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人的眼中，美食不只是一种生活需要，它更是一种市井生活的文化符号。一门古老的手艺会失传，而一座城市的温情因为美食内化在我们本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座城一个味道，一个味道一个故事。我们在品味一座城市美食同时也在味觉去感受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独家“味道”。贵阳居于贵州的中部，提到贵阳的独家"味道“,有人会说是香辣，有人会说是酸辣，其实不管什么味道，只要你认为最适合你的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也就是贵阳这个城市独有的味道和文化标志，更是值得大家留念的东西，带不走是留在深处的味道记忆，这种记忆能留得住人，或许因为记忆中的味道而留在一座城市。
贵阳有着特殊的城市气质和市井文化，随处可见的贩卖小吃的小推车摊摊，这在其他省会城市很少见。贵阳街头的餐饮小食店之多，流动商贩之多，在中国的城市里我想应该是排在前列的，这就是贵阳人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但凡提到贵阳的味道，许多人都会提到黔菜，可作为一个生活多年的贵阳人，我对黔菜的认知并不深，作为一个吃货，我相信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便是贵阳的味道。
而深究其贵阳的味道的形成不得不与贵阳近代史上的移民有关，贵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近百年来，对贵阳影响最为深刻的大变动都跟人口迁徙有关：一是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争，湖南、江南一些人口迁徙；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建设迁入的人口；三是“三线建设”大批企业迁入从各地迁居来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等；四是改革开放初期小商品市场形成时的人口迁入。
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云岩、南明两区的人口仅27万人，是同期北京的10%、上海的4%。而1953—1960年迁入人口达25万人，仅1958年大招工就迁入18万人。1964—1978年“三线建设”净迁入人口也达20万人以上。
到了1982年，贵阳全市人口增至132万人(云岩、南明两区合计为79万人)。但贵阳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其实非常高。2014年的贵阳市“疏老城建新城布局规划”提到，贵阳一环以内 (包括云岩和南明两区核心范围)的人口密度将近每平方公里5万人。同一年，香港人口分布最密集的观塘，是每平方公里5.7万人。都说贵阳曾经被叫作“小香港”，在这一点上，倒真是有点相似。
抗战时期，贵阳成了大后方，一下从全国各地涌入了大量的人，贵阳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达到了40多万，1941年，贵阳设市，从小镇变成了城市，城市建设也有了发展，贵阳开始变得摩登起来。
当时的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大家都是外来移民，“远亲不如近邻”，没有排外思想，相互包容，和睦相处。时日既久，相互联姻，许多家庭都有其他籍贯的亲戚。一家之内，有说江西话的，有说四川话的，有说湖北、湖南话的，但渐渐都说贵阳话了。或者在家说家乡话，在外说大家通用贵阳话。北方和江浙来的人，原先都不吃辣椒，但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怕辣、怕不辣”的人。贵阳有一种风气，碰着吃饭，一定要拉你喝两盅，“来的都是客”，有说有笑。因为都是外地来的，对各种文化都不排斥，一个小小的青岩城，有信佛的，有崇道的，有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甚至儒、道、释不分，“三教合一”。
贵阳人的消费心理，看到作家戴明贤推测这是抗战时期，贵阳城里的人，南腔北调，按他们的口音，贵阳人把华北、东北来的人称为“北方人”，把长江中下游来的称为“下江人”，把广东、广西来的称为“老广”。“大后方”贵阳的外来人口剧增，市街摆满了地摊，逃难来的“下江人”在出售自己的各式衣服杂物。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卖的食品，北方来的馒头、包子、烧饼、油条、油炸臭豆腐，江浙人沿街叫卖“白糖方糕，黄松糕，豆面馍馍，条条糕”，还有“猪油玫瑰糕，玫瑰猪油糕”。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跃动着幽幽蓝火苗，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因其中有大量江浙难民，他们带来的海派生活方式对贵阳以及贵州影响深远。
“下江人”带来的“下江味”，满足了外地“难胞”的食性口味，也使“好尝新”的贵阳人得以遍尝“下江味”。于是，贵阳人也开起了江南风味的饭馆。当时有位叫顾君穀的在《旅行杂志》撰文说，有一家扬子餐厅“每天总要卖出五六十盆‘红烧头尾’”，“贵阳餐馆很多，各种苏锡船菜，湖南菜，川菜，粤菜，都可吃得到。再有好多小食店专卖甜品，就系白木耳、莲心汤之类，白木耳每碗价钱二角”。这位看起来对吃很内行的外乡人，认为在“贵阳所见的橄榄——青果——是圆的，极像青的葡萄，入口比福建的橄榄还要涩，但是回味也要比福建的甜。”就连贵阳的萝卜，也有人赞不绝口。
当时客居贵阳、后来成为《大公报》主笔的张琴南，就曾撰文说：“我本好吃萝卜，并且因为晕车，沿途都找萝卜吃，据我的经验，以贵阳萝卜为最好，一，水分多，二，嫩，三，甜，与我的家乡天津萝卜，各有其妙，这是我们几个同事，在马路上无意中发现的，当时一尝，同时众口交赞，忍俊不禁地说了一句，‘贵阳萝卜甲天下’”。如此夸赞贵阳人视为很“烂贱”的萝卜，这大约会令贵阳人“大跌眼镜”的。
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沙鸥，当时曾撰文说：“苏德胜的粉面，老不管的肉包子等等，也都是值得一试的。”有一家本地人开的清炖鸡粉餐馆，被当时旅居贵阳的外地人经常提到，慕名前往。顾君穀曾这样描述：这是“一处专吃鸡的地方，在人家屋子里头小客堂及天井里，放四五只方桌，出售清蒸鸡、鸡杂和细粉，门口没有招牌，只贴着‘培养正气’的纸条，每天只卖鸡子二十只，星期日卖三十只。必须预先定妥，不然勿想吃到”。
张琴南也记述过一家卖“元盅鸡”的餐馆：“这是旅馆老板见告的，并且说最有名的一家，在打铜街，招牌叫‘童养正’……原来他家既不是铺面，又没有招牌，仅仅在门上贴了一张白纸条，我们过门不入者三次，竟未注意到。进去一看，是一个老百姓住家，内室堂屋，摆了不少的桌子，吃鸡的人倒是满堂，还有那时髦的少妇领着小孩，也在抱了一盏，大吃其鸡。我们勉强找到半桌之地，要了那唯一的元盅鸡一小盆，尝了尝，原来是地道的清汤煮鸡……”只不知二人所说的，是否就是同一家？
《黔味说略》上也提到，1942年的贵阳街头最流行的大众小吃既不是现在的牛肉粉，也不是肠旺面，而是以鲜香闻名的炖鸡粉。如果你看见有人往粉里加辣椒，那么大致可以猜测他不是本地人，因为老贵阳人都知道，加了辣椒，鸡汤鲜味就会大打折扣。如今，在贵阳的街头已经很难觅到炖鸡粉呢，甚是可惜。
民国31年（1942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发行，陈恒安主要执笔的《贵阳市指南》,书中食篇开头即言：“贵阳市即为西南各省交通之总汇，行旅频繁，饮食业发达，当为自然之理。过往行客，有谓‘贵阳为西南大饭店’者，亦有相当之理由也。”其后“黔味说略”云：“…黔人食辣，但食辣者不尽为黔人，而黔味亦不尽辣。若以食辛辣为黔省之特殊，抑何所见之不广？一般食辣原因，或言黔省水重性寒，然全国食辣之地甚广，不应其水皆重而性皆寒，食品之本身宜有以配合之耳。滨海之人，多不食辣，盖缘鱼虾易得，其味鲜美，足以刺激食欲。无须辛辣，山国之民则不然，地多硗确，得肉食不易，蔬食菜根，其味淡薄，故必以辛辣佐之，食欲始可旺畅。白菜豆腐，往往调以点滴之辣椒而益彰清隽之味，若蔬菜不足地方，人民更多将辛辣助餐，非得已也。”这本书如今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亦为贵州饮食文化及风俗习惯的见证物。
书中还简略介绍了十数种贵阳常见的美食，黔之豆腐店，每晨以新凝成而未经压紧之豆腐（通称豆花）入市售卖。住户购之，以与酵水、黄豆芽同煮，名曰豆芽豆腐，专供贵阳人中餐时之用，几为每户每日必具之品。无油无盐，若不以辛辣调之，真同嚼蜡矣。然若旁置咸辣蘸碟，将豆芽豆腐调而食之，则味之隽美，又何异五鼎之烹。晚饭之汤菜，常以白水煮白菜，豇豆或南瓜。亦多为无油无盐之品。必须以豆豉与煅辣椒粉制作蘸碟以佐食，始能得其隽味。故辛辣之可贵，在能使蔬菜与鱼肉争美，有过之无不及。…”再一次点出黔味之精髓与特色。
此外，书中还列举了宫保鸡、烧狗鱼、竹参、银耳、鸡枞菌、谷春鱼、魔芋锅巴、脆臊、蕨菜与姨妈菜、肠旺粉、蘟子茶汤等黔省之特产及风味小吃。大多数至今仍是我们耳熟能详、经常食用的。但谷春鱼和蘟子茶汤已不知为何物，据其描述，十分类似于贵州人十分爱吃的“角角鱼”、“黄蜡丁”，以及在贵阳街头随处可见的冰粉或糕粑稀饭什么的。
毫无疑问的，贵阳的城市气质和文化，与其地理环境、移民和历史传承不无关系。那些从几百年前到现在持续流动至贵阳的人们，被低调湿润的气候改造了面貌，被包围着的山川累积式地塑造了贵阳这个城市的性格，当然也包括饮食，最终被辣椒、酸汤、好茶和好酒统一了口径。
外地的美食，贵阳人都能兼容和包容，南粥北面，北方水饺、重庆火锅、四川麻辣烫，直至今天的日料、韩餐、肯德基、麦当劳洋快餐、星巴克，在贵阳人喜爱的美食榜中都能占据一席之地。不同时期的移民潮相互作用从根本上造就了“贵阳味”的特质——融合，这是一种美味不问出处，口味海纳百川的特质。
就我个人来说，贵阳这座城留给我眷恋的味道太多，素粉、牛肉粉、肠旺面、丝娃娃、恋爱豆腐果、辣子鸡、酸汤鱼、豆米火锅、糯米饭、豆沙窝等等等等，我与这座城市距离只是隔着这些一道道温暖的美食小吃，有情感的食物最有味道，最幸福。
本文部分摘录：
何光渝先生的“贵阳味”
史继忠先生的“我心中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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