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在數千年前，就已是中國古代兵家極度推崇的兵書之一，其中所蘊藏的不僅僅是作戰方法，更包羅了天、人、事、時、地、物之間的相剋相生之道。
《孫子兵法》以萬物的本源為啟，順應了萬物之性，分析出制勝的法則，終能在瞬息萬變的戰事之中，應變出“似為有常，卻為無常”的制勝戰略。
由此可見，《孫子兵法》不單單是一本文學經典，更是能被運用於戰事之中的“神兵利器”。無怪乎它歷經了數千年，不但沒有被淹沒於時間洪流中，反而愈加耀目。
《孫子兵法》中的“詭道”，不能單純以“欺詐”來解釋，較為妥當的解釋是“多變、無常”。
其意即在指揮對戰之時，沒有任何一場戰法的策略會是相同的，即便是在相同的地理環境、人為因素下，因為我能謀敵，敵亦能謀我，所以必須隨機應變，因著人、事、時、地、物來作戰法的變化，使敵人無例可循，自然就無法掌握我軍的形勢；甚至還可藉此來迷惑敵軍，傳達錯誤的信息給敵人，使敵人當守不守、當攻不攻。
孫武劇照
此“因敵取勝之法”，是《孫子兵法》中“詭道”的主體，有兩種使用方法。
一方面可以敵方弱點為目標，對其弱點施加壓力，使敵軍露出敗象，再以軍力攻打弱點，便可得勝；另一方面，也可利用敵人所擁有的優點，以計謀將其轉換為有害的條件，便能使敵軍由優勢轉為劣勢，進而戰勝敵軍。
利而誘之
兩軍交戰，皆以有利之事而為之。於是我們可借敵人貪利之心，先以蠅頭小利，或以小敗先給敵軍甜頭；敵軍得到好處後，便容易因此衝昏了頭，進而落入到預設的陷阱之中。這與《老子》所說的“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此所謂的“小利”，是一種比較級的闡述，也就是與“大局”相較而言，例如以金錢、割地、佯敗等，畢竟戰爭求的是最後的勝利。
在一切只求勝利的戰爭中，有時必須做出一定程度的犧牲，才能獲得勝利的契機。雖然這樣的舉動，會被認為是“冷血無情”，但戰爭本就無情可言，一切的殺戮爭戰只為求得勝利。
此時，少數人的“無情”犧牲，便是不得不為之事，也唯有這樣無情的“犧牲小我”，才能使敵人上當，進入圈套之中，最後“完成大我”，使國家、軍隊獲勝，百姓才能免於戰爭所帶來的殺戮之苦，而得享安居樂業的生活。
兩害相權衡之下，以少數人的犧牲，能換得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正是以“無情”成就“有情”的一種致勝手段。
曹操劇照
如三國時曹操與文丑之戰。一般來說，軍隊的各項軍需用品，都處於部隊後方，避免被敵軍奪取而無軍力應戰，曹操卻下令將輜重放在軍隊的前方。
眾將擔心輜重會被文丑的軍隊所奪，當兩軍交戰之時，文丑的軍隊果然大肆搶奪曹軍的輜重。此時曹操又下令縱放馬匹；文丑軍為了搶奪輜重馬匹，使得整個陣型大亂；曹操再趁機進攻，得到了勝利。
又如李牧對匈奴之戰。李牧為了誘敵制勝，不但先使平民放牧於曠野，來誘騙匈奴，後又將數千名百姓棄於不顧，使得匈奴軍以為有機可乘，而誤入李牧的陷阱之中。
這都是先作出部分的犧牲來利誘敵人，使敵人貪圖眼前的小利益，而忘了審慎思考、顧全大局，以致失去最後的勝利。
亂而取之
軍隊的紀律是否嚴明，是否有良好的秩序，關係著軍隊的存亡。
將領若想指揮軍隊如反掌之易，就必需要有“整而不亂”的軍紀；否則，軍隊一亂，則法紀不顧，軍令不聽，猶如一盤散沙，更遑論應敵作戰了，甚至還可能不攻自破。
正所謂“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如果能使敵軍受到額外因素的影響——例如施以實質的利益引誘，使士兵為搶奪利益而毫無紀律；或以計謀、手段，攻敵團結之心，令軍心彼此猜忌；或使敵人因畏懼、驚恐而不團結——而軍隊大亂，便會使其喪失原有的攻擊力，甚而瓦解其最基本的防禦力，再趁此機會出兵襲擊，便能易於取勝。
正如《百戰奇法》中所說，敵軍陣形一亂，軍心必亂；軍心一亂，陣形勢必更亂；最後必將潰不成軍。我們若及時把握良機，迅速出兵，對於取勝是有所助益的。
段志玄畫像
隋大業十三年，隋唐兩軍交戰。就在唐軍岌岌可危之時，唐將段志玄率領騎兵前來赴救，成功擊殺數十敵軍，但腳卻被亂箭所傷。段志玄為避免影響軍心，不但隱瞞傷勢，還數次攻入隋營奮戰。
隋軍一再遭段志玄衝殺，軍心便開始混亂，而唐軍見狀反而士氣大振，最後隋軍混亂潰逃，唐軍便趁此良機進攻，大敗隋軍。
不僅戰場如此，國家也是如此。國家若是在內政、經濟方面出現了混亂，民心便無法聚集，國力也將衰減，自然容易引起強國的侵略，最後終將亡國。
《呂氏春秋》中有一段記載。周武王在討伐殷商前，派人前去刺探國情，先是得知殷商有佞臣與讒臣當道，後得知賢良之臣紛紛離開，最後再得知百姓不敢批評政府，於是認為殷商國政已亂到了極點，便出兵討伐，一舉滅了殷商。
實而備之，強而避之
當敵人國力堅強、實力雄厚、兵精糧足，我軍無機可乘之時，就應加強整備工作，不主動與敵軍交戰，靜待敵軍露出破綻後，再一舉攻之。
換言之，就是“忍”。兩軍對峙之時，我們要沉得住氣，不盲目、輕率地採取進攻之勢，正所謂“敵不動，我不動”，先有動作的一方，就容易先露出破綻來，如此不但不易取勝，反而會造成我軍大量的傷亡，甚至被敵軍擊敗。
正因如此，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可急於進取，而應嚴加防備才是上策。
古代作戰圖
另一方面，面對敵軍的強大攻勢，我軍應避其鋒芒，避免與其正面交戰，不可與其硬拼。在保全全軍的前提之下，儘量的容忍、退讓，不輕易應戰而造成傷亡。
畢竟敵軍的氣勢正旺、戰力正強，我軍不但在軍力上不若敵軍，甚至可能連軍心上都受到敵軍的氣勢影響，而有所怯懼。換言之，這正是反向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因此，在劣勢的情況下，我們一定不可與敵軍正面應戰，應當保留實力，以退為進，且戰且走，爭取時間作長久的消耗戰，並積極整備，等待敵軍因長期在外征戰，軍力耗損、氣勢減弱之時，再爭取最後的勝利。
三國時，劉備出兵大舉攻吳。吳將陸遜以漢軍勢盛、求勝心切，決定先讓一步，再視機決戰。
於是他將軍隊撤退至夷陵，並固守不出。兩軍對峙半年，陸遜待漢軍疲憊、鬥志鬆懈，再加上他得知漢軍營寨由木柵欄所造，便決定使用火攻，一舉大敗漢軍。
陸遜的戰術運用，便是“實而備之，強而避之”的最佳寫照。
怒而撓之
我們可以利用敵軍暴躁易怒的個性，使用計謀來激怒敵軍，使敵軍被怒氣衝昏頭、喪失理智，無法冷靜判斷雙方形勢，進而使其作出錯誤的決定。
更進一步，我們若能使敵軍的怒氣無從發洩，到最後敵軍甚至會不聽軍令，這正是反向利用孫子在《火攻》篇中所提到的“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
劉邦劇照
楚漢相爭時期，漢王劉邦率軍攻打成皋。當時楚王指派最信任的將領曹咎鎮守成皋，曹咎依令堅守不出，完全不理會劉軍的挑釁，就這樣僵持了數日。
後來劉邦便選了幾名能說善道的士兵，在城下對著曹咎破口大罵，先是譏諷他膽小如鼠，後說他猶如縮頭烏龜，不敢出來應戰。曹咎聽後大怒，原本想出城應戰，但遭屬下勸阻作罷。
然而，劉邦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接連數天，派出更多的士兵在城下破口大罵，且越罵越難聽，曹咎終於按捺不住怒氣，率兵出城應戰。此舉正合劉邦之意。
就在曹軍渡汜水時，劉邦派出早先預備好的強軍襲擊，在水上給予曹軍迎頭痛擊。曹咎被打得潰不成軍，最後拔劍自盡。劉邦順利佔領了成皋。
卑而驕之
當敵軍浩浩蕩蕩、士氣高漲，舉兵來襲時，我軍則要放下身段，向敵軍展現臣服卑微之意；或是收斂我軍氣勢，佯裝羸弱不敵，而使得敵軍因此而驕傲、自大，便會漸漸呈現出怠惰之形而鬆懈防備；這時再以兵奇襲，必能戰勝敵軍。
吳王夫差劇照
越王勾踐兵敗後，不但屈服於吳王夫差之下，更大肆賄賂吳國官吏，使得吳王夫差日漸驕傲自滿。
吳王夫差認為勾踐是誠心臣服，便鬆懈了對越國的防備，最後吳國終遭越國所滅，越王勾踐總算得以復國血恥。這也證明了“驕兵必敗”的道理。
佚而勞之
敵人有充分休養，人人精神抖擻，且整備完善，此時敵軍戰力非同小可。
我們不可舉兵作正面衝突，而是要設法使敵軍疲於奔命，一下攻左一下攻右，不斷侵擾敵軍，使敵軍防不勝防，讓敵人日夜不得休息，加速消耗敵軍的體力及精力，以減弱敵人的戰鬥力及應變能力。
吳伐楚，公子光（吳王闔閭）問計於伍子胥，並採納了他的建議。伍子胥以“兵分多路”的方式，不斷騷擾楚國，誘使楚國軍隊盡出。楚國大軍出動必勞師動眾，此時吳軍卻立即收兵。
如此來來回回數次後，楚國的軍隊便開始呈現出疲態，甚至開始以為吳軍又是“虛張聲勢”，而開始懈怠，最後吳軍再以全體進攻之勢，擊潰了楚軍。
伍子胥劇照
親而離之
敵人團結、無二心時，軍力便能有超越實力的表現，此時就要用計來分化、破壞敵人的團結，使其上下離心、左右猜忌；或是拆散“一加一大於二”的絕佳作戰組合，使敵軍一分為眾，甚至不願互相協助作戰。
如此一來，便能大幅削減敵軍的戰力，我軍便能一一攻破，取得勝利。
在《三國志》中，有一段曹操分化敵軍的記載。馬超與韓遂組成聯軍對抗曹軍，因曹操與韓遂兩人稍有交情，於是在開戰前，兩人便在陣前敘舊交談。
兩人不談軍事，只聊當年舊事，因此相談甚歡。結束談話後，馬超詢問韓遂談論的內容，韓遂卻說沒什麼，馬超便起了疑心。
過了幾天，曹操又命人送信給韓遂，信中又故意在語句上塗塗改改。馬超本來就已有所疑慮，於是向韓遂借信一看，便真的以為韓遂與曹操兩人私下共謀。
馬超的疑心越來越大，曹操便趁此時舉兵進攻，“大破馬、韓聯軍”自是手到擒來。
孫武雕像
總而述之，孫子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為自己的理論作了總結。
如果想在交戰中取得勝利，就必須使敵人無從防備，或是在敵人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進攻，也要在敵人意想不到的時間或地點出擊。也就是說，“無備”與“不意”就是軍隊的弱點所在。
行“詭道”之法，目的就是要使敵軍露出弱點，這也是軍事指揮作戰時的奧妙之處，只要能因時、因地、因人、因事之異，隨時變化戰術，就可以使敵人防不勝防。這正是“詭道”的精神所在。
閱讀更多 玲瓏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