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杂文的文化意义：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纪念柏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直播

——柏杨杂文的文化意义：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主讲：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当当网上用直播的形式和大家讨论柏杨的杂文，我的题目是“柏杨杂文的文化意义”。其实柏杨的写作面很广，柏杨先生80岁的时候，我到台湾参加纪念他80岁生日学术研讨会，柏杨先生自己在会上说他的小说比他的杂文好。他说，大家都读我的杂文，我的诗歌比小说还要好。当然，大家知道柏杨先生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他确实是以杂文著名，杂文是他影响最大的一个文体。

《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

柏杨先生也写了很多历史著作，他用杂文笔法写史非常独特，和任何历史都不一样，很值得一读。我在当当网上搜了一下，他读史的书在当当网上非常多，像《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他谈史非常有特点、非常尖锐、非常直接，属于他一个人的历史。大家如果读中国历史，可以读一读柏杨先生谈史的书，非常精彩。

今天我们重点谈一下柏杨先生的文化，他的杂文，我们把它定位为文化批评。我们习惯讲文化批判，仿佛“批判”这个词重了一点，我们都比较讲究温和一点，所以我把它称为文化批评。

柏杨（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

一、柏杨文化批评的历史背景

柏杨的文化批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大陆的，在当时很有影响力。1984年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题目也很刺激，叫做《丑陋的中国人》。这个题目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咱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说丑陋的中国呢？其实七八十年代是普遍的文化批判的时代，不止是中国，日本、欧美都实行文化批判，而且是检讨民族自身进入现代化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也有《丑陋的日本》，也是影响很大，都是他们本国人写的，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省。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文化崛起，文化思想非常活跃，这个活跃本身包含着非常强烈的文化批评、文化批判。

《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风行一时

柏杨先生当时发表的演讲举座皆惊。那时候柏杨先生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不久，由于他的影响非常大，世界各地都请他演讲。他被国民党政府囚禁多年，应该说是囚禁了九年而又二十六天，近十年，就是因为他的杂文惹罪，所以可以看出，他的杂文，老百姓喜欢，但是国民党当局不喜欢，因为柏杨批评当时的社会现实。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成书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书都很不规范，盗版非常普遍，那时候书摊上到处都卖《丑陋的中国人》，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文化反思、文化反省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股很强劲的思潮，我们把它称之为“反思传统”，说“反传统”有点太生硬。“反思传统”的背景实际上是，当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社会非常普遍的目标，从国家到民众都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奋斗的目标。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是在这个最高的社会目标的名义下对我们的传统、现实、文化做一种解释。当时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解释，这一点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反思吧。

所以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可以看到对传统也确实需要诸多的批评。那时候有一种普遍的观点，中国为什么落后？一百年来世界历史进入现代时期，中国为什么没有引领这个现代化？为什么现代化我们落后了？从晚清政府就落后挨打，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才豁然洞开，突然间发现，包括日本都比我们先进多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中国大陆是非常大的一个刺激。当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的心情非常迫切，所以就会有对传统的反思和批评。对传统的反思和批评，有时候难免有矫枉过正，有过激的方面，今天看起来显然有点过激了。

柏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契合当时年轻一代

当时柏杨的杂文，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很契合年轻一代的态度。1984年，那时候我们二十四五岁、二十五六岁，在这样一个思潮当中，也是怀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种热切期望，对传统文化有诸多的反省。我当年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现在检讨起来，这篇文章应该有偏激的地方。这篇文章当时还有一定影响，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放在哲学栏的头条。柏杨的文化批判对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刺激是挺大的，怎么这么尖锐地来看我们的传统、来看我们的中国人呢？确实是非常令我们惊异。

早年柏杨是一个热血青年，可以称之为是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年轻时候参加过“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过训的，还宣过誓。到台湾后他有一种挫败的经历。他曾经做过蒋经国文艺团体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总干事。所以这些经历都表明，柏杨当年很有政治激情，关心中国的前途命运，应该是当年比较左派的青年。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他用大力水手发表漫画，配有这个内容，在当时被认为是侮辱了蒋介石，被抓起来，后来又被释放，释放后又被捕，给他罗列了很多罪名，认为他是思想左倾，是通匪通大陆，为共产党做文化统战工作，说他有明显的意图，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要以非法之法颠覆政府。所以他被关起来，判刑很重，判了十几年。当然他坐牢后，有很多人为他出狱释放而奔走呼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后来也是因为蒋经国的文化政策松动一些，他没有坐完牢就被释放。1968年6月27日，被判十二年徒刑，关了九年又二十六天。确实可以说，他这种文化批判把性命都压上去了，

我也曾经写过文章和这篇文章做一些商榷。柏杨的杂文，向阳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柏杨的杂文，比起同年代“自由中国”诸君子的杂文有不同。当时也是台湾一帮做思想、做文化，以及做一些政治活动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刊物叫做《自由中国》，后来被停刊了，这份刊物当时有挑战国民党的性质。而柏杨的杂文跟它完全不一样，向阳认为柏杨是对社会现象的一个嘲讽，他对社会的批评是属于社会批评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强烈直接的政治性。向阳是想把这二者做一些区别，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当时国民党政府把柏杨看成有政治倾向是错怪了他。这一点我们不去管，因为这个问题会越讨论越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主要是做一个交代，在台湾，柏杨的文化批评，我把它定为世俗批评，是想把他和台湾当时另外一批文化批评、政治批评做一个区分。另外，我注意到德国汉学家周裕耕，他有一个文章题目我倒是更加认同，《柏杨：非贵族的知识分子》。这篇文章对我更有触动，柏杨当然是一个非贵族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到现代，保持贵族姿态的知识分子很少，但是看我们怎么理解“贵族”这个概念。知识分子是贵族的或者平民的，其实在过去的思想界并没有什么区分，因为周裕耕是德国的，德国以及欧洲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保持那样一种立场。

我们经常说英国社会是一个世俗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恰恰英国很强调贵族文化、精英文化，这是很矛盾的。所以大家注意到，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有一个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是精英文化。他认为只有精英文化立正了，社会对精英文化的模仿才会建构起来。他认为金字塔尖的文化必须明确，所以他强调精英文化引领社会，大众文化、世俗文化可以对它进行模仿。这是汤因比的一个观点。

我们看到柏杨要厘清的世俗社会，他不管精英社会，也不管精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来说，他对精英知识分子也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他就是要做世俗的领袖，恰恰他关注的也是世俗社会，所以他孜孜不倦批评的也是世俗社会，他的批评是把自己搁在世俗社会。他没有说自己是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地批判世俗知识分子。不是这样，他是和老百姓、和平民、和普通人划等号的，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来批评。所以他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省，是自我批判。

柏杨这样的一个世俗批判，在八十年代，投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当时也是非常期待要清理传统，所以我们那时候对柏杨的阅读有某种片面性，主要看到他对传统的一种激烈的批评，批评传统也是以这种方式批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二十世纪我们的传统真是倒霉了，传统一直被批评，从“五四”批评传统，到了左翼文化又是批评传统，又是砸烂封资修，更不用说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传统一直是被批评。我们其实是带着二十世纪对传统习惯批评的方式，在八十年代来反思这个传统，传统是九十年代才开始被正名，开始恢复，开始赋予它一个正面积极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很长的时间里，传统都背负一种恶名，包括胡适终其一生都是对传统批评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在柏杨那里存在某种误读，柏杨想清理的是世俗社会和精英知识分子区分开来的老百姓、平民的这么一种文化，这么一种价值，想确立他们的一种价值，想确立他们的尊严、自尊、自省，确立他们的现代的一种文明的道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握柏杨，大家读他的杂文，可能就会理解他那么多激烈的批判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要说柏杨的杂文，我想很简单说一下柏杨杂文的一些主题和意义。

柏杨杂文非常丰富，我曾经主编过柏杨杂文的一些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过，大家如果去网上搜索还可以搜到，但这是十年多前的事了，现在这些书大多以别的形式来出版，我主编的那几套书的系列可能很难找到。

二、柏杨的杂文主题大家可以把握几个方面

批判吵、闹、脏、乱、不团结、窝里斗传统的正义、正直、良善。柏杨的文章，大家看他批评传统，其实

在柏杨看来，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端都是源自于人性之劣根。他是一个人性主义论者，或者泛人性论者，他认为人的本性出了问题。过去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要修身养性，孟子讲要养浩然之气，你要有浩然正气才能够做人、做君子。过去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也是劝诫君主要良善，要仁义道德，才能够使万民服顺。

柏杨的思想，看上去他是激烈地批判传统，但其实他有对人性本善的一个信念、一个执着，他认为人性变坏了，要把人性纠正，要纠偏，人性要回到正义、正直、良善的地位。所以他《丑陋的中国人》的批评就是要找到文化与人性的病根，他老是写台湾社会在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况，吵、闹、脏、乱、不团结、窝里斗、热衷于谎言、不允许创造性思维等等，他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事项，根本上都是文化问题，都是由于人的品性变得恶劣、丑陋，所以加强了文化的病症，人要修身要养性。

当然，大家会注意到，在八十年代有很多社会矛盾，当时都把它看成是人性，其实是穷的问题。柏杨先生针对当年台湾的批判也是由于穷。我们传统社会也说人穷无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其实这都是对穷人的一种不公。我们后来有一种阶级叙事、革命叙事，觉得穷人是正义的，为富不仁。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国社会富裕了，小说中出现的反面形象好多是富人，那些老板、那些干部都是不好的人，所以为富不仁又变成另外一种叙事，这些都有相当的片面性。所以八十年代很多社会矛盾以及很多我们称之为劣根性的东西，其实是因为穷。所以小平同志坚持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社会发展了，社会富裕了，大家都富裕了，很多矛盾可以化解，很多人性丑陋的现象可以纠正。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但是当时柏杨先生非常激烈地放在人性的批评上。

我今天重读柏杨杂文的时候也会反省，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比如随地吐痰。过去大家都很没有自尊，在人群中大声喧哗，一见好东西就一哄而上。富裕一点的地方，经常拍到一些镜头，跑到超市里抢购，哪里销售打折或者免费优惠，老百姓都涌进去了。如果更富裕一点，可能就不会这样。所以穷一点也没有什么，只要不影响社会秩序，不损害他人利益，把日子过好一点，节省一点钱，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不一定上升为人性、人的修养等等。

在柏杨的文化批评中，不要认为他一直在批判传统，他对传统的否定，其实是由于他骨子里包含一种传统本性的正义、正直和良善的理想和理念，所以他才会那么激烈地批评传统，才会把传统称之为是一种“酱缸文化”。“酱缸”是他很著名的概念，他把传统的社会称之为酱缸文化，认为中国人的灵性都僵化了，国民品质都被搞堕落了，所以他认为人性发生了畸形的变化，他批评这种畸形的道德、个体人生观，认为这些是构成酱缸文化的主要成分，使得国民变得非常功利、非常势力，惟利是图。同时，柏杨又有某种关于人的自尊的、尊严的理想，他后来写文章一直强调中国人要讲尊严，他这种“丑陋的中国人”和“有尊严的中国人”的理想，二者是相关的，所以大家不要片面地来看他批评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激烈地批判社会是为了强调现代人的文明行为和公共道德。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八十年代在长安街上，实行的政策是吐一口痰罚款五块钱。那时候五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块钱。很多戴着红袖章的人巡逻抓吐痰的人，没有这样一个社会治安的方法，吐痰是很难禁止的。现在长安街上，一般人不会当着人的面吐痰，但是疫情期间，很多人还是走着走着在大街上吐痰，这个习惯还是蛮普遍的，在北京我也会经常遇到，有时候我忍不住就会说两句，结果别人还说你多管闲事。如果大家都养成普遍的社会公共道德，一起来监督就不怕，这还是要当面指出来。

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提出一个关于现代人的文明礼仪、公共道德的问题，他觉得中国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很不讲究公共道德，所以他对这一点尤为痛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这个事情也是蛮普遍，到二十一世纪，应该说最近十几年这个情况才好得多，其实也是跟社会发展、社会富裕以及我们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现在每年大学生六七百万、七八百万，普通百姓基本上都高中毕业，包括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是讲卫生。柏杨当年的那种文化批判，有他很充分的社会根据，今天来看，这些情况也都得到非常大的改善，某种意义来说，也可以告慰柏杨先生，特别中国大陆这方面做得很好。台湾现在做得也很好，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台湾，七八年前我到过台湾，很干净、很整洁。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柏杨对道德分析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其实他讲的道德情操不是让大家成为圣贤伟人、英雄勇士，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标准，世俗社会日常的伦理道德。所以柏杨最关注的还是世俗社会自身的问题，他不断批判的是世俗社会中那些违背常情常理的道德行为与风俗习惯。比如他批判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居家伦常、长幼尊卑、邻里关系、社会规则、忠孝节义、宽容嫉妒、恩情仇恨，这些都是柏杨经常阐述的主题。今天社会一些弊端还存在，比如人情往来，这本是中国社会非常好的传统美德，但有时候变成负担。我的一些学生，刚刚毕业工作，但是每个月要承担同学、亲戚、朋友结婚、过生日的红包，他们经常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人家曾经包过给你，你得还给人家。其实这个包来包去，对大家来说都是浪费，而且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没完没了。西方人这一点做得比较好，请客送礼他们就带一瓶红酒，而且是很便宜的红酒，十欧元已经非常好了，六七欧元的带给朋友就非常好，再有钱的人也是那种价格的酒，他们觉得放在心里的真情真意才重要。这个包红包的文化，可能大家要改变一下，朋友相交，随意就好，简单、朴素，都轻松快乐。大家是以情相交、以心相交，不是以物相交，不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证明。

包括结婚，要有房有车。爱情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有房有车来证明？当然今天这些也没有人批评，如果有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批评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多事，你能改变吗？在欧美社会男女相爱哪有什么有房有车这一说？这是两个人的事情，搞的大家负担都很重。其实人的一生很快，生命诚可贵，被很重的负担压垮，人的一生会过得很吃力。

看不惯男尊女卑柏杨先生有很多杂文写男女平等，他对男尊女卑现象特别看不惯，觉得是大男子主义。他一生倒是对女性非常尊重。我跟柏杨先生有过直接交往，我第一次跟他在餐厅里一起吃饭，因为我从大陆去，就坐在他身边，这都是快二十年前了。他对晚辈特别友善，而且直言不讳，人非常率真，始终保持一颗童心。你看他的笑，他80岁的笑，都是非常纯真的。他写了很多文章，对歧视女性特别愤慨。他看到中国从传统社会到日常社会中受压迫的女人。他写历史上君王对女性的压迫，非常愤怒，也揭露了很多日常的现象，大家看他写历史就会看到。日常生活中处在弱势的女人，在传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统治当中，也是受到很大的欺压。所以他特别着力于批判这一点，这方面他有很多的文章。

当然他也讽刺一些妇女存在的现象，我记得很清楚，当年他的文章很俏皮的，有的也惹很多女人不高兴，惹出很多事。但是他的社会批评确实非常俏皮、非常有趣。

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我特别想说，柏杨先生的杂文一直有一种世界胸怀。他一直讲中国人怎么才能成为现代公民。他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也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看一看世界的进步文明是什么样的，要做一个世界文明意义上的进步人，他是这个观点。当年鲁迅观点也是这样，他恨中国人不进步，鲁迅先生也是一种世界的胸怀。柏杨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批评以及种种的不满，也都包含他对中国的高度期待，中国怎么融入世界文明，怎么成为世界文明中让人尊敬的民族，中国人要活得有尊严。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恰恰在我们的道德品性、价值观、行为规范、公共道德意识等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对自我有更高、更全面的塑造。我们今天经常读一读柏杨先生的杂文，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重新敲打。

所以柏杨先生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一个文化、一个民族有很强烈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这种自信、这种能力，恰恰会使它不断地进步，是它进步的强盛动力。

但是，柏杨“要做一个现代文明人”的理念并没有明确的思想纲领，只是他一种很直接的生活经验、体验，他的世俗批评的特点也是在这里体现。柏杨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民间的知识分子，又是具有现代水准的世俗平民知识分子，他从直接经验，从日常生活的事项出发，看到文化深层次的病症，认为只有诊治这些病症，使人的本性塑造好，才能使中国文明真正具有现代的水准。正因为如此，柏杨看重日常生活的事实，他总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人们的行为举止、道德品行、性格胸怀、态度趣味等等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决定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所以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像柏杨这样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观察社会现实，对当下现实随时随地发言，他既是在扫除这些陈规陋习，也是在开创市民社会新的生活空间。

中国社会长期缺乏自主的世俗社会或者民间社会、市民社会，人们总是抱怨中国社会空间展开得不够，但是我们要通过对个人的文化反省，对周围文化的反省，大家一起塑造我们的公共道德，这样一个世俗社会才会有更大的空间。柏杨思想在今天依然是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社会文化瓶颈问题的一剂良药。

在这个意义来说，柏杨的文化批评在今天恰恰不应该看成文化的悲观主义者，而应看到他是怀抱着深远的理想。他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最真诚的愿望，他愤世嫉俗，疾恶如仇，从不姑息，绝不手软，这一切都根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他说“中国人有这么多的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这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先生说的，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柏杨先生的杂文到今天已经过去六十年，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柏杨先生所指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我以为柏杨先生的杂文在今天依然有非常充足的生命力。

《柏杨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问答——

问：知识分子身份会影响他对世俗生活的深入体察吗？陈晓明：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关于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怎么和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因为你的文化，倒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和社会觉悟，而是你所受过的文化教育。这里边会有一定的差距，会有一定的落差。我回想起自己，我感觉年龄越大，自己的姿态放得越低，年轻时候的理想和理念的东西会更多。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和世俗社会确实有差异，比如张贤亮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他21岁写《大风歌》，后来被打成“右派”，成为一个劳改犯，到民间社会到农村，但他也没有办法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他对黄香久也好，对马缨花也好，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这一点，只能说知识分子因他拥有的文化，他和老百姓、和普通民众不同，但要尽量地理解他们，同时还要有一种文化上的沟通。说文化上的启蒙都太自以为是了，还是要用你的文化和他们建立起一种关系

有朋友提到，九十年代为什么在台湾，像李敖等很多知识分子在大陆会走红？一方面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文章不太熟悉，很新鲜，突然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严肃的方式、东西。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也是文化多样化的时代，台湾很多文化通过图书市场开放输入进来，应该说九十年代大陆也是亟待需要文化重建、文化摸索，那是一个文化探讨、文化调整、文化重构的时代，所以中国在文化上是一个正在选择、重构且处在矛盾和转型的时期，所以像李敖那些人，受到很多关注。

时代总是这样在变化，此一时彼一时，历史总是在变化，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历史的一种变化，中国社会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我们都亟待中国的文化有新的塑造、新的未来。这时需要每个人依然饱含对自我警醒的文化检讨，我们依然需要保持一种文化批评和反省的态度，这个社会才会更加健全、宽广，才会更有生命力，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著作，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19年完成。

由于《资治通鉴》为文言文，现代人阅读有诸多不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柏杨用独特的语言，将全书翻译为白话文，使得原为晦涩难解的文字，有了平易可亲的一面。读者不仅限于专家、知识分子，更扩及到学生、上班族等所有人群，将旧时帝王之“借鉴”，转化为现代百姓的“明镜”，成为当下读者掌握历史规律，厘清混沌时局，看清未来道路的极佳读本。

《柏杨版资治通鉴》具有如下特色：

地名今注：柏杨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并亲手绘制地图，使历史人物于实际舞台上栩栩如生。官名今译：什么是“龙马”“洗马”？柏杨使用现代官名，夹注原称，使能确知其权力地位。西元纪年：《资治通鉴》以皇帝年号及天干地支来记时间，柏杨则使用西元纪年，确切显示时间距离。柏杨曰

此次出版，我们按着国家地图出版标准，在原有历史地图基础上，还重新补绘了今天的中国疆域边界，使历史地图表达更规范和准确。该书是现代人阅读《资治通鉴》不可替代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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