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先哲们从原始的对天的崇拜出发，升华、提炼出 “天道”、“天命”的概念。中国人的天，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空，而且是被赋予了精神、气质和人格的人化了的天，是寄托了中国古人生生不息的意志和内圣外王的理想的天，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天道。天的原则、规律，是对人事的绝对命令，决不可违背。
汉代以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说渐起，人道和天道渐渐合二为一。只有行人道，才能得天道，从而把人间行为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
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皇帝受命于天来教养和统治人民，他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变异现象来发出警告，如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如果出现了水灾、旱灾、蝗灾、地震、陨石、彗星、日食、山崩、冬天打雷、春天降雪等自然灾害、异常天象，必是自己有治理之过，治理有罪，上天用这种形式来警告自己，要赶快找出自己的不当之处，发布“罪己诏”昭告天下，改过改邪，才能获取上天的原谅，从而停止各种灾害，怪异天象。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帝王的权势至高无上，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制约。利用发生自然灾害这一自然现象，对之加以警诫，是古人为限制帝王权势所能采取的少数几种选择之一。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给帝王以警诫，使他们对天产生畏惧感，不致于过分胡作非为。
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们对这套仪式非常器重，即使在认识到是自然现象，与帝王施政优劣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灾异说。北宋神宗时，有人公开对皇帝宜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闻知此事，很不以为然：“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富弼的着眼点并非在于灾异与人事是否真正有关，他所器重的在于这种学说是限制帝王权力的武器，这是问题的关键。
知识分子们借助日食等“灾异”现象来约束君主权势，不能说毫无效果。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能够根据其礼制的规定，在灾难期间素服斋戒，贬膳废乐，退避正殿，反躬自责，直到灾难结束。有时还要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让臣下上书直言，举荐人才，推行新政，纠正错误，才能政通人和，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
从中国历史来看，从大禹开始，除了秦始皇和隋炀帝外，绝大多数皇帝都下过“罪己诏”。据历史学家统计，中国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其中有的皇帝多次下“罪己诏”，周成王有260份“罪己诏”，唐太宗有28份“罪己诏”。就连亡国皇帝崇祯都6次下过“罪己诏”。不过最后一次下“罪己诏”是推责任给大臣。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商汤建国初期，连年大旱，五谷不收，商汤就“剪发断爪”，把自己当成供奉上天的牺牲品，祈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百姓大悦，雨亦大至。
公前178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汉文帝为此下诏说：“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同修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为了百姓有饭吃，甘愿上天把所有罪责降到自己一人身上。多么仁慈善良亲民的皇帝啊。百姓哪个不爱戴这样的皇帝？
从夏朝开始，每个王朝末年就都天灾频繁，道德沦丧的时刻，很多天灾祸事发生，而那些亡国之君大都怨天怨地，继续行恶，灾害就会持续来到，而且一次大于一次，甚至多项灾祸齐至，终而灭亡，斑斑史迹，不由得人不信。慈禧这样祸国殃民的“佛爷”，由于自己支持“义和团”胡闹，结果招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灾巨难。虽然慈禧也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过“罪己诏”，但是为了开脱罪责，把责任推给大臣及百姓，表明她和皇帝没错。袁世凯下过相当于“罪己诏’的撤销帝制的总统令，但为时已晚。历史已经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可叹的是，这种做法，却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普及而消失了。
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有时真是不好捉摸。
“历史的教训就是从未从历史中得到教训”，于是历史往往多次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第三次则沦落为闹剧、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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