普遍怕被追責，思想上謹小慎微，行動上瞻前顧後，關鍵時刻不敢獨立判斷，習慣於等待上級指示。應不斷優化督查檢查工作機制，減輕基層不必要的迎檢負擔，同時建立完善容錯機制，激發幹部擔當作為的內生動力。
完善選賢任能機制。湖北省一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表示，幹部的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要從培養選任環節抓起。現在一些地方對幹部能力缺乏精細化研究，沒有針對不同崗位、不同層級的幹部進行能力分類研究，配備幹部時“缺什麼補什麼”，地方經濟上不去就配經濟幹部，發生了群體事件就配社會幹部，忽視了對幹部全方位能力的培養鍛鍊，一些幹部環境一變就力不從心。
專家建議，幹部選任應堅持專才與通才並舉，提升幹部專業素養。進一步加大從基層發現人才、培養人才、重用人才的力度，打通基層幹部往上走的通道，選拔更多熟悉群眾、瞭解基層、有真本領、能經風浪的幹部。
完善新時期群眾工作機制。疫情之下，一些地方“上面一個榔頭，下面一塊石頭”現象更加凸顯。上級任務壓得透不過氣，下面群眾又不理解，幹部只得孤軍奮戰。浙江溫州市文成縣嶨口鎮黨委書記邢越鋒說，這說明一些老舊的群眾工作方法不管用了，幹部必須掌握新時期做群眾工作的本領。一方面，要組織發動更多群眾參與共治，把基層黨建引領功夫下在平時，力量下沉到群眾中去，增強信賴感，關鍵時刻才能把每個網格、每個細胞都動員起來。
另一方面，還要利用“互聯網+網格化”新技術新思路，做到基層“底數清、情況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荷葉地街道黨工委書記武斌做過一項統計，僅一戶家庭，就有上百項信息要素。面對社區居民的海量信息，不能再靠傳統的上門逐戶排查，而是要用數字手段搞清楚群眾真實情況，提升精細化治理能力。
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武斌所在的街道利用社區微腦智慧平臺，實現了對社區居民的精準畫像和對疫情防控的精準指揮。他建議，疫情結束後，應大力推動智慧社區、未來社區建設，用數字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壘，提升基層治理和服務能力，切實為基層減負。
來源：《瞭望》新聞週刊 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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