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四年，大年初四，從老家到長安來幫兒子經營飯館的謝大媽，因為隨手將廚餘垃圾倒在門口，被城管打了六十大板。
城管執法的來源是《唐律疏議》，法條規定：“其穿垣出穢汙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
在擁有百萬人口的長安，居民的生活垃圾必須倒在指定地點進行回收，統一處理後變成肥料用於農業。
亂倒垃圾打六十大板還是輕的。這位大媽要是居住在商周時期，那她可能會被剁手或者在臉上刻字。
雖然中國古代的環境汙染不如我們現在那麼嚴重，但是古人的環保意識卻絲毫不比我們弱。
環保搞不好，小命就難保
早在周文王時期，我國就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環境保護法令”——《伐崇令》，這是周文王在攻打崇國時制定的法令。
在這部法令中，周文王規定，部隊進入崇國境內內時，“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
意思就是，若是有人破壞房屋，擅自填井，不經過允許便砍伐樹木或者是私自傷害殺戮一些特定動物，可能會處死。
除了對部下的要求，周文王還要求他的下任繼任者周武王也必須具備環保意識。
周文王臨終之前囑咐武王：“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鹹賴其生。”
周文王表示，必須加強山林川澤的管理，保護生物，因為國家治亂興亡都要仰仗生態的好壞。
而世界上最早的“環保治國”理念, 是戰國時期趙國著名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來的。
在《荀子》一書中的第九篇《王制》中，荀子寫道：“草木榮華滋碩之時, 則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不絕其長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草木開花結果的時候 , 不能砍伐山林，踐踏和破壞草木的生長。荀子將這種環保的要求，稱為 “聖王之制也”。
比荀子大概早四百年的齊國上卿管仲，也是一位環保專家。他在任時倡導環保治國, 稱 “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範澤草萊, 不可以為天下王"。意思就是不重視環保的君主，“不可以為天下王”。
對於普通老百姓，古代也有相關的法律約束。
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城關睡虎地11號秦墓中出土的秦簡，考古學家整理出了《秦律十八種》。
其中的《田律》記錄了多條關於環保的規定，因此這部法律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環保法”。它明確規定了春天不能堵塞河道，
不到夏季不得焚燒秸稈。
到了元朝，《成吉思汗法典》被認為是最具環保精神的一部法典。
草原上的民族靠天吃飯，跟自然之間的聯繫比中原人更加緊密，所以，在這部法典中，規定了多條關於草原、馬匹、河流的相關保護法則。比如：
“草綠後挖坑致使草原被損壞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燒的，對全家處死刑。”
“春天，戰爭一停止就將戰馬放到好的草場上，不得騎乘，不得使馬亂跑。打馬的頭和眼部的，處死刑。”
“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於水中。”
古代也有環保衛士
除了藉助法律條文約束百姓的行為之外，我國各個朝代還設立了專門的環保機構。
據清代黃本驥編纂的《歷代職官表》記載，我國最早的環保機構叫做“虞”，是治水專家大禹上任後設置的政府機構，第一任“虞”官名叫伯益。
伯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環保部長”，是他發明了水井，讓老百姓喝上乾淨的水，他還提倡保護動物。《漢書·地理志》中介紹“伯益知禽獸”，即伯益有知禽獸之言、能與飛鳥通話的本領，傳言《山海經》也是伯益寫的。
到了周代 , “虞”的編制更大、分工更細，設山虞、川衡 、林衡 、澤虞等四個平行部門，統統歸“地官司徒”領導。
秦漢時 , “虞”改稱“少府”，為九卿之一。三國時期又恢復了“虞官”。及唐、宋、明、清均設有虞衡司，主管環境保護工作。
除了設置環保部門，古代的一些大都會，也有專門的環衛工人負責城市的衛生。
據《周禮》記載，在周朝時有一個名為條狼氏的官職，是負責清除道上的不潔之物，驅趕行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專門清除垃圾的機構。
當時的條狼氏規模還不是很大，“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從上至下也只有73人。
等到了宋朝，人口劇增，城市規模擴大，對環衛的要求更高。於是，朝廷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機構——街道司來管理城市的環境衛生，不僅規模更大，而且工人們都有統一的服飾，管理更加科學。
街道司的編制最高可以容納500名環衛工人，每名環衛工人給予月薪“錢二千，青衫子一領”，其職責包括整修道路、疏導積水、灑掃街道、整頓市容等。
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口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愈加凸顯。到了清朝，康熙清朝反對墾田積糧，就是因為他意識到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更為嚴重的則是環境問題。
古代的人雖然對自然的認識並不深，也不具備科學的環保知識，但是他們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所以，他們不會索取無度。
作為現代人，接受了科學知識的教育，擁有比古人更多的知識，我們更要時刻反思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更加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
因此，你可以不尊重自然規律，但是你不能蔑視自然，否則，你終將被它所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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