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有自己的倔強，但“倔強”得很艱難

當今天的人們大談獨身主義、晚婚少子時，13年前就已經有一部日劇提出將它們視為新時代的課題來面對。

來源 |《一平方公里內的經濟學》

似乎現在坐公共汽車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公共汽車已經變成老年人專用交通工具了。

我猜，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年輕人的時間寶貴，不耐煩等待不怎麼準點的汽車，有錢人就開車、打車，沒錢的就坐地鐵或騎共享單車，而老年人對時間成本看得最淡，多等一會無所謂，再加上公共汽車最便宜，所以公共汽車才會成為老年人專用的交通工具。

公交車上的老年人是一個縮影。

和其他發達地區一樣，上海的老齡化程度已經非常嚴重，尤其在上海市中心、擁有本地戶籍的人群中，老年人已經佔據絕對主流，隨著時間推移，這個比例會進一步提高。如果沒有外地移民，上海的老齡化會導致恐怖的後果。

即便現在上海有將近一半的外來人口，支撐著上海經濟，上海人口的老齡化也提出一系列的重要問題，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問題——誰來支付他們的養老金？

幾十年前曾有經濟學家表示，對經濟學家而言，老齡化是一個新問題。到了今天，我在學習經濟學家對老齡化的研究時發現，老齡化基本還是一個新問題。

美國學者舒爾茨在1976年撰寫了一本《老年經濟學》教科書，是老齡化研究的經典之作。書中，舒爾茨有一句話曾深深觸動我：“老年人並不是一個由相似成員構成的群體”。

也就是說，老年人的經濟狀況相差懸殊，富裕的很富裕，貧困的很貧困，由此導致他們的生活狀態完全不同。

中國老年人嚴重缺乏其他獲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問題就是收入問題，或者財富問題。

很多老年人其實都還有一定的勞動能力，還能工作，但是現在很少有企業敢於聘用不太熟悉的又超過退休年齡的人群，所以很多勞動力被荒廢，只能迴歸家庭。

有些老年人在工作時期已經積累足夠的財富，或者退休後能得到子女的經濟支持，衣食無憂。上海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就處於這個階層。

我曾經做過一個有關旅遊的社會調查，結果發現，上海老年人表現出極強的出國旅遊消費能力，絲毫不亞於正在工作的年輕人，而且他們的旅遊熱情並不隨著年齡上升而減弱。我們經常聽說很多老年人都已經環遊世界好幾圈，還動輒要挑戰非洲、南極等高難度地區，這些都是他們經濟實力的體現。

但對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來說，日子就難過很多。他們沒法開源，就只能想辦法節流，省吃儉用。而對於原本就沒有退休金的農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這兩年，我們經常聽到各類詐騙或者投資P2P爆雷的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評老年人無知、貪婪以外，我們也應該理解老年人的焦慮——他們確實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了，而他們又想致富，想為家庭發揮更大的作用。

每個老年人的經濟狀況都有所不同，而從政府層面看，應該施行完善的養老金制度，保障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夠維持最基本的體面生活。不過養老金的運營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都只能邊看邊調整。

一般來說，政府有兩種最基本的管理養老金的手段。

第一種叫做“現收現付制”，通俗地說就是用現在年輕人繳納的養老金，來支付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養老金。

雖然每個年輕人繳納的錢，並沒有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證這種代際轉移的機制持續不斷，以後自己養老時，也會有更年輕人的人繳納養老金來支持自己。

這種制度非常穩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人口年齡結構不變，每一代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數量相仿，這樣年輕人的壓力就不會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就不滿足這個特徵。

上世紀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後持續30年的計劃生育，導致目前中國很多地方的人口結構都不平衡，上海就是一例。上海戶籍的年輕人與老年人簡直不成比例，所以單純依靠年輕人的稅收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這是不現實的。

另一種籌措養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養老金都放在一個基金池裡，確保這個基金能保值增值，用這個基金池裡的資金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

這個想法是不錯，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彌補人口結構不一致的問題，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長幅度也有可能與養老金的增長幅度相匹配。

而“基金制”的最大問題在於風險。基金要交給專業公司管理，再專業的公司，只要追求盈利，就會面臨一定的風險。根據金融學的定律，風險一定與收益相對應，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臨更高的風險。

然而養老金並不是一般的資金，它幾乎不能承受虧損的結果，養老金虧損的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結構變化對養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麼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之下。

人口老齡化是個很嚴肅的人口學問題，而我們今天對此束手無策，全世界都束手無策。

隨著醫療水平的進步，營養和養生水平的提高，全世界老年人的預期壽命都變得越來越長。我們不可能去縮短老年人的壽命，只能想辦法提高年輕人的出生率，這樣在總體上降低老齡化的程度。

但出生率壓下去好辦，可以有各種強制手段，中國對此富有經驗，出生率要提升是極為困難的，直到今天都幾乎沒有國家成功過。所以，人口老齡化是全世界面臨的難題。

老年人也是人，但是他們會有一些特定的需求，比如對醫療的需求，對照顧的需求。

老年人的醫療需求確實是剛需。老年人身體機能自然退化，科學知識也不夠，患病的可能性比年輕人高得多。但是人老了以後，對於醫療的需求也在微妙的變化。

隨著年齡增長，一個人距離死亡的距離也越來越近，而由於對於死亡和生病的恐懼，很多老年人逐漸變得害怕體檢，害怕面對真實，轉而投向一些保健品和養生秘方。

從經濟角度計算，他們投在這些保健品和養生秘方上的金錢只會比正常體檢和醫療來得更高。

這就是人們在不同生命階段對於健康需求的不同看法。

同時，老年人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需求。比如老年人也需要吃飯，也需要買衣服，也需要滴滴打車，也需要各種層面的社交。

但是從供給側來看，我們對老年人的供給是嚴重不足的。除了保健品以外，很少有產品會考慮老年人的需求。一些比較酷炫的餐館裡很少能看到老年人，最新的智能手機應用，也很少考慮老年人所面臨的困難。

從需求側的角度看，老年人很少有生活方面的需求：老年人總是很節省、不願意改變，總是有囤積東西的癖好。所以，老年人願意支付的費用很低，並不是一個在經濟上值得重視和加以開發的群體。這是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現實。

老年人與普通人群之間往往存在顯著的“數字鴻溝”。很多國家都有一些NGO致力於教育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或者電腦，幫助他們縮小數字鴻溝。

在過去幾年，中國智能手機的增長率和普及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令人震驚。不得不說，微信這一類的app幫助中國老年人極大地縮小了數字鴻溝，這方面的貢獻還是應當得到承認的。

中國老年人對於代際傳承，有著一種神聖的使命感。

年輕人總是抱怨父母不斷地催婚、催生、催二胎，把自己的需求轉嫁到子女頭上，但從家庭角度看，中國的老年人又往往是最具有利他主義的人——他們為了子女或第三代的福祉，往往願意極大地犧牲自身的福祉，放棄自己的偏好和理想，把勞動力投入到家庭之中。

這種強烈的利他主義偏好，與文化有著密切關聯，在全世界範圍內也並不多見。

在中國，老人普遍承起擔照顧第三代的責任：買菜做飯、接送孩子，甚至還有教育。在上海這種壓力極大的城市，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如果有孩子的話，一般都需要父母來照顧或者分攤家務。

免費使用老年人的勞動力，是這些家庭得以在上海立足的隱藏條件。

對於原本就居住在上海的老年人，那情況還好，可還有很多原本並不生活在上海的老年人，不管他來自農村還是城市，為了照顧在上海打拼子女的第三代，不得不放棄親切熟悉的家鄉生活漂在上海。有人把這個群體稱作“老漂”。

“老漂”的生活質量很難得到保證，畢竟年紀大了，要融入上海這個陌生的大都市，絕非易事。很多對於勞動問題和家庭問題的經濟學研究，都忽視了這個隱藏條件。

老年人和子女、第三代一起居住，往往是各式生活矛盾的根源。家家都有難唸的經，老年人的居住和生活模式各種各樣，無法用簡單的經濟分析來概括。

目前已經有不少學者開始研究“流動的農民工”，我們還期待更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流動的老年人”。

對於老年人行為研究的最大困難在於，老年人很難被看到。

我們關於老年人生活的經濟數據也很有限，似乎老年人一退休，就從我們的視野裡消失了。他們往後的生活再也無法激起經濟學家的興趣，這是很可惜的。

我們在公園裡、公共汽車上經常能看到老年人，但是我們能看到的老年人終究只佔上海所有老年人的極小的一部分。絕大多數老年人忙著在家裡做家務、帶孩子、買菜做飯收拾屋子，平時的外出活動很少。

同時老年人也很少有自己的媒介平臺，很難發聲表達。老年人也有自己的微信群、朋友圈，但是對於大多數還沒有步入老年的人來說，這個世界完全是隔離的。

我們對老年人的真實需求和心理特徵的瞭解非常有限。

經常有人列舉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奇觀，比如上海的宜家商場的餐廳，往往淪為老年人的交友區和相親角。在宜家商場，只要辦一張會員卡就可以免費喝咖啡，於是很多老年人就聚集在這個環境優雅又有免費咖啡提供的餐廳裡，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進行社交。

別人覺得這是一種奇觀，可老年人有自己的評價標準，有自己的倔強。

老年人需要被看到，老年人需要引起更多經濟學家的關注，這是日趨老齡化的社會對我們提出的要求。

13年後，當我們注意到老齡化現象正在成為全球各地的棘手難題時，這部日劇又不疾不徐地回到我們面前，再次拋出一個更長遠的疑問：下一個百歲時代即將到來，我們每個人又將如何度過漫長的老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