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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小組按】
“要著力完善城市治理體系和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樹立‘全週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
近日，習近平在武漢考察時，在談到如何補齊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時，提出了樹立“全週期管理”意識。
這個概念的提出，為我們在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路子時，提出了新的要求。超大城市既是發展增長極，也是風險集聚點。發展成績好，並不等於風險治理好。
今天我們一起探討如何做好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的“全週期管理”。
不久前，習近平在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電話時，作出了一個重要判斷：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樣的重大突發事件不會是最後一次，各種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還會不斷帶來新的考驗。
超大城市人口眾多、經濟體量大，各種要素密集，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快速流動，這既是巨大的城市競爭力優勢，在危機狀態下，又會變為突出劣勢，風險會在一個高度密集的區域快速集聚、快速爆發與快速擴散。
思維：不治已亂治未亂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有其生命週期，人類的思維方式很容易傾向於只問結果，不察原因；只重顯態，不重隱態；只見一截，不見全龍；只保當下，不顧將來。同時，人類的思維模式，容易執著於當下，很難做到根據情勢變化而靈活調整。
我們的管理思維需要克服人類的主觀偏向，順應客觀規律，做到與事物的變化週期相一致，實現全週期的動態管理、閉環管理。
全週期管理思想可以在城鄉治理的不同側面得到應用，在權力運行上，有決策、實施、監督的週期；在工作推進上，有部署、貫徹、驗收的週期；在項目運作上，有風險評估、運行監測、總結評價的週期等等。
超大城市的風險管理要做到事前防範、事中控制、事後反思的全週期閉環管理。全週期風險管理最重要的是做到事前防範，做到源頭治理、早期控制。不少政府部門經常扮演“救火隊”的角色，原因就在於治已病而非治未病，治已亂而非治未亂，所以按下葫蘆浮起瓢，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
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食用野生動物是風險的源頭之一。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強調：“我們早就認識到，食用野生動物風險很大，但‘野味產業’依然規模龐大，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了重大隱患。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
七點建議
源頭治理的困難在於它是一種潛藏態與萌芽態的治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做到葉落知秋，防微杜漸是困難的，這不但考驗治理能力，更考驗治理智慧。
第一，從治理方向上，應主動消除治理隱患。超大城市治理不能只是熱衷於顯性的政績，更要關注那些看不見的工作，定期對城市整體與各運行子系統進行“健康診斷”，識別治理隱患，主動疏導治理痛點，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的健康水平。
第二，從治理機制上，應提升全社會的德治、自治水平。我國傳統治理的精髓在於德治為治道之本，治理本末次序是導之以德、饒之以財、約之以禮、齊之以政、裁之以法。這既是長治久安之道，也是治理成本最小化的系統化治理方式。現代的治理財靠市場、政有政策、法有法治，但如果德(德治)與禮(自治)成為治理短板，那會使很多社會矛盾與社會風險，無法在微觀層面就得到消解。
現代城市社會可以借鑑傳統治理智慧，加強國民心理建設、國民素質教育、家庭建設、社區共同體建設、工作單元共同體建設、社會組織建設、虛擬空間共同體建設，在現代的陌生人社會中推行德治，打造有效自治空間。
第三，從治理主體上，應有雙重的“免疫系統”。人體在應對病毒等外部風險時，如果所有威脅都等大腦中樞發出指令，人體一定無力對抗。社會風險控制也是如此，都由政府做出決策後再採取行動，政府會有注意力不足的問題。
社會的自發免疫系統，能夠處理分散性信息，應對分散性危機，能夠做出快速反應，進行自我適應式的調整。社會管理不能要求所有方面都整齊劃一，而是也要有無序之序。對社會信息、社會運行中存在的差異性，應抱有一定的理解和包容，以更好地保護社會的自發免疫功能。
第四、從治理資源上，應實現資源下沉，保證社會細胞單元的健康。我們現在的城市治理資源大部分集中在上面，基層治理資源嚴重不足，社區防控是這次疫情應對關鍵的一環，但是在武漢等地也暴露出社區治理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通過將機關幹部下沉才緩解了這個問題。
在常態治理中也是如此，現在我們社區治理不但人員少，待遇低，平時主要精力都在應付上級交辦的填表等行政性事務，使得社區治理成為治理的短板。
基層一線工作人員少，中間層級太多，也是滋生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重要土壤，甚至出現了“一人幹活，九人監督”的怪事，基層工作人員既要幹活，又要應付各種報表與檢查。減少中間環節，將治理資源下沉到一線，有助於推動治理實現末梢治理、精細治理、高效治理。
第五， 從治理時機上，應及時調整，做到適應性治理。風險治理事中控制需要做到及早發現，及早應對，有效控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個教訓就在於沒能做到早期的控制，而一旦重視起來之後，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的制度優勢就凸顯了出來，有效地實現了事中控制。
全週期治理需要根據情勢變化的不同階段，對策略做出適應性調整，例如我國根據疫情變化，適時提出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經濟，推進按照風險程度分區分級精準施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第六，從治理循環上，加強事後反思與調整，實現風險管理閉環。全週期的風險治理要做到事後反思，每次出現問題都是國家發展與治理弊端的一次大暴露，是對於我們治理體系的一次大考與全方位診斷，每一次危機，我們都不能浪費，要推動全社會的反思，讓那些打不垮我們的困難，成為我們進步的階梯。例如可以推進“革陋習、樹新風”的社會運動，推動治理體系深度變革。
第七，從治理工具上，應強調新技術手段的運用，實現智能化治理。第四次工業革命本質是智能革命，它將形成社會性的智能體系，使得社會協作組織體系實現智能化。我們的動員組織體系如果不能和新技術條件配合，就難以進一步做到精準化、高效化，難以更有效應對高度複雜、多元、分散的現代社會中發生的危機。
在超大城市可以加快以城市大腦為中樞，以各種平臺企業為網絡，以5G、數據存儲設備、超級計算設施等為骨幹，各種智能終端為節點的智慧城市建設，推動風險治理的智能化。
作者/鄢一龍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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