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呈十瓣葵口形，侈口，浅壁，底略凹，有支钉痕迹六枚。通体满施青釉，釉色匀润，釉表开细密纹片，口缘釉薄
来源
Harry Garner爵士及夫人珍藏，贝肯翰姆，英国
赛穆旼（Mortimer D. Sackler）医生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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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陶瓷学会，《Ju and Kuan Wares》，伦敦，1952年11月12日至12月13日，图录编号67
总督宫，威尼斯，《Mostra d’arte Cinese》，1954年，图录编号460
Harry Garner爵士（1891-1977）为杰出数学家、科学家、亚洲艺术品收藏家及学者。生于英国，Garner爵士毕业于剑桥大学， 1916年加入皇家空军，其后曾参与设计新型战斗机，并成为军需部首席科学家。除了超然的科学成就，Garner爵士对亚洲艺术品的研究亦做出重大贡献。他的著作包括1954年出版的《Oriental Blue and White》、1962年出版的《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及1979年出版的《Chinese Lacquer》，均是研究亚洲艺术史的莘莘学子之启蒙读本。他同时建立其艺术品收藏，网罗瓷器、漆器及掐丝珐琅等，大部分捐予大英博物馆及维多利亚及阿伯特博物馆，其余则在其辞世后透过Bluett卖出。行内流传Garner爵士曾以低至2.10英镑的金额买得两件汝窑盏托，并分别捐赠大英博物馆及维多利亚及阿伯特博物馆。
这只官窑洗精美绝伦，充分体现了南宋御瓷的辉煌成就。此外，这批特为南宋宫廷烧造的官窑佳瓷，亦承袭了北宋宫廷的审美趣味。它们深受历代藏家推崇，对后世的御瓷烧造影响深远，时至清代仍方兴未艾。
在陶瓷史上，只要论及北宋美学，影响力之大首推宋徽宗 （1100-1126年在位）。诚然，徽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并非其为君之道，反而是他的收藏、艺术和美学造诣。他曾命人为其古董珍藏刊印图录，更谕令制成各式宫室庙宇用器，凡此种种，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丰功伟绩。若要探讨官窑瓷器，徽宗与南宋宫廷艺术之间的渊源亦不容忽视，因为徽宗朝中用器的典雅风格 （例如为其烧造的汝窑御瓷），正是南宋官窑御瓷的主要参照对象。
由于金军大举进犯，徽宗于公元1126年1月逊位，其子赵桓登基为钦宗。钦宗于1127年1月向女真求和，同年3月被废。1127年5月，徽钦二宗被掳至东北金都。此时华北虽然失守，但宋代仍气数未尽。1126年，徽宗第九子赵构曾出使华北金营议和，途中经朝臣多番劝谏，终起兵抗金。他避过金军的重重追捕，亦逃脱了其父兄及数千宗室及官兵被押解至北方的命运。钦宗于1127年3月被废，其弟赵构于同年6月在河南应天府 （今商丘） 称帝，是为宋高宗。
由于金国节节进逼，宋高宗退守浙江东南的临安 （今杭州），并于1129年在当地设置「行宫」。是次南迁美其名曰「渡江」，后世学者则视之为北宋与南宋的分水岭。绍兴八年 （1138年），宋高宗定都临安，称之为「行都」，可见宋室仍怀着有朝一日光复华北、重回开封旧都的愿望。临安皇城建于凤凰山北麓山脚处。
宋室南渡之后偏安杭州，此时北方窑口的制品不再唾手可得，而他们南下时亦无法携带太多器物。此外，金军1127年北归途中，亦掠走了不计其数的宫廷奇珍。早年为宋徽宗烧造的汝窑名瓷虽驰名海内，但在南宋宫廷定然供不应求。更重要的是，陶瓷器物虽然不是北宋宫廷礼器的主流，但由于青铜器不敷应用，这意味着南宋朝廷可能要用陶瓷礼器取而代之。为此，朝廷亟待物色新的窑口，烧造宫中祭祀和常用精瓷。尤须一提的是，官窑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也有陶瓷礼器。这固然可归功于徽宗好古博雅的遗风，以及他为青铜文物珍藏 （大多数被金军在开封洗劫一空并带回北方） 所出版的图谱，但部份精制瓷觚、瓷罍及瓷簋，很可能是南宋宫室为替代青铜祭器而烧造的代用品。
起初，南宋朝廷应属意越窑烧制官瓷，这是因为浙江越窑历史悠久，北宋初年其制成品在宫中风行一时，所以此举堪称意料中事。奈何最后的成果未如理想，故杭州官窑终于在1144年正式成立。史籍曾提及两个官窑，一处为郊坛下官窑，考古学家早于1930年代已确定其窑址位于杭州市郊乌龟山。其后，该址曾多次进行发掘工作，其中又以1980年代的检测和发掘最旷日持久、巨细无遗。但除此之外，文献中还提到一个年代更早的窑口，即修内司官窑，但其窑址要到1996年始有定论。虽然如此，大家一直视之为极品官瓷的出处。
关于修内司窑，最脍炙人口的记述来自陶宗仪 （1316-1403年） 的两本著作，但二者内容大同小异：其一是陶氏编修及身后出版的《说郛》，书中引述了南宋作家顾文荐《负暄杂录》的记载；其二是《辍耕录》，其引文来自南宋叶置著作《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中国的考古学家现已在老虎洞找到了修内司窑遗址，该处距凤凰山南宋皇城北面城墙不足一百米。
上述关于修内司窑成立的记载，后世文献多有提及，但据现代学者沙孟海考证，内侍邵成章虽于徽宗 （1101-25年） 朝中任官，但被罢免后流放至南雄州，自此不曾还朝，详见沙孟海于《考古与文物》1985年6号刊发表的。由此推论，邵成章不可能是开办南宋官窑的功臣。但一直以来，学者皆假定修内司窑的成立早于郊坛下窑，而且其作品确实胜于后者。我们若比较一下馆藏文物，以及老虎洞与郊坛下窑的出土标本，似乎亦与此说相符。
潜说友曾奉南宋度宗 （1265-74年） 之命编撰《咸淳临安志》，
书中载有一幅杭州凤凰山南宋皇城图。图中近宫墙东北面，有两处书「修内司营」四字，修内司以「营」为编制，亦军亦工。图中所示方位，亦与老虎洞位置及文献中记述的修内司窑址大致吻合。1996至2002年期间，老虎洞出土了五个地层，最上层为近代遗存，第二层为元代遗存，第三及第四层的断代为南宋，第五层为北宋。至于两个南宋地层的出土陶瓷，皆符合文献中关于修内司官窑器物的描述。
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指出，出自修内司窑的官瓷除了做工精妙，部份还有「蟹爪纹」和「紫口铁足」。就立烧而成的器物，窑烧前必须擦掉器足的釉料，以致含铁丰富的深色胎土外露，此乃「铁足」；另外，口沿因流釉而釉层偏薄，胎土隐约外露，故名「紫口」。《负暄杂录》还提到，修内司窑的精制陶瓷与汝瓷如出一辙，详见顾文荐《负暄杂录》卷十八 （涵芬楼本）。曹昭1388年著成《格古要论》，书中对官窑瓷器亦持相同的看法：「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类汝窑。」就此，可参阅大维德爵士译注本《Chinese 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书内附中文摹本 （伦敦：1971）。上述特征 （包括北宋汝瓷的传承），既见诸于老虎洞窑址南宋地层出土的陶瓷，亦适用于是次拍卖的官窑洗。
南宋和元代官窑似乎曾烧造多款近似本拍品的棱口洗，它们或开六棱或八棱，或像本拍品呈十棱，多者甚至有十二棱。这类作品的器底均施满釉，并用支钉烧造。老虎洞修内司窑曾出土数件近似例，其中一例为八棱洗，图见《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编号123 （北京：200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例十棱官窑洗，发表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两宋瓷器 （下）》页22编号17 （图一） 及页25编号20 （图二） （香港：1996）。巴娄爵士伉俪亦珍藏一例十棱官窑洗，现已纳入牛津大学艾希莫林博物馆，它曾于1952年伦敦【Ju and Kuan Wares】展览中亮相，图见《东方陶瓷学会会刊》1951-1952年、1952-1953年27号刊图版4编号72 （伦敦：1954）。另有一例十棱官窑洗为米礼肯伉俪旧藏，现为克里夫兰美术馆珍藏。这批十棱官窑洗俱用五根支钉窑烧而成，故足底釉面有五个相应的支钉痕。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亦珍藏一例十棱官窑洗，其底部有六个支钉痕，与本拍品如出一辙，图见《故宫藏瓷：南宋官窑 （一）》下册编号41 （香港：1962）。北京故宫珍藏一例近似六棱洗，图见前述著作《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两宋瓷器 （下）》页24编号19。此外，大维德爵士曾珍藏三件八棱官窑洗，其登录号为PDF 30、A53及A54。其中一例（PDF A53） 图见《Song Ceramics – Objects of Admiration》页96-7 （伦敦：2003）。此洗与PDF A54器底均有六个支钉痕，而较小的一例 （PDF 30） 则有五个支钉痕，图见《Illustrated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修订本）页29及页60 （伦敦：1999）。传世品中尚有二例八棱官窑洗，两者器底均有六个支钉痕，图见前述著作《故宫藏瓷：南宋官窑（一）》下册编号39及40。巴娄爵士亦珍藏一例器型较小的十二棱瓷洗，现外借予牛津大学艾希莫林博物馆展出。此洗是用五根支钉支烧而成。
这只官窑洗佳妙无比，其釉色格外出众，且纹片纵横交织。它源自贾纳爵士伉俪旧藏，曾亮相于东方陶瓷学会1952年举办的【Ju and Kuan Wares】展览，图见前述著作《东方陶瓷学会会刊》1951-1952年、1952-1953年27号刊编号67 （伦敦）。早于1954年，威尼斯为庆祝马可．波罗七百年诞辰，曾举行著名的【Mostra d’arte Cinese】展览，本拍品也是展品之一，图见展览图录页131编号460 （图三）。
赛穆旼医生藏品
赛穆旼 （Mortimer D. Sackler） 医生、爵士，毕生以助人为乐，惠泽制药研究领域，造褔各地机构学府，致力筑构更具活力的世界，启迪后人。
赛氏生于1916年，为移民家庭后裔，于美国及英国修读医学，及后偕同兄弟亚瑟 （Arthur） 及雷蒙 （Raymond） 在纽约创办克里德莫尔心理学研究中心 （Creedmoor Institute for Psychologic Studies），遂成精神病理研究先驱，专为精神健康问题钻研疗法。
1952年，赛氏及雷蒙收购了当时在曼哈顿规模尚小的普渡菲特列公司 （Purdue Frederick Company）。往后数年，赛氏兄弟把业务发展成誉满全球的普渡药业 （Purdue Pharma） ，成为研究及发展方面的翘楚，推崇革新文化，令业界涣然一新。
伦敦《每日电讯报》曾经以「与众不同的赞助人」形容赛氏，皆因「其策动的计划尽管纷繁如鲫，他都每必全情投入。」赛氏与妻子杜丽莎．赛克勒 （Theresa Sackler） 女爵士及兄弟行善无间，为现代慈善事业记下不可或缺的一笔。受惠于其善款及指导的对象众多，涵盖伦敦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rt）、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纽约古根汉美术馆 （Guggenheim Museum）、蛇形画廊 （Serpentine Gallery）、泰特美术馆 （Tate）、牛津及剑桥大学，以及多所同名医学研究中心，遍及伦敦、格拉斯哥、布莱顿、爱丁堡、特拉维夫、纽约及波士顿。身为一位大慈善家，赛氏视野辽阔、学问渊博，从其涉足领域可见一斑：远至西敏寺内亨利七世教堂 （Henry VII Chapel） 的修复，近及当代建筑师约翰．包笙 （John Pawson） 为丘园（Kew Gardens）设计的石桥，反映赛氏古今同揽，为点亮人文光谱，任重而道远。
赛氏一生屡得殊荣，先后于1997及1999年获颁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军官勋位 （Offic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 及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爵级司令勋位 （Honorary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时至今日，赛氏尊名家喻户晓，已成慈善伟业及公益服务的代名词。赛氏家族创下不朽传奇，其灼灼光华，将随继往开来的善举而永续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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