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宣窑之工艺，烧造时间上限为成化四年，是成窑烧造的第一批御瓷，其功用与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碗一样，乃满足当朝皇帝敬奉藏地密宗尚师之需，虽是无款，却难掩此位佛心天子的一片至诚。
宪宗一朝，窑器多佳美，堪称景德镇制瓷至臻典范，展现工匠巧思创新与卓越技艺，其质精秀雅，世无伦匹，造型婉约，气韵柔美。
早期以先帝治下巧工佳瓷为范，尤尚宣德高风，故宣窑诸项名品，在沉寂三十余年之后，皆获一一重现。
其中宣德斗彩满池娇之新创佳品，亦有摹制，並于此基础之上，演绎出以鸡缸杯为代表的成窑斗彩之旷世传奇，诚如明沈德符（1578-1642）《敝帚斋剩语》所言：
“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古今之冠。如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成窑早期斗彩佳器，体现了志在全面恢复与摹仿宣德故物的特点。
其型端庄，其釉温润，其彩绚丽，且保存状况极佳，一如初出。
圈足上部所绘仰莲瓣纹一周，个性特征鲜明，其青花色泽深沉苍雅，与宣窑无异，展现出由宣窑过渡而来的成窑早期特点。所装饰的荷塘鸳鸯题材在宋元之际有专门之名称—满池娇，始见于南宋织物上，入元之后风行于刺绣衣物中，因此颇见于时人题咏。
著名的一例是柯九思《宫词》：“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
柯氏自注云：“天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
张昱《宫中词》：“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著御大明朝。”元青花瓷器上亦多流行满池娇题材之装饰。
满池娇与有明一代御瓷结合始于宣德时期，从一开始就注定命运不凡，因为它们的结合开创了中国陶瓷新品类—斗彩。
斗彩，萌于宣德，臻于成化。
斗者，凑也，斗彩即色之凑合，既是以红、绿、黄原色为主之彩釉相拼，也是釉下青花勾勒兼装釉上诸色。
宣德彩瓷雏本，乃梵文祭器，用于西藏，为有明一代景德镇御窑彩瓷之始，意义非凡，然实物仅见于西藏萨迦寺所藏与御窑出土标本数例。
宣德皇帝对于藏传佛教极为尊崇，在位短短十年间多有崇佛之举。
例如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四月辛酉，“遣太监侯显赍敕往乌斯藏等处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八监藏巴里藏卜、必里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吉监藏、灵藏赞善王喃葛监藏、尼八剌国王沙地新葛，地涌塔王子可般、辅教王喃葛列思巴罗葛啰监藏巴藏卜等，各赐之绒锦、纻丝有差。”
明朝共封藏地“三大法王”，其中大宝法王、大乘法王都是明成祖朱棣在南京所封，而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则封于宣德九年。
事例说明，宣德皇帝崇信密宗，极大推进藏地与大明皇朝的互动。
其中西藏日喀则萨迦寺收藏的大明宣德年制款斗彩鸳鸯莲荷纹碗与高足碗应该是当年宣德皇帝赏赐给萨迦派尚师（大乘法王）的宝物，是昔年汉藏交流之珍贵见证。
据刘新园先生著文考证，宣德御瓷开始出现满池娇图案，是宣德皇帝审美主导的结果，该画稿可能出自宣德皇帝非常钟爱的明代浙派画家的手笔，它的出现与“宣德皇帝的绘画修养和对色彩的敏感力不无关系”。
成窑早期因崇尚宣窑，故制式承袭前朝，再度风行满池娇之装饰，体现了成化皇帝对祖父宣德皇帝的无限敬慕。
此器应属成窑早期之佳作，具体烧造时间究竟是否可以明确考《明实录•宪宗实录》天顺八年英宗病死之后，成化帝入继大统，其即位诏书中便有停止在景德镇烧造瓷器的命令。
成化元年至三年，实录与其他官书都未提到烧造活动，但《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条，始有“成化四年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的记载。
所谓四分例者，应该是以天顺朝的烧造量为参数的，可证其烧造时间最早不得早于成化四年（西元1468年）。
珠山御窑遗址出土成窑始烧于成化四年，依据成化一朝历史分析，其主要动因来源于宪宗皇帝对瓷质赏赐宝物的需求。
为了适应宫廷礼佛活动的开展与赏赐藏地密宗领袖之用，内府承命制作相应的御用法器与宝物就理所当然。
宪宗皇帝登基之初即对密宗颇为痴迷，经常诏西藏僧侣入宫授经和赏赐钱财给寺庙。
《明实录•宪宗实录》卷三记载成化三年有“番僧入内颂经晚乃出（宫）者”之事。但由于登基不久，不敢靡费民力，加之即位诏书中曾有停止在景德镇烧造瓷器的命令，所以宪宗皇帝在位前三年一直不曾兴窑事。
其结果可以从成化三年赏赐藏地赞善王宝物事例当中一窥大致。
成化三年（1467）七月二十四日，宪宗诏封灵藏僧塔儿巴坚赞袭封为赞善王。
旧例藩僧封王者赐诰并锦绮衣帽等物，再遣官护送至灵藏给授。礼部以今边事未宁，事宜从省，乞惟赐袈裟禅衣僧帽各一，顺付来朝番僧带回灵藏给授。宪宗准行。
当时内府对赏赐宝物的态度颇为节俭，赞善王仅得“袈裟禅衣僧帽各一”，这应该与当时内库库存不足有关。
而一年之后的成化四年（西元1468）却是一个重要转折，该年四月番僧得幸于宪宗，遂封答巴坚赞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扎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夫为“净慈普济国师”，俱敕诰命，“其服食器用可与王比，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为前导，达官贵人皆为避路，每召入宫诵经咒，赠予骈番。日给大官酒馔牲饩至再，锦衣玉食者几千人。中贵人见辄跪拜，坐而受之”。
正是因为如此才推动了成化官窑的重启烧造，故前引《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条，始有“成化四年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的记载。二者绝非巧合，而是前因后果之关系。
綜上所述，表明该批早期成窑斗彩的出现，主要目的就是满足成化皇帝对藏地高僧的赏赐之需，所以，本器的性质可能是属于成化皇帝御制赏赐瓷器，也属于成化官窑正式开烧的第一批御瓷，故意义非凡。
成窑目前所见，有款者与无款者，仅仅在于写款之有无，绝无品质之差异，其为官窑御器之性质更是不容置疑。
成窑满池娇题材斗彩器皿，目前所见碗类皆无款，惟见盘类写款，此现象颇为独特。
在宣窑斗彩瓷中断三十余年之后，成窑再度恢复明代宫廷斗彩瓷生产，重续瓷坛绝唱，从此以后斗彩发展成为景德镇瓷器的一个重要品类，影响深远。
成窑在景德镇彩瓷发展史的地位非常重要，起到承前启后之作用，因此，成窑早期以满池娇为题材的斗彩器皿，无论学术意义与存世数量，皆可与宣德斗彩满池娇器皿相提并论。
晚明文物鉴赏家高濂曾盛赞宣德斗彩“华若云锦，绚丽悦目”，今日细赏此成窑遗珍，深觉前贤所言非虚。
当今己知留存于私人收藏的传世成窑御瓷不过数十件，斗彩者寥寥无几，而此器于其中更是特色显著，既丰富成窑斗彩器的品类，更让成窑早期斗彩增添重要的一例，从而推动学术界对景德镇早期御窑彩瓷的探索研究。
成窑斗彩乃旷世奇珍，是为瓷史上的一段不朽传奇，数百年来一直为世所重。
其典雅宜人，笔触秀丽，予人以清新悦目之感，一改永宣以来雄健豪放之风格，独步一时，引得后世敬慕无限。
无论嘉万二帝，还是胤禛父子皆为之醉心痴迷。
《竹园陶说》评曰：“ 成窑画笔古今独步，盖丹青妙手寄其心力于瓷片之上，故能笔细如发，用青如用墨，点染描画，各臻其妙也。”
然而古今又有多少人可以亲睹成窑斗彩之真容，收获终生难忘之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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