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博弈论大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关于本书
本书是谢林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70年代。这本书指出“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互动，帮助我们突破个体视野的局限，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
核心内容
“微观动机”影响“宏观行为”的第一种情况：个人无论怎么选择，都对社会整体结果没有影响。
第二种情况：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导致了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
第三种情况：看上去并不极端的个人偏好，却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他是一位博弈论大师。提起博弈论大师，你可能会马上想到约翰·纳什这样的数学天才，在纸上写写画画着一堆谁也看不懂的方程式。的确，绝大多数博弈论学者都大量运用数学推导。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位托马斯·谢林，却很不一样。他几乎不用数学推导，只用文字和简单的图表就能表达自己的博弈论思想，更显大师功力。
谢林这个名字在历史上被两次浓墨重彩地提起。第一次是冷战时期。你想象一下冷战当时的情景，美苏双方处于备战状态，一触即发，美国家家户户都在自家后院挖防空洞。一个雷达操作员只要一不小心出现误操作，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毁灭人类的核战争。好多人都说，那会儿的紧张程度，就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就这么紧张一个环境，但是你发现最后，风平浪静，啥事儿都没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要说到本书的作者，谢林。他提了一个看似特别微小的建议，就是美苏双方之间安一部热线电话，可以随时通话。安个电话这事儿，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如果回到当时的情景，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两边都是军事强国啊，都快要打起来了，一个按钮核武器就过去了，还让两边派出人来相互商量，该不该打，这可能吗？
就这么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建议，还真被采纳了。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美苏就在几天之内打了几十个电话。即使是在冷战最黑暗的时刻，美苏双方的操作员仍然每天认真检查机器，相互问候。可以说，美苏争霸能够斗而不破，没有从冷战发展为核大战，谢林功不可没。
经此一役，谢林一战成名。谢林在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在核军事竞赛的背景下，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听到这个颁奖词，我感觉好像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特别想给他一个经济学奖，再饶给他一个和平奖。
谢林这个名字第二次被提起，就是今天。你发现没有，今天的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比如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谢林的博弈论再一次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如果你在得到站内搜索“谢林”这两个字，会发现很多老师都在反复谈到他，包括薛兆丰、何帆、万维钢、王烁等等。
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是谢林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70年代。我作为一个财经作者，一直把这本书当成我家书架上的“镇馆之宝”。今天，这本压箱底儿的书又被我翻出来重读。
书名“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念起来很绕口，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我的选择，跟你没关系。”而这本书恰恰告诉你：不，你的每个选择，都与别人有关系，不但会影响到别人，而且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突破个体视野的局限，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
下面，我们就从三种典型情况入手，来看看“微观动机”是怎样影响“宏观行为”的。
第一部分
先来看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就是个人无论怎么选择，都对社会整体结果没有影响，既不能增进整体福利，也不会降低整体福利。说社会可能有点大，我们回到一个班级来看。
你小时候有没有和同学玩儿过一种游戏，抢凳子。10个人，只有9个凳子。不管每个人是争先恐后，还是每个人都特别佛系，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一定会剩下一个人站着。其实，这是一种事先规定了的概率在起作用。无论怎么努力，总有人会输，这是无法改变的结果。在这里，概率的客观规律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我再举一个不那么明显、稍微有点烧脑的例子，同样是概率决定的，你看看能不能想明白。
这是一个关于男女比例的问题，题目是这样的：假设生男生女的概率为各50%，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选择孩子的性别。每对夫妻都希望至少有一个男孩，大家都采取这样一种生育策略：如果头胎是男孩，就不再生了；如果头胎是女孩，那就生二胎，如果二胎是男孩，就不再生了，如果二胎是女孩，再继续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那么现在问你：整个社会中是男孩多还是女孩多？这里我停顿几秒钟，你先思考一下。下面我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啊。
正确答案是，男孩女孩一样多。为什么呢？你想，不管每个家庭采取什么生育策略，所有的头胎孩子，都是男孩女孩各一半；所有的二胎孩子，也是男孩女孩各一半；所有的三胎孩子，也是一样，以此类推。所以，只要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选择性别，男女出生比例就是各50%，这个概率是事先决定了的，不受每个家庭生育策略的影响。
好，这个例子搞明白了，下面我们再来个更烧脑的例子。题目是这样的：你面前摆着两杯酒，一杯红酒，一杯白酒，两杯酒一样多。现在你拿一把勺子，先从红酒杯里舀一满勺红酒到白酒杯里；接着，再从这杯白酒里舀一满勺放到红酒杯里。现在请问，是白酒杯里的红酒多，还是红酒杯里的白酒多？同样地，这里我停顿几秒钟，你先思考一下。下面我公布答案。
你是不是蒙了一个和刚才相同的答案，一样多？恭喜你，蒙对了！为什么呢？你想，每杯酒前后的体积是不变的，这就意味着，不管红酒杯里掺入了多少白酒，都有等量的红酒被替换出来，掺入了白酒杯。所以，白酒杯里的红酒，和红酒杯里的白酒，肯定是一样多的。这跟勺子的大小没有关系，跟往回舀之前，白酒杯里的红酒有没有摇晃均匀也没有关系。
如果还没想明白，你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小游戏。左边10颗红豆，右边10颗绿豆。你先从左边抓3颗红豆到右边的绿豆里，再从右边随便抓3颗豆子放回左边。你数数看，红豆里的绿豆数，和绿豆里的红豆数，是不是一样多？如果还没明白，你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吧，我保证让你明白为止。
上面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社会系统中有一些隐蔽的客观规律，它们的结果不受我们个人选择的影响。就好像是，孙猴子无论怎么翻，也翻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这是我们在分析“微观动机”对“宏观行为”的影响时，要考虑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部分
当然了，肯定不是所有的个人选择，都对社会整体没有影响。除了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况，个人选择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还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提升了社会福利；另一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了社会福利。
对前面一种情况，我们很好理解，这不就是经济学上说的“看不见的手”吗？不过，谢林在这本书中提醒我们，“看不见的手”原理，也就是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情况，其实只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特例。更常见的情况，是反过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结果降低了社会整体福利。下面我们就来重点讨论这种情况。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剧场里看演出，坐前排的观众对后排观众的视野稍微有点阻挡。对你来说，如果前面的人坐着，你的最优选择是站着，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果前面的人站着，那么自己就更得站着，否则就什么都看不到。当然你肯定不会首先站起来，这样显然不文明。
但是，假如这时候旁边有个人率先站起来，挡住了他后面的观众，那么他后面的观众就不得不站起来；这样会挡住更多的观众，于是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你一看，当然也会跟着站起来。最后，所有观众都站了起来，甚至包括第一排的观众，因为他们怕有不守规矩的人会绕过椅子站到他们前面。
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所有观众都站着，跟所有观众都坐着，大家的视野被遮挡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站着看完演出。站着看比坐着看累，每个人都付出了成本，却没有获得任何收益。更糟糕的是，一旦都站起来了，就很难倒回去了。这是一个稳定均衡，个体没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每个人心里都会想，如果只有我坐下了而别人不坐下，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其实就是博弈论中的“军备竞赛”模型。这个状况家长们肯定很熟悉，现在，家长跟孩子补课就是这么个局面，那竞赛真是从小学就开始白热化了，我自己孩子就面临这个情况。如果别的孩子都不补习，那自家孩子最优策略肯定是补习啊，因为这样可以带来竞争优势，等于提前抢跑；如果别的孩子都在补习，那自己当然也必须补习，这样才能保证不落后，不然岂不是输在起跑线上。
这样的结果是，所有孩子都在补习。每个孩子都牺牲了玩耍的时间，却没有人因此获得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没有人会率先放弃补习，因为这样会导致竞争劣势。
军备竞赛是一种典型案例，个人利益最大化选择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福利下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典型案例，就是公用地悲剧。这通常是指大家不加节制地使用公共资源，结果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给每个人都带来了负效用。比如每个人都开车上班，导致大堵车，结果每个人都迟到；再比如，不加节制地捕鱼，造成渔业资源枯竭，最后每个人都无鱼可捕。
关于“公用地悲剧”，我在这里补充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小的岛国，叫做瑙鲁。瑙鲁国民都很穷，因为岛上没什么自然资源，岛上只有一样东西最多，就是鸟粪。太平洋的海鸟长期在这里便便，久而久之，岛上就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鸟粪，由这些粪便压缩成的石头就叫“鸟粪石”。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这些石头有啥用。但后来发现，鸟粪石里含有大量的磷，磷是一种重要的化肥，整个瑙鲁岛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磷矿。
接下来的情节我们能大致猜到：瑙鲁人争先恐后地去挖石头，私挖滥采、毫无规划。靠挖石头富起来之后，也没有拿钱去搞生产、谋发展，而是躺着买买买、吃吃吃，导致全体瑙鲁人像吹气球一样被吹了起来。瑙鲁人本来普遍瘦小，现在9成的成年人超重，40%的成年人有糖尿病。更悲催的是，挖了30多年，所有的鸟粪石被挖光了，瑙鲁人又一夜回到解放前，还落下一身病，真是欲哭无泪。
关于公用地悲剧，还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是谢林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在早高峰的高速公路上，如果向南的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另一个方向的车道，也就是向北车道的车速下降得往往比向南车道还要快。这是为什么呢？原因非常可笑，就是向北车道的司机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另一边车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不约而同地踩了一脚刹车，花10秒钟时间匆匆往那边看了一眼。
10秒钟看着没啥，想想看，如果每辆车都多花10秒钟，那么后面的车速度就会越来越慢，有的司机到达事故现场时会多花10分钟时间，最后面的司机甚至可能会耽误1个小时。更可笑的是，这个时候可能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但后来的人想搞清楚前面的人到底在看什么，仍然会放慢车速。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公用地悲剧和军备竞赛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旦陷入这样的困境，系统是没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仅靠个体选择无法扭转局面。这时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或者社会公约，统一规划、统一安排，违者重罚。
比如在高速公路堵车的例子中，就需要有警察过来维持秩序，要求所有车辆都全速前进、不得在路上滞留，才可能让交通恢复通畅。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司机们的心情：那些还需要缓慢爬行两公里才能到达事故地点的人，肯定很高兴，不用堵车了；而那些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马上就要到达事故地点的人，却很可能不高兴，自己为别人的好奇心付出了成本，却没有任何收益，白堵了这么久！
不过，也不是所有系统都需要外力的干预。也有这样一种系统，它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在失衡之后可以自动出现反向运动，于是呈现出一种反复振荡的模式。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我还是用书里的例子来说明。
某个贫穷国家，麻疹疫情非常严重，于是开展了一个婴儿麻疹疫苗接种项目。一开始，项目进行得很顺利，母亲们不顾路途遥远，都积极过来接种。之后一年多里，因为大部分婴儿都接种了疫苗，这个地区没再出现过麻疹。母亲们觉得安全了，这时候，再为接种疫苗来回奔波就显得不划算，于是接下来的一大批新生儿都没有接种，这为麻疹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条件。没过多久，又一轮麻疹疫情爆发，吓坏了的母亲们又纷纷抱着孩子来接种。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如果大部分新生儿都来接种疫苗，这时候不太可能出现麻疹疫情，所以，自己的最优策略是不接种，省事儿；而当大部分新生儿都不接种疫苗，出现疫情的概率就变高了，这时候，自己的最优策略是接种，保命。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固定的，而要取决于别人是怎么选的。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率形成了一种振荡模式，一段时间高，一段时间低。振荡模式下，社会系统变得不稳定。
振荡模式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都说当好人会吃亏、坏人占尽便宜，坏人比好人更有生存优势，那么按照优胜劣汰原理，好人早该灭绝了，或者非常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好人并不明显比坏人少。这是为什么呢？
假设一开始所有人都是坏人，人人相互背叛，那么每个人收益都很低。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好人，哪怕数量相当少，但他们彼此合作能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时候好人就比坏人更有生存优势，所以好人就越来越多。
但是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随着好人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坏人之间彼此碰面、相互伤害的几率就变小了；而坏人遇到好人的几率变得更高，坏人通过单方背叛好人，捞一把就走的成功率就大大提升。大家看见当坏人有利可图，就会纷纷转而当坏人，于是合作越来越少，背叛越来越多，又回到了当初人人都是坏人的状态。
所以，社会上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呢？其实是刚才所说的震荡模式，当坏人太多，好人就开始占优；而当好人太多，坏人又开始占优。于是，坏人和好人的比例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振荡。无论好人坏人，都没有一劳永逸的优势。
好，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种情况：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导致了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典型场景包括军备竞赛、公用地悲剧以及振荡模式。
第三部分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根据个人偏好来做出选择，不极端，很温和。但是，这样的选择却意外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我们从谢林亲身经历的一个奇怪事件讲起。
事后谢林分析，究竟是现场观众什么样的奇怪偏好，导致了这样极端的座位分布？一种最容易想到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喜欢坐得离讲台尽可能远，最先到达的人坐在最后一排，其次是倒数第二排，以此类推，结果就形成了前12排空无一人。但是，这不太可能啊，来听报告的，多少对谢林都感兴趣，一个愿意离得近点儿的粉丝都没有吗？都喜欢坐最远的位置，这个情况有点极端。
那该怎么解释呢？事实上，还有几种看上去不那么极端的偏好，也可能造成这种座位分布。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暴露在人群的最前面，而不管是坐第几排。第一个来到会场的人碰巧坐在了第13排，而后面来的所有人都不想坐到他前面去，于是就造成了前12排没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场观众只是想扎堆坐，坐到其他人的旁边。最先来的几个人碰巧坐到了会场靠后的位置，后来的人都紧挨着他们坐，这样也可能会造成前12排没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真实偏好也许并不极端，他们只是不想暴露在最前面，或者只是想挨着别人坐。但是，根据这种温和偏好所作出的选择，却造成了前面12排空无一人的极端情况，这是谁也没有料到，也是谁都不愿意的。如果主办方要求观众集体前移12排，所有人应该会更加满意。
你可能会觉得，出现这样的座位分布是偶然事件，不具有普遍性，说服力不强。不过，经常参加讲座的朋友告诉我，前12排都没人确实夸张了点，但前三、四排没人是很常见的事。可见，偶然中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更重要的是，类似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在重要的社会领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就值得重视了。比如谢林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在学界被反复引用，是关于美国社区的种族分离过程的。
谢林写作本书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美国的大城市里却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种族融合：你很容易找到全是白人或者全是黑人的社区，却很难找到种族融合的社区，比如白人或黑人的比例不超过社区全部人口的3/4。即使有这样的社区，也很难长期保持种族融合状态。如果每隔十年去考察一次城市社区的人口比例，会发现美国社区总是倾向于种族越来越分离，白人和黑人各自抱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能武断地认为，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是种族主义者。对此，谢林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演。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九宫格，我在中间那个格子里，周围有8个格子，代表8个邻居。我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也并不希望自己成为绝对少数派。我只要求，8个邻居当中，至少有1/3的邻居肤色和自己一样。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就搬家。这不算过分吧？
但是，如果一个社区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不满意就搬家，那么一开始黑白融合的社区就会变得越来越分离，最后变成了美国社区现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模式。你看，仅仅是要求1/3的邻居肤色和自己一样，这种温和的偏好竟然会导致完全的种族分离，这样的极端结果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三种情况，看上去并不极端的个人偏好，却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
总结
好，本期音频，我们重点讲了微观动机影响宏观行为的三种典型情况，分别是：个人选择对整体结果没有影响、个人选择导致了整体福利下降；以及，个人选择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当然，除了这三种典型情况，书里还涉及了一些更加复杂的互动模型，如果你感兴趣，推荐你去看原书，得到电子书里就有。你还可以去得到站内，听其他老师讲谢林的博弈论。相关课程我给你整理好，放在文稿最后了。
书讲完了，我再说一点自己的感想。可以发现，不管我们主观上是不是想改变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每次选择，最后都可能影响到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是负有责任的。另一方面，类似美国社区分离的例子也提醒我们，世界很复杂，当看到一种宏观行为时，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草率地去反推每个人的微观动机，因为很有可能会出错。复杂系统中，个体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博弈论的魅力所在。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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