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东泰安州知州接到本州乡民李进贵状告本州富豪王元起残杀人命，藏匿尸身。状纸如下:其弟李进贤因为贫困，在豪强巨富王元起家当佣工，没有想到淫豪窥探方氏年艾有姿，意欲调奸，弟弟李进贤稍出怨言，发喝令家人私刑拷打，以至于立死非命，而今弟弟李进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恳请知州大人究出尸体，检验伤痕，严惩淫豪。
明代自嘉靖以来，凡是诉讼，只要有人控告，必然会有对反方的反控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官府在对待原被告上不公正所致。《大明律·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条规定“若词论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因此原告的地位比较主动，而在诉讼费收取上，先由原告全部支付，等裁决之后再由负方给付。在官员看来，肯出钱的人，必定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偏坦原告，因此导致双方互控现象日益增多，谁也不想使自己处于劣势。
泰安知州让书吏找来王元起的反控状，但见状称:诉为刁棍悬害事。王元起认为自己虽然家道丰厚，但谨守礼法，从来不为非作歹。因雇工李进贤外出不还，所欠半年房租尚无着落，因向其兄李进贵索要房租。没有想到该刁棍竟然诬陷良善，以调奸其弟妇而打死其弟为词，试图嫁祸。如果打死一命， 岂能够没有尸体?若是调奸，又岂能没有证人?恳请知州大人洞察详情，严惩刁棍，以安良善。泣血上诉。
泰安知州当即提审互控双方。只听李进贵说：“我弟进贤因为佣工，租赁王元起的房屋，却不想王元起时常前来调戏弟妇方氏，被弟进贤看见，将之骂走。不料次日，我弟进贤从他门前经过，便被其指挥恶奴拉入其宅院，活活打死，而将尸身藏匿。老大人只要严督淫豪交出尸体，检验有无重伤，定能够得知实情，为弟进贤雪冤。”
王元起反驳说：“尔为你弟至今没有下落，就平白无故诬陷好人。尔如果知道你弟弟被我打死，为什么不把他的尸体找来，让大老爷勘验?我王元起既然肯将房屋租赁给住户，就要保证住户安全，岂能生害人之心。如果我有奸占你弟妇之心，你弟弟不在，岂不是大好时机?而如今你弟妇住在此房，你弟又欠房租半年，我念其是女流之辈，没有逼讨房租，也可见绝无调奸之情矣!尔诬控我杀人，已经是血口喷人，又不顾尔弟妇之名节，以奸情加之，是何等无耻之人!请老大人明验，不能够让刁棍得意。”
因为事涉奸情，泰安知州只好提讯方氏到堂听审，直接便问其是否与王元起成奸。而方氏怕羞，只说王元起时常前来以语言调戏，并未成奸，而语言调戏也没有人证，也就使奸情变得可有可无，难定可否。
泰安知州再提讯邻佑作证，因李进贵与方氏乃是外县之人，故此所有的证词都说李进贤是外县佣工，不知道是回乡了，抑或是外出了，而今半年都没有看到其身影。王元起身为富豪，却不是为富不仁之人，经常周济穷人，造福乡梓，是有名的大善人，不可能打死人命，调奸人妻。对于人证的证词，泰安知州开始并不相信，所以使用拶指，要他们如实为证，而众人虽受刑，坚不改口，他也就相信了。为什么泰安知州要对人证用刑呢?原来《大明律·刑律·断狱老幼不拷讯》条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之人，及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若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笞五十。”也就是说，除了亲亲相为隐的人不能作证人之外，年在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人，以及残疾人，都不可以作证人，因为不能够对他们实施刑讯。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要是人证，官府就可以对其实施刑讯，以推断其证言的真伪，这也是当时的人们一遇案发，纷纷躲避，唯恐成为证人的原因之一。
泰安知州见证人众口一词，便相信李进贵是诬告。按照《大明律·刑律·诉讼·诬告》条规定:凡是诬告人至死罪者，“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所以将李进贵拟罪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李进贵被关押在泰安州监狱，等待刑部批复，就将其择地发遣了。李进贵告状不成，却得到重罪，如何肯服气，但身陷囹圄，无处申冤。后来听说山东巡抚沈应龙来到泰安州，李进贵便求人写了状纸，让方氏得机会拦轿诉冤。
沈应龙，字翔卿，浙江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刑部主事、郎中，曾经平反冤狱数百起，著有《恤刑录》，对此案也有简略记载。此时沈应龙身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也成为了一方大员，来泰山进香，也是在所必然。方氏在沈巡抚去泰山的路上，跪在路旁，高声喊冤，被沈巡抚听得，当即令家丁将方氏所呈状纸接了过来，展开一看，但见上面写道:“状告为冤命事”。讲述李进贵试图为弟李进贤雪冤，而富豪王元起厚买干证，反控其诬告，结果被问罪，等待发遣，是“弟冤未申，死难容忍”，恳请巡抚大人“究尸验伤”，如果能够使冤屈得雪，虽死也甘心无悔。
沈巡抚见其哀情恳切，又是妇女不怕抛头面，敢于跪在路边拦轿喊冤，想必是有冤屈，便受理了此状。待进香之后，回到泰安州，就调来该案的卷宗，仔细翻阅，却发现其中有些疑点。
首先，泰安知州在问案时存在疏忽，审问方氏的时候，上来便问其是否成奸，按照一般常理， 良家妇女即便是成奸，也不好意思当着许多男人的面承认有奸情，所以很难保证方氏所言属实，而查问奸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泰安知州舍审问技巧而不用，直截了当地让一名妇女承认奸情， 还让其交代细节，身为官员居然去追究这样的淫秽之事，则可见该知州心术正。
其次，双方互控，各执一词，王元起信誓旦旦，而且毫不顾忌引众人为证，而李进贵总强调自己是外乡人，无人愿意为自己作证，在证人有可能要受到刑讯的情况下，有这样多的人愿意为王元起作证，也难保不是贿赂为证，抑或是畏惧王元起的势力而不得不为证。泰安知州原本应该仔细衡量证人资格，更应该借助保甲组织，由官府指定证人，其没有这样做，说其疏忽是轻的，甚至可以算是玩忽职守，官职都难以保住。
最后，泰安知州刑讯证人，固然是按照法律规定行事，但在原被告双方及人证都在场的情况下，前边人证受刑所讲的话，后面的人证肯定效仿，再加上王元起使眼色，则难免众口一词。虽然众口一词在司法审判当中有极高的采信率，但也难免众口铄金，依靠舆论来制造声势，使冤者无法申辩。泰安知州如此疏忽，当然很难得到实情，也不能保证此案没有冤屈，更何况王元起是个富豪，李进贵是个佣工，如果是李进贵借弟弟失踪而敲诈钱财，算是可能，而其诉状并没有提钱财之事，敲诈钱财之事可以排除，那么其坚定不移地讲弟弟李进贤板打死了，则难说是捕风捉影。沈巡抚仔细分析情况之后，如何进行审讯，已经是成竹在胸了。
沈巡抚传令泰安知州，将所有一干人犯都带来听审，自己亲自审问，也动用了刑具，但众人言词惯熟，与此前招供完全一样，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就得知他们是串通好的。沈巡抚在问讯过程中，发现有几个人言辞闪烁，似乎隐瞒了些什么，就决定分别进行审讯，以便各个击破。沈巡抚先提讯人证蔡弘来，却不问与案件相关的事，所谈的乃是家长里短，问其所住村巷、门户，院落种有何树，门前有何石，左邻右舍都是谁。蔡弘来一一道来， 沈巡抚则默默记下，然后令人押人后堂等候。再提讯证人卫完来，也不问与案件相关的事，所谈的仍然是家长里短，问其居址、人口、孳畜及街坊四邻，听完回答，也令人押人后堂与此前人证分别看押。
约莫问了六七个证人，沈巡抚提讯证人林棠，未等其开口,便把他所住的村巷门户，院中种有何树木，家中有几口人，养了多少鸡鸭牲畜，如数家珍地讲出。沈巡抚此举，令林棠大吃一惊，怀疑巡抚定是进行过私访，要不然如何知道得这样详细。林棠正在犹豫间，却听到沈巡抚转了话题说:“李进贤是被人打折腿而死，其腿折了以后，必然寻找木板绷带固定，你是该村的医生，想必知道此事。这乃是你邻家妇人王氏牵花牛经过的时候，亲口对我说的，你如实讲来，如果所讲与我听说的一样，我就不怪罪你了，若是不一样，就别怪本官大刑伺候了。”林棠见沈巡抚说得很详细，其邻家养有花牛，老妇王氏时常牵牛放牧，想必是沈巡抚已经查到实情。再说了，前面单独提审的六七个人，有可能已经招供了，我此时若不说出实情，到时候真的大刑伺候，恐怕性命难保，不如从实讲来，便说:“老大人所言极是，李进贤当时左大腿折断，匍匐来到小的门前，要小的医治，小的医术很浅，如何治得了这样的重症，只好先用两块木板给他绑上固定，让其另寻高明，小的连医疗费都没有收，但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以当时的伤势，是很难存活的。不过，小的确实不知道尸体。
沈巡抚由此得知李进贤确实曾遭受王元起等人的殴打，而且先是先打折左大腿，此后肯定是因为伤重身死，其尸体定然是王元起消尸灭迹，由此将王元起上了夹棍。在证人为证的情况下，王元起知道不能隐瞒，便把实情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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