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一件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个人思想、审美智慧、艺术理想的物质化的表现，它也因此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内在生命力，同时，这种生命力来源于艺术家个人具有的艺术视野以及捕捉时代浪潮的敏锐性。
因此，笔者在石雕创作中，始终追求思想性、创造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以及对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承载与表现。一、思想是创作的源泉
在石雕的创作实践中，艺术家通过对石料特质的思考和合理运用赋予它们内在的生命力。笔者始终认为，思想是创作的源泉，艺术家应当通过各个阶段、各种形式的艺术实践，架构起自己的艺术语言，在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的同时，赋予石雕作品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笔者以为，艺术也应当“合为时而作”，艺术作品应当承载时代的精神风貌，贴近时代，贴近每个人的内心。因此在石雕创作中，笔者追求艺术与思想、时代与生活之和谐与契合。
首先，作品一定程度上应当是艺术家生活经验的反映。如作品《武陵源》（图1）是笔者在张家界“游山玩水”之后所作，在构思与创作过程中，笔者观景而后悟景，以山为德，以水为性，借物咏志，将自然风光内化为胸中山水，再表现于石雕之上，同时在构图上着重展现层峦叠嶂的雄伟气势和“山中有水”的雄浑意境。因此，作品的格调、气韵，既富于民族的审美、国画的意趣，又带有现实的印记以及笔者的性情。一件有思想的艺术品，应该将作者亲身体验到的物趣、情怀付诸于创作对象之上，成为一件兼具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图1 《武陵源》 泰顺层石 26×20×55cm
其次，以笔者的“红色”题材作品为例，每一件作品背后都象征性地承载了一种民族的、国家的伟大力量，这样的创作是源于时代、深入历史的创作，既写实又写意，内涵具有更深刻、更厚重的延伸性。如作品《红船》（图2）是以革命圣地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革命圣地题材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山水画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也是当代红色题材艺术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该作品将革命理想与自然山川景致结合，集中突出“红色”，在少许黄色的映衬下，红色鲜艳浓烈却沉稳凝重，艺术化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那一股红色浪潮，展现了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丰富了石雕的艺术内涵。
图2 《红船》 泰顺层石 48×18×26cm
总而言之，古今艺术长河中，造型艺术曾无数次成功地表现了动人心魄的重大历史题材或可歌可泣的史诗，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罗丹的《加莱义民》等，当代石雕创作也应把握时代的脉搏，铭刻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如《新时代》（图3）是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之作品，《红船》是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作品，《盛世中华》是庆祝建国70周年之作品，这些作品俏色鲜明，基调均为红色，象征着庄重、喜庆、热烈，既折射出时代精神，更诠释着时代给予艺术的多姿面貌。
图3 《新时代》 泰顺层石 14×7×18cm
二、设计是作品的关键
石雕创作如同建筑一般，必须先有构思和计划，而后才进行制造和建设，前者即是“设计”的过程。在艺术自由、艺术性不断延伸的当代，工艺美术更需要通过设计不断发掘自身的艺术价值。笔者从事玉石雕刻行业二十余载，深谙设计在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恰如笔者所提倡的，即以创造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传统美学思想为深层结构，尤其是吸取中国传统画论的精华以及借鉴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富于艺术美感的石雕作品。
设计的创造性基于艺术家的艺术知识和艺术思维，前者是所学习到的一切形式美法则，后者则是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的想象和灵感，两者结合，从造型、色彩和工艺等角度出发对石料进行处理与运用。如作品《武陵源》《红船》《新时代》，均是笔者根据石料本身的色彩、纹理等特征，进行布局、构图等整体构思，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意象塑造，无论是对色彩的运用，还是对硬质、杂质部分的处理，都基于笔者的审美能力、美学视野及个人创作理念。
同时，根植于同一片土壤的不同形式的艺术及艺术家，拥有着相同的精神根基和思想源流，谈及当代石雕创作，笔者始终坚信，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继承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如若只是依赖传统或者简单照搬、仿制，便失去了“设计”之创造性意义。笔者在石雕创作实践中，追求中国古代画论“以形传神”的艺术理念，以及中国古代诗歌“诗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无论是《武陵源》《红船》《新时代》这些画面简洁的“红色”作品，还是《梅妻鹤子》（图4）《一枝独秀》（图5）《荷趣》（图6）等精雕细镂的作品，都是在表现自然物象的同时，更多地注重于“形”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并且在塑造形象时强调以少胜多，以神取胜。但后者明显体现出鲜明的青田石雕特色，包括造型的设计、俏色的运用以及对石料杂质的处理等等，而前者则更注重造型的设计感和画面构图。如《新时代》，以书籍为形，更巧妙留“皮”，简洁、集中、概括，主题鲜明，富于形式美感；《武陵源》《红船》两件作品则在构图上运用了传统山水画技法，即利用“留白”（这里是留“红”）来创作出联想丰富的山水境界，画面构图匠心独具，满目红色山水，凸显作品的思想内涵及意境。
图4 《梅妻鹤子》 泰顺（百步岭）五彩石 48×21×36cm
图5 《一枝独秀》 泰顺红花石 25×18×42cm
图6 《荷趣》 青田白垟石 I6×11×28cm
三、艺术性是最终的标准
艺术本具有审美属性，对石雕创作而言，笔者所秉持的信念便是“存持美的灵魂”，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对美的追求、对艺术性的追求，应当是个人创作的永恒理想。同时，石雕艺术若要可持续发展，必然要以艺术性作为最终标准，这关涉的是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工艺美术具有经济性和文化性，游走于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只有在艺术创作上避免盲目、机械、片面和功利，才能以更纯粹的艺术性、更经久的艺术面貌活跃、存在于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之中。
就个人创作实践而言，艺术创作是艺术家本人的思考、情感转化为一种艺术情怀且外化为一种表达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要有“刻骨铭心的追求”（吴冠中语）。唐代诗人贾岛的追求之苦，苦在追求诗与画的真正融合，所谓精心推敲，孜孜不倦。古往今来，诸多艺术家或追求思想性，或追求形式美——吴冠中曾说，“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是重要的，造型艺术不讲形式是不务正业”，甚或追求一种极致的宏大与完美，笔者的艺术追求，则是注重发现和挖掘材料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以及以思想性和设计性赋予其独特的审美意义。
具体而言，笔者主张在工艺技法和创意设计的基础上，珍惜每一块石头，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达到艺术美感与艺术创造性的融合统一，如《红船》《武陵源》等作品中大面积的留“红”手法既是对珍贵石料的珍惜，又能使作品意境非凡、更具艺术性。同时，笔者认为，艺术的创造性又突出表现在造型的创造上，而美感之产生多半缘于形象结构或色彩组织的艺术效果，总而言之是形、色、意并行，局部和整体兼顾。因此，笔者会在作品底座搭配上也精心考量，如《武陵源》《万山红遍》《红船》《新时代》等作品均使用基调古朴大气、造型端庄沉稳的木质底座，以朴承实，更易达到气韵协调、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同时，创新更是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作为传统工艺美术的石雕艺术，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创新，石雕艺人们要摒弃单纯模仿的作风，走向自主创新之路，做到真正审美式、艺术性的创作。同时更要多出精品，精品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更不是快餐，不能急炒速成，而应是精雕细磨，下真功夫，这种精品是建立在丰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美的艺术内容，能够让广大观众认同并喜爱，能够经久流传。
结语
艺术具有时代性与观赏性两种属性，一代有一代之艺术，一代有一代之经典，笔者始终主张注重把写意性的物象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真实情境进行有机结合，创作出既蕴含丰厚的传统文化、艺术底蕴，同时又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的石雕作品。
郑道松，1982年生于浙江省泰顺县，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北京工艺美术大师，首届温州工匠，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温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泰顺县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现为北京石景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泰顺县石雕艺术学校石雕专业专职教师。长期从事玉石雕刻创作，爱岗敬业，以身作则，精益求精，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艺、理论知识及授艺经验，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级金、银、铜奖。作品注重思想情感的表达，作品题材不拘一格，具有极强的时代设计感和艺术性。
参考文献：
[1]杭间.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J].装饰,2009(12).
[2]吴冠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J].装饰,1993(04).
[3]李先帆.红色山水——浅谈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山水画[J].美术向导,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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