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襲宣窯之工藝，燒造時間上限為成化四年，是成窯燒造的第一批御瓷，其功用與宣德鬥彩蓮池鴛鴦碗一樣，乃滿足當朝皇帝敬奉藏地密宗尚師之需，雖是無款，卻難掩此位佛心天子的一片至誠。
憲宗一朝，窯器多佳美，堪稱景德鎮制瓷至臻典範，展現工匠巧思創新與卓越技藝，其質精秀雅，世無倫匹，造型婉約，氣韻柔美。
早期以先帝治下巧工佳瓷為範，尤尚宣德高風，故宣窯諸項名品，在沉寂三十餘年之後，皆獲一一重現。
其中宣德鬥彩滿池嬌之新創佳品，亦有摹制，並於此基礎之上，演繹出以雞缸杯為代表的成窯鬥彩之曠世傳奇，誠如明沈德符（1578-1642）《敝帚齋剩語》所言：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成窯早期鬥彩佳器，體現了志在全面恢復與摹仿宣德故物的特點。
其型端莊，其釉溫潤，其彩絢麗，且保存狀況極佳，一如初出。
圈足上部所繪仰蓮瓣紋一週，個性特徵鮮明，其青花色澤深沉蒼雅，與宣窯無異，展現出由宣窯過渡而來的成窯早期特點。所裝飾的荷塘鴛鴦題材在宋元之際有專門之名稱—滿池嬌，始見於南宋織物上，入元之後風行於刺繡衣物中，因此頗見於時人題詠。
著名的一例是柯九思《宮詞》：“觀蓮太液泛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
柯氏自注雲：“天曆間御衣多為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
張昱《宮中詞》：“鴛鴦鸂鶒滿池嬌，彩繡金茸日幾條。早晚君王天壽節，要將著御大明朝。”元青花瓷器上亦多流行滿池嬌題材之裝飾。
滿池嬌與有明一代御瓷結合始於宣德時期，從一開始就註定命運不凡，因為它們的結合開創了中國陶瓷新品類—鬥彩。
鬥彩，萌於宣德，臻於成化。
鬥者，湊也，鬥彩即色之湊合，既是以紅、綠、黃原色為主之彩釉相拼，也是釉下青花勾勒兼裝釉上諸色。
宣德彩瓷雛本，乃梵文祭器，用於西藏，為有明一代景德鎮御窯彩瓷之始，意義非凡，然實物僅見於西藏薩迦寺所藏與御窯出土標本數例。
宣德皇帝對於藏傳佛教極為尊崇，在位短短十年間多有崇佛之舉。
例如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四月辛酉，“遣太監侯顯齎敕往烏斯藏等處諭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吉剌思八監藏巴里藏卜、必裡工瓦闡教王領真巴吉監藏、靈藏贊善王喃葛監藏、尼八剌國王沙地新葛，地湧塔王子可般、輔教王喃葛列思巴羅葛囉監藏巴藏卜等，各賜之絨錦、紵絲有差。”
明朝共封藏地“三大法王”，其中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都是明成祖朱棣在南京所封，而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則封於宣德九年。
事例說明，宣德皇帝崇信密宗，極大推進藏地與大明皇朝的互動。
其中西藏日喀則薩迦寺收藏的大明宣德年制款鬥彩鴛鴦蓮荷紋碗與高足碗應該是當年宣德皇帝賞賜給薩迦派尚師（大乘法王）的寶物，是昔年漢藏交流之珍貴見證。
據劉新園先生著文考證，宣德御瓷開始出現滿池嬌圖案，是宣德皇帝審美主導的結果，該畫稿可能出自宣德皇帝非常鍾愛的明代浙派畫家的手筆，它的出現與“宣德皇帝的繪畫修養和對色彩的敏感力不無關係”。
成窯早期因崇尚宣窯，故制式承襲前朝，再度風行滿池嬌之裝飾，體現了成化皇帝對祖父宣德皇帝的無限敬慕。
此器應屬成窯早期之佳作，具體燒造時間究竟是否可以明確考《明實錄•憲宗實錄》天順八年英宗病死之後，成化帝入繼大統，其即位詔書中便有停止在景德鎮燒造瓷器的命令。
成化元年至三年，實錄與其他官書都未提到燒造活動，但《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條，始有“成化四年光祿寺瓷器仍依四分例減造”的記載。
所謂四分例者，應該是以天順朝的燒造量為參數的，可證其燒造時間最早不得早於成化四年（西元1468年）。
珠山御窯遺址出土成窯始燒於成化四年，依據成化一朝歷史分析，其主要動因來源於憲宗皇帝對瓷質賞賜寶物的需求。
為了適應宮廷禮佛活動的開展與賞賜藏地密宗領袖之用，內府承命製作相應的御用法器與寶物就理所當然。
憲宗皇帝登基之初即對密宗頗為痴迷，經常詔西藏僧侶入宮授經和賞賜錢財給寺廟。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三記載成化三年有“番僧入內頌經晚乃出（宮）者”之事。但由於登基不久，不敢靡費民力，加之即位詔書中曾有停止在景德鎮燒造瓷器的命令，所以憲宗皇帝在位前三年一直不曾興窯事。
其結果可以從成化三年賞賜藏地贊善王寶物事例當中一窺大致。
成化三年（1467）七月二十四日，憲宗詔封靈藏僧塔兒巴堅贊襲封為贊善王。
舊例藩僧封王者賜誥並錦綺衣帽等物，再遣官護送至靈藏給授。禮部以今邊事未寧，事宜從省，乞惟賜袈裟禪衣僧帽各一，順付來朝番僧帶回靈藏給授。憲宗準行。
當時內府對賞賜寶物的態度頗為節儉，贊善王僅得“袈裟禪衣僧帽各一”，這應該與當時內庫庫存不足有關。
而一年之後的成化四年（西元1468）卻是一個重要轉折，該年四月番僧得幸於憲宗，遂封答巴堅贊為“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紮實巴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為“靜修弘善國師”，端竹也夫為“淨慈普濟國師”，俱敕誥命，“其服食器用可與王比，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仗為前導，達官貴人皆為避路，每召入宮誦經咒，贈予駢番。日給大官酒饌牲餼至再，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貴人見輒跪拜，坐而受之”。
正是因為如此才推動了成化官窯的重啟燒造，故前引《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條，始有“成化四年光祿寺瓷器仍依四分例減造”的記載。二者絕非巧合，而是前因後果之關係。
綜上所述，表明該批早期成窯鬥彩的出現，主要目的就是滿足成化皇帝對藏地高僧的賞賜之需，所以，本器的性質可能是屬於成化皇帝御製賞賜瓷器，也屬於成化官窯正式開燒的第一批御瓷，故意義非凡。
成窯目前所見，有款者與無款者，僅僅在於寫款之有無，絕無品質之差異，其為官窯御器之性質更是不容置疑。
成窯滿池嬌題材鬥彩器皿，目前所見碗類皆無款，惟見盤類寫款，此現象頗為獨特。
在宣窯鬥彩瓷中斷三十餘年之後，成窯再度恢復明代宮廷鬥彩瓷生產，重續瓷壇絕唱，從此以後鬥彩發展成為景德鎮瓷器的一個重要品類，影響深遠。
成窯在景德鎮彩瓷發展史的地位非常重要，起到承前啟後之作用，因此，成窯早期以滿池嬌為題材的鬥彩器皿，無論學術意義與存世數量，皆可與宣德鬥彩滿池嬌器皿相提並論。
晚明文物鑑賞家高濂曾盛讚宣德鬥彩“華若雲錦，絢麗悅目”，今日細賞此成窯遺珍，深覺前賢所言非虛。
當今己知留存於私人收藏的傳世成窯御瓷不過數十件，鬥彩者寥寥無幾，而此器於其中更是特色顯著，既豐富成窯鬥彩器的品類，更讓成窯早期鬥彩增添重要的一例，從而推動學術界對景德鎮早期御窯彩瓷的探索研究。
成窯鬥彩乃曠世奇珍，是為瓷史上的一段不朽傳奇，數百年來一直為世所重。
其典雅宜人，筆觸秀麗，予人以清新悅目之感，一改永宣以來雄健豪放之風格，獨步一時，引得後世敬慕無限。
無論嘉萬二帝，還是胤禛父子皆為之醉心痴迷。
《竹園陶說》評曰：“ 成窯畫筆古今獨步，蓋丹青妙手寄其心力於瓷片之上，故能筆細如髮，用青如用墨，點染描畫，各臻其妙也。”
然而古今又有多少人可以親睹成窯鬥彩之真容，收穫終生難忘之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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