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討論了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對納粹大屠殺的研究，在20世紀，有一位女性政治哲學家，也針對這個主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她就是1933年從德國流亡到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她創造了一個概念叫“平庸之惡”，流傳很廣。但“平庸之惡”這個詞，被談論得很多，理解得卻很淺，很多時候其實是被誤解了。
比如，許多人把平庸之惡理解成一種“螺絲釘理論”，就是說普通人只不過是某個官僚系統中的一個螺絲釘或齒輪，只是服從程序、執行命令，所以冷漠地成為了殺人機器的一部分。可是阿倫特自己明確表示不贊同“螺絲釘理論”。
還有的人把平庸之惡理解成大眾導致的惡，經常說“雪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但阿倫特也不會贊同這種理解。因為如果你把責任推過所有人，泛泛地加以指責，那麼就無法再追究任何特定個人的責任。阿倫特反對所謂“集體罪責”的觀點，她主張應當追究個人的責任。
“平庸之惡”這個詞，聽上去很直白，但其中的內涵相當複雜深刻，也引起過很多爭議。不過，探究這個概念，也是我們理解阿倫特思想的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先亮出阿倫特的觀點：在阿倫特看來，大屠殺是一種新穎而獨特的現代罪惡。這和上一講鮑曼的看法有點相似，都是認為大屠殺是一種過去不曾出現過的罪惡。但阿倫特分析的角度與內容和鮑曼相當不同，可能不如鮑曼那麼清晰完整，但更為複雜，也更為深刻。
平庸之惡和極端之惡
很多人都聽說過“平庸之惡”，但你可能不太知道，阿倫特還用過另外一個詞來描述納粹的暴行，聽上去和平庸之惡完全相反，這個詞就是“極端之惡”。阿倫特為什麼會用兩個完全相反的詞來描述同一件事呢？她究竟站在哪一邊呢，還是說她自相矛盾了？理清這兩個表述之間的關係，就是我們理解阿倫特的鑰匙。
平庸之惡和極端之惡，在漢語中截然對立，很工整，但其實這裡有一點翻譯造成的誤導。我們需要回到阿倫特的原文，去審視其中的差異。
“極端之惡”這個詞是阿倫特在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本書中提到的，是從康德那裡借來的一個術語，英文是radical evil，radical意思是“根本的、徹底的、激進的”，evil就是“邪惡”，合起來就是極端之惡，這沒什麼問題。
那麼平庸之惡呢？它是在十年之後的1961年，納粹軍官艾希曼受審的時候，阿倫特才提出的，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banality是平庸這個詞的名詞形式，所以這個詞最準確的翻譯應該是“惡的平庸性”。你注意到區別了嗎？其實，阿倫特並不是說大屠殺是一種“平庸的”罪惡，她很明白地說過，納粹的暴行是一種極端之惡。而阿倫特在納粹軍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種“惡的平庸性”。
阿倫特所說的極端之惡和平庸之惡，其實並不矛盾，它們是同一個主張的兩個面向。
我們先來看極端之惡。“極端”是指什麼呢？是因為殺死了600萬猶太人，太過血腥殘暴嗎？的確非常殘暴，但阿倫特所說的極端並不是指大屠殺的程度有多麼的嚴重。如果只是看程度嚴重的話，古代歷史上早就發生過比這更大規模、更血腥的殺戮。
阿倫特所說的極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質上的。因為納粹大屠殺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徵，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為什麼不可理解呢？過去對道德有一套傳統的認識，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僅僅當作自己實現利益的手段，那就踐踏了人的尊嚴，是不道德的。而納粹大屠殺令人震驚的地方在於，納粹不僅沒有把猶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沒有把他們當作工具、當作手段。
古代的屠殺事件，要麼是出於戰爭中軍事或者經濟方面的利益考慮，要麼是復仇，即使是殺人取樂，至少也是為了“取樂”。但屠殺猶太人能帶來什麼呢？它不能給納粹政權帶來實際的好處，且不說從德國逃亡的猶太精英會帶走多少技術和人才資源，單單是屠殺行為本身，就要額外耗費當時德國十分短缺的軍事資源。所以當大屠殺的消息最初傳到美國的時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層都認為這消息不可信。
換句話說，納粹的動機不是出自於人性的自私、貪婪、恐懼、復仇慾望或者施虐慾望，純粹就是把猶太人看作是多餘的東西。這不僅僅是否定了人的尊嚴，而是連他們可利用的工具性的價值都否定了。
阿倫特認為，納粹是徹底否定了人類中的一群，換句話說，納粹認為只有某些人才是人，他們否定了人類存在的多樣性。而這在阿倫特看來，等於是要“根除人這個概念本身”。這種惡已經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學框架，也無法從“人能理解的動機”來解釋。所以它和任何傳統的罪行不同，是一種完全新穎的現代現象。這是阿倫特極為獨特的觀察視角，達到這樣的深度，在整個20世紀的哲學家中都屬罕見。
平庸之惡的實質是什麼？
但是阿倫特並沒有止步於此，既然超出了過去的道德框架，那現在究竟要如何才能理解這種新穎的罪惡？什麼樣的人才會犯下這種極端之惡？難道他們是怪物、是惡魔嗎？這個問題困擾了她很久。
後來，阿倫特從和自己導師的通信中獲得了最初的啟發。阿倫特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是大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他在給阿倫特的一封信中說，不能將希特勒看作惡魔，看成神話人物般的存在，必須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質。他說就像“細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災難，但細菌仍舊只是細菌”。阿倫特接受了這個重要的見解，她同意納粹沒有任何“惡魔般的偉大”。但當時她這個想法還比較朦朧抽象，直到15年之後，在報道艾希曼審判的時候，她才寫下了更加明確的見解。
艾希曼是納粹的一名高級軍官，負責實施屠殺猶太人的所謂“終極解決方案”。二戰之後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對他進行了刑事審判。阿倫特當時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趕赴耶路撒冷，旁聽和報道了這個審判的全過程，最後她的報道結集出版，書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標題是“關於惡的平庸性的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阿倫特提出了一個見解，她在艾希曼身上發現了一種“平庸性”。在她看來，艾希曼並不是戲劇和小說中那種複雜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他並不殘暴，也不是惡魔。但他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淺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實地喪失了思考能力”。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實質上是一種“無思狀態”（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這才是平庸之惡，或者說惡的平庸性的獨特之處。通常我們談論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到動機，要論跡，也要論心。邪惡的人一定是有作惡的動機或者主觀故意，犯下的惡行越嚴重，就說明他的意圖越壞。但在阿倫特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新型的罪惡，
它不是從自身的邪惡動機出發的，而是因為放棄了思考、喪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惡，是一種沒有殘暴動機的殘暴罪行。我們應當注意，要避免濫用“平庸之惡”這個說法。阿倫特這個說法絕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過錯，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惡。這個概念只適用於艾希曼這種犯下了極端之惡的作惡者，是在這種新型的極端之惡中，他們才體現出了“惡的平庸性”這個特徵。
不是答案，而是問題的開始
極端之惡和平庸之惡，其實是一體兩面。納粹大屠殺是一種極端的惡，但這種極端的惡，是經由一些具有“平庸性”的罪犯犯下的。這些罪犯身上的這種“惡的平庸性”，其實質是不去思考，是喪失了思考能力。這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大屠殺研究中的難題：為什麼尋常之人會犯下非同尋常的罪行。
但問題還沒有結束，讓我們再往前一步：一個正常人怎麼會不能思考呢，不能思考的話連生活自理都做不到，艾希曼顯然不是那種情況，那麼阿倫特所說的喪失思考能力究竟是什麼意思？一個人又怎麼就會喪失了思考？又要怎麼做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思考能力？
“平庸之惡”其實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系列更深入、更困難問題的開始。這就是我們下一講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問答
最後留給你一個問題來思考：你有沒有思考過道德的“善惡”這個問題？在道德問題中，思考究竟佔有什麼樣的位置，或者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歡迎到評論區發表你的見解。我們下節課再見。
——劉擎《西方現代思想四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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