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西藏、西番、哈密處於明朝的實際控制之下，與明朝有明顯的臣屬關係，然而西域地區並未處於明朝的統治之下，它們和明朝的關係更多隻是建立在貿易上，更像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在《明史· 西域傳》中，有四篇針對西域的外交文書，分別是洪武、永樂、宣德三個時期對別失八里和哈烈的文書，在文書中都提到了“一視同仁”，當時明朝的主要對手是北方的蒙古勢力，無暇西顧，所以對西域地區的國家和部落都是以一種“主撫輔制”的態度來溝通。
這種針對官方針對西域的態度自古就有，漢武帝通西域的最初目的就是聯繫大月氏夾擊匈奴。
東漢初年，西域鄯善等十八國派來使臣，要求內屬，光武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而暫不西顧。
明朝官方如此，那麼民間人士和官員是如何看待西域的？從《西域傳》就可以很直觀的體現出來了。
從經濟上認為明朝經營西域有虧於中國，傷中國之體，成化元年，禮官姚夔言：
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
嘉靖二年，貢使又至。禮官上書：
諸國使臣在途者遷延隔歲，在京者伺候同賞，光祿、郵傳供費不貲，宜示以期約。
從文化上認為西域的人民為化外之民，常常用比較鄙夷的口吻形容他們。
閣臣梁儲因反對中官劉允到西藏去請活佛時說：
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朝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
然而又從認為明朝經營西域可以保有陝西，詹事霍韜認為：
保哈密所以保甘、陝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以哈密難守即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 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
明朝士人的這種對待西域觀點，其實在西漢經營西域就已經形成了，對於唐朝經營西域，魏徵就不同意經營高昌，後來諸遂良也強烈反對，隋書也認為中原王朝經營西域如同兒戲，認為隋煬帝的江都之禍是由於經營西域而得。
從前朝史書所記載的中原士人對西域的看法可以看出這種觀點其實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自古以來，中原的士人對西域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流沙之地” 、“荒蕪之所”、 “民風無教化” 、“中原王朝西北邊境的戰略屏障”上。
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西北邊境是以玉門關、嘉峪關為止的，此外都是外番，不足為據。
其次，中原主體文化總體說來是農耕文化，是儒家文化，並在不斷的發展之中融合了道家、佛家及其他文化，而西域文化是遊牧文化。在千百年來，這兩種文化在對立上的表現又遠遠多於合作。
而且，西域出玉門關、嘉峪關向西都是戈壁、荒漠，出四川向西，就是青藏高原，這種自然環境讓中原士人認為，這種地方是不值得經營的，也是不值得佔據的。
最後，與明朝通貢的各國來使的部分表現也對當時士人西域觀的形成產生影響。在明初，西域使臣中有些無理毆打明朝百姓或販賣人口，有些不滿回賜，有的要求超出規格的接待，有的以次充好，有的不遵守明朝法律，有的與明朝官員勾結，甚至與北方蒙古合作在明朝收集情報。
這些行為，都直接影響了明朝人對西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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