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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同時這段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春秋時期之後的一段大變革時期，這個時期雖然社會動盪、戰爭不斷但也人才輩出。經過春秋時期持續將近三百年各諸侯國之間曠日持久的爭霸戰爭之後，東周境內的諸侯國數量相比西周時期大大減少。

雖然戰國時期戰爭不斷，但是戰國時期卻是一個思想解放、英雄與名士輩出的時代。由於士階層的崛起、經濟的發展、戰爭的需要，戰國時期思想發展，儒家、法家等思想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各種思想之間相互辯駁，史稱“百家爭鳴”，同時戰國時期也出現了許多名士將星。

一、戰國時期士階層的崛起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分封制瓦解，士階層作為新興階層逐漸崛起。眾多名士紛紛湧現，士階層的崛起衝擊了之前的貴族政治，對於思想的解放、人才的培養也有很大的作用。

（1）士階層大規模崛起促進了思想的傳播：

西周時期教育主要在官府，主要少部分貴族才能接受教育，大部分平民是沒有資格接受教育的。但是由於春秋戰國時周王室衰微，原有的貴族階層與社會秩序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衝擊，士階層作為介於貴族階層與平民階層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受到的衝擊是最為強烈的，王室與貴族的衰落意味著大部分士失去了庇護，有不少的士因此失去了貴族身份，流落到了民間。

流落到民間的士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人將自己的知識與技藝傳播到了民間。這促進了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士階層掌握的技藝不再是貴族獨有，許多平民也可以學習，“士”階層由貴族變化成了平民。

（2）士階層的崛起為諸侯爭霸戰爭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王室衰微，“士”階層因此由貴族變為平民。而當到了戰國時期各國統治者為了在爭霸戰爭中佔據有利地位，紛紛招募人才，利用人才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使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強，從而在愈來愈激烈的兼併戰爭中取得勝利，並滿足國家的政治需要。

許多抱有遠大志向的士人都渴望得到重用，因此他們周遊列國，到處遊說自己的思想政策，期望得到諸侯王的重用，許多士人逐漸轉變為“遊士“，在士人周遊列國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思想與不同的學派，名士輩出。

二、戰國時期井田制瓦解、私有制經濟發展

（1）經濟發展促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處於歷史大變革的時期，各諸侯國為了贏得爭霸戰爭，大多選擇進行變法以富國強兵，並且招賢納士尋求人才。

在經濟方面：

井田制瓦解私有制經濟發展，鐵器與牛耕逐漸推廣，社會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社會經濟得到發展，為之後出現的種種現象提供了物質條件。

在文化方面：

由於士階層的下移，私學在民間興起，許多學者紛紛創造併發揚自己的思想，形成了許多思想流派，百家爭鳴由此形成。諸子百家的學說在許多領域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歷史表現出由分裂走向統一的趨勢，針對社會秩序的劇烈變化，各學派之間思想不同，不斷爭辯，並且著書立說以傳承自己的思想，闡述本學派自身的思想與政治主張。

井田制的瓦解促進了新興階層的出現，除了士階層的崛起，也出現了新興的地主階級，這些不同的階層利益不同，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代表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按照自身利益和要求，對宇宙萬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並且提成了不同的主張，思想領域裡“百家爭鳴”的局面出現。

（2）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

"百家爭鳴"的出現是不同流派對於社會與階級關係的不同看法在我國古代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春秋戰國時期，為了獲得爭霸戰爭的勝利，各諸侯國相繼進行了變法改革。

這些變法改革總的來說書新興的地主階級利用政治力量改變原有的、已經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奴隸制生產關係，從而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

到了戰國時期，由於各諸侯國處於相互獨立的狀態，後世統一的封建政權還沒有完全形成。新興地主階級出現後，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變法改革，因此造成了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都要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地主階級雖然居於統治地位，但是他們本身的政權還不是十分地鞏固，他們的思想也還沒有完全形成，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在這個時期也只是出現了雛形，這一局面就為諸子百家之間的爭鳴局面的出現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到了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期社會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思想家，在統治者忙於戰亂、自顧不暇的情況下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因此這些思想家們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並且可以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百家爭鳴”的盛況由此出現。

三、諸侯爭霸戰爭促進了將星的閃耀

（1）軍功爵制的推行推動了帥才的出現：

諸侯國之間的爭霸主要靠武力，這就要求各諸侯國要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眾多的將星帥才才能不斷取得戰爭勝利。在西周時期，官位的沿襲主要是世卿世祿制，官位世襲不利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同時也不利於人才的發現與任用。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戰爭不斷，各諸侯國相繼進行變法，並且廣泛招攬人才，其中以秦國商鞅變法最為有效。秦國商鞅變法不再實行世卿世祿制，而是直接在軍中推行軍功爵制，這就意味著普通士兵也可以依靠軍功獲得爵位，這一制度的推行使許多帥才得到任用。

（2）思想的解放推動了將星的閃耀：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百家爭鳴”局面，除了儒家、法家這些在後世倍受推崇的流派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流派，這其中的兵家流派可以說對戰國時期的戰爭勝敗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這一流派與其他流派不同，兵家學派注重研究兵法，出現了許多將星，比如孫武、孫臏等，並且像其他流派一樣，兵家學派也通過著書立說來傳播保存自己的思想，因此有許多戰國時期的軍事書籍傳世，比如在後世的戰爭中仍然發揮著作用的《孫子兵法》。

思想的解放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對戰爭的研究，而這些兵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了將星。

總結：

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私有制經濟出現並發展，並且由於種種政治原因，士階層與新興地主階級逐漸崛起。

這些新崛起的階層與階級在動盪不安的年代創造了自己的思想流派並且一直流傳至今，同樣的，也是在這些階層中出現了許多名士，他們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中也展現著自身的才能，名士遊走在列國之間，統治者對戰爭的需要則催生了一批批將星。

舊時樓臺月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劇烈的社會解組時期，社會形態由奴隸制社會的崩潰向封建制社會的確立過渡。伴隨著這一轉變過程的是社會各個結構系統諸如經濟、政治、文化等舊的結構的解體和新的社會結構的確立。與此過程相伴隨，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空前活躍的學術思想爭鳴的局面，史稱“百家爭鳴”。

一、“百家爭鳴”主要流派代表思想

1. 儒家學派。儒學最初是關於禮儀的學問，後來逐步發展為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學強調禮治、德治和人治：禮治就是強調社會的差別，對待不同的群體採取不同的約束機制；德治強調用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只要通過道德教化任何人都是可造之材，其強調的重心在教化的程序；人治就是強調人的特殊化，認為人是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

儒家思想的影響體現在，其認為仕途為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同時用禮來約束社會，體現社會的尊卑等級觀念，對統治階級倡導仁為核心思想進行德治與禮治。儒家的這些思想是封建階級等級觀念的反映，同時也是為了保持社會和政治國家共生的思想，對後世政治統治的影響極大，也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本源。

2. 道家學派。道家學派產生於春秋後期，地位在中國與儒家相當，同是中華文化的脊樑。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的精華，其是以道來作為研究和理解萬事萬物的基礎，以道作為世界的本源，世界的一切都源於道，以道來研究自然、社會、家庭和人生之間的關係。道家學派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主張清靜無為，與世無爭。道家的思想是一種辯證的思想，無為的背後事實上是對真理的追求，迴歸自然並非逃離社會

道家的這種思想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在人的思想之中，甚至在很多方面超過了儒家的影響，只是因為道家的無為的外表讓人很難重視道家的這種影響。道家思想在後世成為了政治人物處事的思想，使中國知識分子不會因為儒家思想當中對政治理想看做至高地位而將身家性命投入到官場之上，才能夠發現進退之道，以出入之間的智慧來處理人生的理想與現實。

3. 其他學派。除了儒家學派和道家學派之外，法家和墨家學派也有自己的思想體系，也是在百家爭鳴時期的影響較大的學派。

墨家在成立之初是一個團隊型學派，有著嚴密組織性，墨家弟子在任何地方任職的時候都要宣傳墨家學派的思想，並且繳納“會費”。墨家思想前期內容在政治、社會及哲學領域，後期主要在邏輯學領域。墨家思想中影響最大的部分是“兼愛”思想，他們反對儒家學派主張的具有等級差別的禮的觀念，認為對待所有的人應該是同樣的對待。同時墨家反對儒家的宿命論，認為人的命運不是生下來就天定的，而是自己努力決定的。

法家是百家爭鳴當中的另外一家影響較大的學派。其主要思想是依法治國，推崇以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反對依靠德治禮儀來作為國家治理的根本。法家的思想是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也是春秋戰國時代戰亂紛爭諸侯割據的狀況下尋求國家統一的必經之路，最終也成為秦國一統中國的最大的思想基礎，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法制建設的思想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除此之外，百家爭鳴中還有兵家、名家、縱橫家、陰陽家、農家等學派，這些學派在當時都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使得整個時期呈現文化上多元化，門派林立，相互影響又相互促進的欣欣向榮的局面，對當時社會和後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為何戰國時期出現“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為中華文明打下來最為豐富和影響最大的思想基礎，影響著後世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甚至可以說成就了整個中華文明的骨架。究其原因較為複雜 ，而且各因素之問也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各種因素互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1、“百家爭鳴”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

縱觀中國思想文化變遷：或者是社會經濟太發展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或者是社會大變革，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轉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榮。“百家爭鳴”卻遇到了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最重要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鐵的發明和鐵製工具的廣泛使用。大約春秋初年，我國就發明了冶鐵技術，製造出最早的鐵器，到春秋後期，改進了鑄鐵技術，鐵的硬度提高，適用於製造各種農具與手工用具。

《國語·齊語》有“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組、夷、斤、刷，試諸壤土。

到戰國後期，基本上完成了鐵器的普及過程。特別是戰國時期，發明熱處理技術和滲碳制鋼技術，這對提高鐵銅工具的功能，促進鐵器的進一步廣泛使用。

其次，牛耕的出現。春秋中後期牛耕已成為人們司空見慣的事情。公元前598年，楚國已經流行“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的比喻。另外，當時不少人的名字往往將“牛”與“耕”聯繫在一起，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在農業生產靠手工勞動進行的時代，耕牛是農業生產中最強大的動力。戰國時期，牛耕進一步推廣並開始使用鐵犁，相比較耒耜、石犁，是耕作技術上的重大進步。

從青銅時代進入鐵器時代，牛耕的普遍應用使得統治者更加註重農業生產，鐵製農具也使得生產力大幅提升，這樣從事農業生產的生產者就會有更多的產品剩餘，在食品上獲得足夠滿足之後就開始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

再次，與西周相比，春秋時期商業繁榮呈現出新的景象。在官府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之外，出現了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小手工業者，獨立的富商也開始出現，日益成為社會的活躍力量。由於商業的發展，作為交換中心的城市也相應興起。到戰國時代，城市規模顯著擴大，出現“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的局面。

工商業的興盛促進了人們頭腦開化，加深了人們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的認識，人們開始探索經驗背後的哲理。同時由於商業的流動性、滲透性，商品交換就是信息交換，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逐漸系統化、理論化。

綜上所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冶鐵技術的發明和改進，使農業和手工業出現了長足的進步，商業與城市也隨之興起，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為學術思想的產生、爭鳴準備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基礎。

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動。春秋以前，生產工具極其笨拙落後，多為木、石制未耜，只能採取井田制和“千耦其耘”、“十千維耦”的奴隸集體耕作方式。進入春秋後，鐵製農具和牛耕的出現，使一家一戶作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小生產開始成為可能．也使封建小農生產方式的產生成為可能。新的封建生產方式開始萌芽，並迅速成長壯大，引起社會結構產生鉅變，促使奴隸制衰落，土地所有制開始從國君、貴族手中失落到卿大夫手中，

其一，井田制日益崩潰，土地私有逐漸發展。

起初，周王擁有對全國土地的支配權，除自己直轄的王畿外，其餘的王土分封給諸侯，讓他們世代享用，但諸侯對受封的土地只有享用權，沒有所有權。但隨著宗周衰弱，分封土地的制度已無法施行並逐漸遭到了破壞，因而兼併土地的戰爭連綿不斷。加之鐵器牛耕的出現，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諸侯及卿大夫不再滿足於“籍田”所得，醉心於“私田”，出現了開墾“私田”熱。舊的奴隸制生產關係弊端日益顯露，普遍存在“民不肯盡力於公田”的情況。越來越多的奴隸和平民棄田逃亡或投奔到改變了剝削方式、已成為新興地主的卿大夫的門下，成為“隱民”。

其二，賦稅制度相應發生巨大變化，以土地所有權和賦稅制度為核心內容的改革蔚然成風。

土地私有積累到一定程度，動搖了井田制，必然引起諸侯國財政枯竭，不利於進行以兼併土地為目的的爭霸戰爭。各諸侯國為此進行賦稅制度改革，將原本依靠井田的剝削收入來維持財政的辦法，擴大為對所有耕地普遍徵稅，增加稅源。

• 公元前685年，齊國實行“相地而衰徵”，根據土地好壞“按田而稅”。
• 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不論公田、私田一律納稅。

這種賦稅改革，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改善本國的財政收入，但事實上是等於公開承認土地私有的合法地位，進一步加快了井田制的崩潰，為地主經濟的興起開闢了道路。

其三，社會結構發生垂直流動。

經濟關係的變動，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舊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在不斷分化。舊的奴隸主貴族周王、各國諸侯和部分卿大夫在新舊勢力的激烈鬥爭中日漸衰落、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原先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上升，形成了兩種新興的社會階級機構。一類是“新興地主階級”，其構成大部分是卿大夫，他們是新興地主勢力中最強有力的人物；一部分是新興小地主階層，多由商人、份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發展而來。另一類“士族“，本屬奴隸主貴族下層，受過軍事、文化等“六藝教育，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文能充任各層官吏，具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種才能。

2、“百家爭鳴”形成的政治思想條件

經濟關係的變化，必然引起上層建築結構的變化，為“百家爭鳴”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政治、思想條件，也為開展學術思想爭鳴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首先，周王朝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爭霸的多元的政治格局。

起初，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崇高地位並有相當的支配權力，禁止受封諸侯之間攻戰兼併。宗周滅亡後，平王遷都洛邑，自此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諸侯的力量，諸侯國之間相互兼併，戰爭連綿不斷。“春秋五霸”相繼出現，打破了諸侯並列，王室獨尊的局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隨著新興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的日益得勢，國家權力漸落諸侯的臣屬手中，出現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的局面。

各諸侯國為“混一天下”而進行爭霸戰爭，這在客觀上迫切需要謀略謀術戰略等的思想。各國君主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有多種學術思想為他的政治服務；同時處於劇變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統一的政治力量鉗制思想爭鳴，故而容許有多種完全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學派存在。於是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的思想紛紛出現，諸子思想在相對自由的思想氛圍裡如雨後春筍，開始了思想領域裡的大混戰大交流大融合。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出現“輕天重民”的思想解放潮流，為“百家爭鳴”準備了思想條件。

新的社會制度必然要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在長期的兼併戰爭中，某些統治者從繼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中體會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只有負擔賦稅的庶民。從而在西周簡單的文化基礎上表現出偉大的創造性，產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軍事家，為後來“百家爭鳴”開闢了思想道路。最突出的表現是宗教神權衰落，民本思想抬頭。隨著周天子權力旁落，“尊神”、“敬天”的傳統信仰發生動搖。“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天”的地位動搖了，顛倒的天人關係再顛倒過來，天神不是凌駕於萬物之上的神靈，而是處於人的附屬地位。故孔子有“仁政”說，孟子有“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在天人關係上，完成了“重天”到“重民”的轉變，形成了哲理性的天道觀，從而在意識形態內部出現新的變化。

再次，頻繁的兼併戰爭，推動了社會進步，也推動了文化交流，為“百家爭鳴”準備了文化整合條件。

到了春秋時代，奴隸制度逐漸瓦解，新興的地主階級逐漸興起，隨之而來的是各個諸侯國的爭霸和兼併戰爭，在魯史《春秋》所載的242年裡，列國間的軍事行動就有483次。到了戰國時期，這一現象愈演愈烈。戰爭的一個副產品就是促進了文化交流。從空間上來看，戰爭使得周邊戎狄蠻夷接受了華夏文化。

3、“百家爭鳴”形成的文化知識基礎——文化擴散，教育下移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井田制的崩潰和兼併戰爭及王室的衰微，飽學之士流散民間，私學之風盛行，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局面，使教育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較西周所不及，這是當時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文化現象。

第一，教育的拓展，為“百家爭鳴”準備了知識條件。

西周時，“學在官府”，奴隸主貴族壟斷文化知識，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權利。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轉型，經濟、政治發生劇烈變動，因而出現了文化知識下移的現象，文化知識開始傳播到社會上，學在“私家”，私人講學之風興起，打破了“官學”獨佔局面。

典型代表孔子，所主張的“有教無類”，破除等級、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量接收賈人、賤人和農家子弟入學，

第二、學術中心，為“百家爭鳴”提供了平臺

齊國的稷下學宮作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中心，成為了士階層的重要活動場所，產生和培育了眾多的學派。各學術團體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如孟子、苟子、韓非子、李斯等多與稷下學官有著直接和問接的關係，都曾在這裡講學、爭辯。

4、“百家爭鳴”的載體——“士”階層的崛起

士是形成“百家”的本源，“百家爭鳴”是士階層之間的爭鳴。士“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謂學問被組織進封建官僚機器的大網中心；他們“能夠相對地擺脫土地的束縛，超越小農經濟的分散性而處於流動之中，實行全國性的廣泛交往”。

士原是奴隸主貴族的最底階層，雖有少量的“食田”，但受過“六藝”教育，能武能文。可惜被限制在宗法制鏈條上，處於絕對附庸地位，沒有自由。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奴隸主貴族賴以生存的井田制崩潰瓦解，宗法制動搖，階級關係發生升降變化。奴隸主貴族日益衰落，士階層的地位則上升，力量迅速壯大。

轉型時期的社會動盪不安，內部衝突的解決、爭霸戰爭、政權鞏固等都急需網羅文武人才，社會上普遍興起“禮賢下士”之風。具有政治經濟軍事才能的士人為統治者賞識提拔重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為政治常識，士成了諸侯、卿大夫、私門蒐羅的重要對象。而其中一類則構成“百家”的主體，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述立說，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貢獻巨大，所謂“爭鳴”，主要是他們之間宣揚自己學派的學說，對其他學派的學說進行批判和爭論。

結語：

綜上訴述，“百家爭鳴”的形成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劇烈解組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繫。它的出現是有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的，是處於變革時期社會多種因素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新因素相互交織和共同推動的結果。

歷史哆唻咪

一、裂變：政治秩序崩盤，禮崩樂壞。

周公建立的禮樂制度，以及所維繫的封建與宗法的政治秩序被徹底打破。

用大聖人孔子的話概括為：“禮崩樂壞”，所以孔子一生都試圖維護“周禮”，主張仁政觀點。不過孔子代表的是貴族階層，還沒達到百家爭鳴的程度。到了戰國時就顛倒乾坤了，新的國際秩序形成。由於禮崩樂壞，貴族壟斷文化的局面一去不復返，逐漸的往底層發展，平民也擁有學習的機會了，私學開始盛行。

二、裂變：貴族戰爭變成兼併戰爭

春秋時打仗是貴族之間玩的遊戲，打仗是講規矩的。就以城濮之戰為例，雖然是晉楚爭霸戰，但是下戰書、列陣還是得規規矩矩的。然而到了春秋戰國交替之際，貴族遊戲變了殘酷的兼併戰爭，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目的，反正是“兵者，詭道也”！

為了能夠打敗對方，諸侯國都在招賢納士，這就有了士人的發展空間。那些士人都滿懷救國的理論，個個認為自己是“救世主“，而抨擊別人的理論。比如法、道就看不上儒、墨兩家，抨擊他們欺世盜名、假仁假義。招賢納士不光納變法強國的士，還招軍事人才，比如吳起、孫臏，所以名將輩出，將星閃耀沒什麼奇怪的。

三、百花齊放，求同存異。

但是像田齊這樣的大地主畢竟是“竊國”，他必須利用知識分子來改變門面，建立一座規模宏大的學府，就是著名的稷下學宮，比如孟子、荀子、申不害都來此學習深造過。這下可熱鬧了，齊國各種學說雲集，變成一個學術交流聖地。他們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救國之道，互相抨擊對方，誰也不服誰。

田齊最終在稷下學宮找到了竊國的理論依據。田姓出自陳姓，陳姓是虞舜的後代，也就是說田姓源於黃帝。姜子牙源於炎帝，當年黃帝就打敗過炎帝，所以田代齊一點毛病都沒有。莊子就感概“竊國者侯，竊鉤者誅”。

稷下學宮與西河儒學遙相呼應，學術的氛圍越來越濃，大家看似百家爭鳴，火藥味十足，但最後大部分學派卻求同存異的發現統一才是大趨勢。

百家爭鳴、名將輩出是禮崩樂壞後、兼併戰爭愈演愈烈的時代產物。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處在大變革下的士人們迷茫了，他們只能去探索政治與社會的新出路，所以造就了百花齊放、將興雲集的盛況！

李躍汗青

戰國時期是中國的大黃金時代，取得很多偉大的成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朝氣蓬勃、最富有創造力的時代，這一時代深刻影響了後世的中國，塑造了中華民族，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核心。

這個偉大的時代，在思想方面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現象，所謂“諸子百家”，是形容當時新思潮蓬勃的發展，實際上只有十一家，分別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和文學家。在軍事領域，由於頻繁的戰爭，也湧現了燦若繁星的傑出軍事將才，令後世膜拜不已。

要深入分析這一時代，探究非凡成就的深層原因，需要先從春秋末期以前乃至周朝的政治生態開始說起。

周朝建國之後，裂土分封，給一群親戚和有功之臣都分了領地，這些人就成為了諸候。當時的人認為戰爭是一種權利，只有貴族才能夠參加，一般的平民是不能參加的。 《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意思是隻有祭祀和戰爭是國家大事。作為國家大事，當然是貴族才有資格參加，這體現了強烈的等級意識，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

貴族之間的戰爭最看重戰爭的合法性，也就是正義性。合法性怎麼體現呢？就是看誰更符合禮儀的標準。所以春秋末期之前的戰爭規模和烈度都不大，因為只有貴族才能參加，而且都必須按戰爭的禮儀去打。各國之間的戰爭一般不是以殺人滅國為目的，而是要征服人心。

但是這一套並不是所有人都買賬的。楚國，這個“不服周”、被中原諸候視作蠻夷之邦的國家就不在乎什麼禮儀不禮儀的。楚國崛起之後，挑戰宋國。宋國國君出身高貴，是商朝王族後裔，曾列春秋五霸之一，和楚國打仗之時，讓楚國士兵渡過河列好陣之後才與之一戰，結果沒想到楚兵完全是要置人於死地，結果宋國大敗，宋襄公受傷，次年傷重而亡。

至此，春秋末期的戰爭邏輯改變，進入以滅國為目的階段。

而諸候國內部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改變。一般諸侯到了領地上會建立一個城，隨著城邑發展，人口增多，就需要在別的地方新建一個城。諸候會將這個城分封出去，由次級諸候負責管理。但是，隨著次級諸候的實力不斷壯大，可能就不會將原來的領主放在眼裡了。於是，面對著這些不服管的次級諸候，諸候們肯定會想方設法強化自己的實力和權力，然後去收拾次級諸候。次級諸候也不會坐以待斃，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誓要壓過原來的領主，進而稱霸一方。

另外，隨著社會的動盪和紛亂，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平民生活痛苦，民心思變。一些平民階層的知識分子，按照各自對世界對道德的理解，提出不同的救世方案。

與此同時，社會出現了兩個重要的技術越遷，讓各級諸侯的力量擴大成為了可能。這兩個技術越遷分別是鐵器和牛耕技術的應用，以及竹簡的出現。

鐵器與牛耕的出現，大大提升了勞動生產率。以前，生產效率低下，平民只能在貴族的井田上去耕作，沒有能力再去開墾自己的私田，但是生產效率提升之後，情況就完全變了，平民有餘力去開墾自己的私田，有些人甚至逃離貴族的控制，跑路了。

至此，社會力量出現了君主、貴族、平民三者之間的複雜博弈關係。君主是指大領主，貴族是指大領主封的次級領主。一方面貴族害怕平民從自己土地上逃走，希望控制他們，另一方面君主希望削弱貴族的勢力，於是給平民提供保護，平民交稅即可。

國力競爭歸根究底是人才的競爭，如果能在貴族以外的廣大平民中能拉攏到有知識文化的人才，那君主的實力才能壓過貴族。問題是當時平民獲取知識的成本是相當高的。這時，竹簡的出現有效的打破了知識壟斷，讓平民也有機會接受文化教育，知識的力量得到釋放。有能力的諸侯籠絡了一大批名士豪傑，變法圖強，迅速強大，國家兼併的事就成為平常不過的事了。

總而言之，戰國時代，因為政治生態、戰爭邏輯、社會結構、民心、社會力量和技術的改變而造就了整個時代的思想和社會的巨大激盪和變革，最後取得了無比燦爛的文明成就。

江心倒影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你不是咯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盛宴”，出現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士”就這個時候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開啟的文化序幕。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

一、“士”產生的背景及發展

在周朝，學生要學習六藝，即指六種技能：禮、樂、射、御、書、數。但這些都是皇親貴族的特權，一般百姓是沒有機會學習的機會。但隨著周王朝勢力衰弱，打破了“學在官府”這樣局面，就是我們常聽人說的禮壞樂崩，王親貴族開始自立門戶，分別在自己的管轄區域，敲鑼打鼓辦起了私學，增加自己的實力。

說到私學，這裡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直接面對挑戰周王朝學習特權。這種不管什麼職業，什麼身份都可以學習理念，不僅大大擴展了受教育者範圍，也讓“士”的身份變得很多，可以是“武士”、“縱橫家”、“醫生”、“農民”等等。

再到後來各個地方的王親貴族，已經不滿足培養人才，這樣太慢了，換一個更快捷的方式，從其他的諸侯那裡搶人才，豈不是更快，更有效，當時齊國就是最好的例子，還創辦了“稷下學宮”。然而，這個風氣一起來，很快就被其他的諸侯效法了，跟著也幹起來。於是乎養“士”的風氣盛行。這一點在呂不韋養食客三千，達到了頂峰。

二、分析產生百家爭鳴的原因

從第一點“士”產生和發展軌跡，我認為百家爭鳴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 政治，在失去周王朝統治的諸侯們，像“脫韁的野馬”，廣招天下有才能的人，利用他們的才智使國家富強起來。也正是因為這樣寬容的學術氛圍，讓“士”族得以發展壯大。

2. 經濟的發展，因為農業經濟發展，生產力不斷的提高，促使一部分人，為追求更高的理想，從而從事學術研究，為戰國時期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3. 王親貴族們打破了“精英教育”的理念，讓廣大群眾也有參政的機會，暢談治國方針；再加上不同的學派以及學派內部也互相交流，沒有說理念不同就不準發言，良好的文化氛圍下，先後出現不同流派。

散步的魚讀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猛烈衝擊。在各國競相改革的風潮中，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四處遊說、講學，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促使了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

社會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別的代表人物，對各種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湧現出一批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學術大師，形成了思想領域中百家爭鳴的局面。

這一時期，士大夫階層開始崛起，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就是士大夫走上政治舞臺的充分體現。這一階層，為了爭奪權力、擴大影響，思想特別開明，熱衷招納人才，由此出現了“養士”的熱潮，這些賓客中，不乏優秀人才，給士大夫階層提供了相當大的助力。

擴展資料：百家爭鳴出現的前提

1.政治因素

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2.經濟因素

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3.科技因素

科學技術取得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4.文化因素

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5.學術自由因素

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天柯一夢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時期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現象，一個是春秋，一個是民國。都是諸侯裂土稱霸但是相對安穩的時期。由於強敵環伺每個國家都急需人才出謀劃策，這樣就需要先進的思想做引導。這樣一來思想家就更容易獲得社會地位，數量就多。而在統一的時期，政府要統一思想以便於管理，思想家得不到重用，自然沒人願意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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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是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階段，青銅器的大量使用，使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這就使原來的生產關係逐步瓦解，新的軍事思想，例如《孫子兵法》，新的文學作品，例如，屈原的《離騷》，新的經濟制度，例如商殃變法，以及法，儒，道，墨，縱橫家等應運而生！把各諸侯國的經濟及制度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晴空萬里78235015

亂世出梟雄。盛世之中，人人安居樂業，都為過上幸福生活奮鬥，大部分人都願安於現狀，遵紀守法。亂世之中，人們生活不能安定，各地爆亂，法律已蕩然無存，如同虛設，這就激起了民變，人人拿起武器推翻暴政，奮起反擊！時代需要武力去解決，試問誰不想成就一番偉業，青史留名？這就造就了亂世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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