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邵一鳴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會流感化；病毒中沒有找到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跡。疾控部門的權威不在於要賦予它多少政治權力，而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中間不要摻夾違反客觀規律的行政干預
資料圖：邵一鳴。受訪者供圖
文丨財新記者 楊睿
“技術部門的權威性，不在於要賦予它多少政治權力，而是要將技術做到世界領先。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中間不要摻夾違反客觀規律的行政干預。”病毒學家、中國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近日在北京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說，“全社會中，從百姓到領導，都要樹立尊重科學的文化，並以此規範各自的行為，否則是會吃大虧的。”
在談到本次新冠疫情中，中疾控（CDC）直報系統為何沒有發揮作用以致貽誤戰機時，他指出，這可能與疾控系統對付禽流感的思維慣性造成的判斷失誤有關，把新冠當成了一種類似禽流感、不會“人傳人”的疾病來控制，把重點放在了封海鮮市場，這是一個重大失誤。但更大的錯誤在於，沒有第一時間依法在直報系統中上報疫情，而只是報給了衛生行政部門。
而關於鍾南山院士等提出的，應該賦予疾控系統一定的行政權力，邵一鳴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改革出路，“如果疾控人員公務員化，都變成官員了，只會比現在更差。”他認為，技術部門的權威性，不在於要賦予它行政權力，而是要按照法律把技術工作做到位，從法律上把行政干預的口子堵死。
作為一名“老疾控人”，他觀察到近年來中國疾控系統內部大批人才流失，缺乏相關學科帶頭人，基層縣級疾控系統員工僅1/3有本科及以上學歷。針對此次疫情中疾控部門的表現以及折射出的漏洞，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設想——“縱向到底、橫向到邊”。
邵一鳴今年63歲，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在中疾控工作了一輩子”。1988年，邵一鳴在中國疾控中心的前身——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下屬的病毒學研究所獲得了博士學位，並留任助理研究員。1980年代末，他前往瑞士，在世衛組織日內瓦總部擔任全球艾滋病規劃的生物醫學研究部顧問。1990年回國後，他先後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病毒所、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任職。2002年，中國疾控中心正式組建後，他便一直擔任中疾控的艾滋病首席專家，兼任國家衛健委傳染病標準委員會和傳染病預防控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華微生物學會副主委、病毒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病毒命名委員會成員等職。
此次新冠疫情一暴發，邵一鳴領導的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與免疫研究室就派出了三分之一的精銳力量，五名研究人員一直在湖北武漢、孝感、黃岡等地從事檢測工作。
作為病毒學家的邵一鳴還談到，新冠病毒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可能會流感化；目前病毒還沒有變異到毒力加強或減弱的程度；基因序列不會撒謊，從病毒的基因樹看“樹根”部分是中國科研機構上傳的序列；新冠病毒裡找不到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跡。
“病毒是納米級的，除極個別例外在光學顯微鏡下根本看不見。但它是地球上數量最多的生物，總數達十的31次方。把世界上的病毒首尾相連，它的長度能達到100億光年。可以說我們就生活在病毒的海洋中”。邵一鳴說，不要去打破自然界已經形成的共生狀態，否則就會出現我們今天所遭遇的局面。
“聰明”的病毒與“蠢”病毒
財新：21世紀初我們經歷了非典（SARS），之後是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十幾年後又經歷了新冠肺炎，這些疫情很可能都是蝙蝠身上攜帶的冠狀病毒跨種感染了人。這是怎樣的傳播鏈條？
邵一鳴：自然界中病毒的跨物種傳播，要跨越種屬屏障。從貯存宿主，到中間宿主，再到人，每一次跨越都會有很高的門檻。這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不會經常發生。種屬屏障是為了使物種的遺傳信息保持穩定，否則基因在物種間來回竄，就會打破其在自然界已形成的平衡。
自然宿主是病毒在自然界的儲藏庫，我們也叫貯存宿主。它身上攜帶的病毒通常不能直接感染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教授團隊這次很快找到了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雲南的菊頭蝠，基因序列相似性達到96%。新冠病毒大約有3萬個鹼基對，這意味著與蝙蝠冠狀病毒相比大約有1200個鹼基發生了改變。病毒每年的變異率約0.1%，3萬個鹼基一年差不多能變30個，也就是說，大約需要花40年，蝙蝠冠狀病毒才能變成新冠病毒。
動物身上穩定攜帶的病毒，只需發生十幾個鹼基的突變就與人的病毒一樣時，才有可能在短時間內跨越種屬屏障感染人，這種動物我們稱其為中間宿主。上次非典（SARS）流行時科學家找到了果子狸身上的冠狀病毒，與人的SARS病毒基因序列99.9%都是一樣的，病毒只有進化到這一步時，跨越這一小步才是個大概率事件。
有科學家提出，穿山甲或許是這次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但目前穿山甲體內冠狀病毒與新冠病毒的同源性最高只有92%，離新冠更遠，所以它不應該是中間宿主。
財新：但現在華南海鮮市場已經被封、消毒了，是否會影響到我們尋找中間宿主？
邵一鳴：儘管尋找中間宿主對控制病毒的再次來襲十分重要，但對控制當前的疾病流行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個市場中有100種野生動物，病毒的中間宿主肯定在它們中間，那麼為應急把這100種動物都處理了，也就全部切斷了病毒由動物向人的繼續輸出。相反，不切斷這100種，非要找出哪個是中間宿主再切斷，那就是精準打擊，但這需要時間。對於應急處理來說，兩種方法不過是撒網的大小之別。
防治和科研是兩件事，在理想狀態下，應該由防治人員和研究人員平行推進。防治人員應急處理把海鮮市場馬上關了消毒也是對的，如果有另外一組研究人員在每個攤子都保留點動物樣本那就更好。我想，還有彌補的機會。進入市場的貨源大致會有些登記，哪些鋪位、分別賣什麼動物，從哪裡進的貨，這在市場管理部門有登記。並不是說機會一下子就丟掉了，沒有找到中間宿主的可能了。只不過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撒更大的網才能查清楚。科技部組織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應該正在進行這些調查工作，相信一定會找到新冠的中間宿主。
除了從原來市場去進行溯源調查外，為加快進度還可用新冠病毒做目標動物的實驗，觀察病毒可感染哪種動物，而且能形成健康的穩定攜帶狀態。因為只有動物體內適應了這種病毒，不會發病才能作為中間宿主傳給人。即使能感染病毒但很快發病，也不可能長期穩定攜帶病毒。病懨懨的動物，也因賣不了錢而進不了市場，也就很難傳給人。我們有很多實驗方法可以檢測病毒在動物體內能否繁殖和排毒。
財新：尋找“零號病人”又有什麼意義？
邵一鳴：從流行病學調查的角度或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很多科學家願意花時間來尋找零號病人。但對於應急反應事件，它並沒有那麼重要。零號病人的具體意義一是能夠確定最初感染時間，進而估算出傳播的範圍和流行的規模；二是尋找中間宿主。零號病人接觸過的動物，就是尋找中間宿主的目標。
尋找零號病人是疾病溯源研究中的理想狀態，在急性傳染病容易些，在慢性傳染病很難，因為疾病潛伏期（從最初感染到發病的時間）在前者很短，後者很長。急性傳染病埃博拉疫情中確實找到了零號病人，但也沒找到中間宿主。因為那個零號病人是給修鐵路工送飯的人，他每日途經長達20多公里的森林，接觸到的動物太多了。假如這個人是在城市環境中居住，那麼他接觸到的可能只有其馴養的一兩種動物，那就比較好辦。所以能否從零號病人找到中間宿主，也跟他接觸到的野生動物範圍有關。
此外，也有找錯零號病人的情況。再舉個慢性傳染病的例子，美國艾滋病的零號病人，這裡說的不是跨種屬傳播的零號病人，而是誰先把這種病毒帶到美國的零號病人。因為我建議組建世衛組織HIV分離鑑定網，通過十多年研究搞清楚艾滋病由黑猩猩到人的跨種屬傳播發生在約100年前。當時的溯源研究確定這是一名加拿大航空的乘務員，他飛了北美的很多城市，造成了很多人的傳播。但科學家後來發現，他的病毒基因序列根本就不在進化樹的根（root）上。只不過從流行病學發病時間上來看，他是最早的病人。艾滋病的潛伏期平均為8-10年，而他在1981年那個夏天發病時，那裡已經有成千上萬人被感染了，其實是傳了好多輪才傳染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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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武漢封城前八成患者未確診 控制措施如何影響傳染[2020-03-18]
在新冠疫情暴發早期有多少未確診的新冠感染者？3月16日，《科學》雜誌發表的一項研究對此做出了估算，研究稱，1月10日至23日期間，中國僅報告了新冠病毒總感染人數的14%，還有86%的新冠感染者未被記錄。至1月23日，在武漢的所有感染者中，有82.6%的感染者是被未記錄的感染者所傳染的，有傳染性且未被記錄的感染者促進了中國的新冠疫情在地理上的傳播。而此後的出行限制等措施則大大減少了疫情的傳播。
該研究題為“大量未被記錄的感染促進了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研究者來自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流行病學系MRC全球傳染病分析中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設計系、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通訊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裴森副研究員、Jeffrey Shaman教授。
未被記錄但是有新冠傳染性的病例的比例，是一個決定性的流行病學特點，影響到一種突發的呼吸道病毒的大流行潛力。這些未被記錄的感染者通常症狀非常輕微、有限，或者沒有症狀，因此未被識別出來。而且由於他們存在傳染性，且有一定數量，能夠使得一個更大的群體感染病毒。為了評估新冠病毒的流行潛力，研究者使用模型推理框架來估計在武漢封城前後的幾周內，中國未被記錄的感染者的傳染性和比例。
解藥|別忽略保護性用藥，清華藥學院院長說中國經驗可助全球 [2020-03-18]
僅靠群體免疫能否防控全球疫情？中國在應對新冠疫情中相對他國更有經驗，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GHDDI）主任丁勝提出，中國抗疫用藥經驗或可為全球實施保護性用藥策略作出貢獻。
保護性用藥是幫助健康人群預防病毒或細菌感染的一種方式。丁勝介紹，圍繞傳染病防控通常有兩種思路，一是疾病的治療，主要是探討如何對患者用藥，二是對健康人群的防控和保護，一般有疫苗免疫和保護性用藥兩種方式。
“在此前的疫情應對中，大家比較多關注了治療用藥和疫苗，實際上，保護性用藥的方式也值得討論，在疫情主戰場由中國轉移至海外後，中國的用藥經驗或可為全球其他國家的患者或對高危健康人群預防提供一些思路。”丁勝表示。
英國智囊評估“群體免疫”打法 最高或致25萬人死亡 [2020-03-18]
英國在“群體免疫說”之下的緩疫打法正在調整。而來自學術界的模型測算結果也顯示英國政府儘快改變策略將帶來更好結果。
帝國理工學院3月16日發佈研究報告，團隊通過數學模型模擬疫情走勢發現，緩疫策略將造成醫療資源嚴重擠兌，即使是緩疫策略效果最大化的情況，也會推高疫情峰值，最終導致英國死亡25萬人，美國死亡110-120萬人。研究者認為，遏制措施是當下唯一的選擇。
當日，英國政府開始調整此前緩疫策略：確認實施“家庭隔離”措施，即若有一人出現症狀，其他家庭成員也將居家隔離14天。這有別於疑似病例的“居家隔離”。同時，高風險人群未來可能需要居家隔離12周，以保持社交距離。但是，英國政府目前仍未關閉學校，也未出臺讓所有人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版面|劉登輝 張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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