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厕位，可能从来没有引发如此围观。3月17日，桂林高速服务区设立的湖北籍专厕总算有了“主人”，据桂林永福县卫健局说法，该服务区不在该县行政管辖范围内，“属于自治区级直属企业，按其上级行业管理规定设置湖北籍专用厕所”。
还没有谈到对错，更没有歉意，只是想找出个用“鄂籍专厕”、专用停车位来防疫的决策主体，尚且如此耗费时间，不免令人感慨。在事发地方出面否认政由己出的情况下，涉事企业有必要出面还原决策初衷，论证其必要性，公示其执行状况。
媒体报道显示，不管是鄂籍专厕，还是专用停车位，牌子虽然挂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对进出人员的身份进行区分管理”，即便是某种独具特色的疫情防控“硬核措施”，其具体执行状况可能也难尽如人意。
不客气地说，被挂上的“鄂籍专厕”牌子，除了对相关地域人士徒增歧视和排斥感，并不会有丝毫实质性的防疫作用。哪怕只是对来往车辆人员尽可能严格地测量体温，做好必要的人员分散安排，也要比专门针对湖北籍人士设置专区、事实上扩大隔离范围，要有用得多。
必要的防护必须有，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过度加戏，却只会徒增麻烦。不妨放开了想，“鄂籍专厕”如果必要，为湖北籍人士辟出专用车道、修建专门道路，是否只是因为时间紧来不及(或者无力)准备，才胎死腹中？
早有论者指出，仅仅因为是湖北籍贯，哪怕可能已经数年未曾落地湖北的在外工作、生活人员，也被视为洪水猛兽，这不仅属于赤裸裸的懒政，更是对特定人群的公然歧视。有必要深究，那些虽然对疫情防控毫无作用的表演型措施，为何依然会有人乐此不疲地布置、设计和推动，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此恐非孤例。
疫情防控不能只是挂块牌子、做做样子，各种形式主义不仅不能给战疫助力，还会扯战疫的后腿、消解社会的凝聚力。
战疫前期，因为对未知疫情的某种紧张和恐惧，各地对湖北籍车辆、人员的区别对待或有可以理解的成分，但随着全社会对疫情认知的加深，“一刀切”地以籍贯辨别和排斥湖北居民的方式正越来越多地被纠正。在突如其来的疫情氛围中，面对瞬息万变的舆论热点，人们之所以会持续关注和讨论“鄂籍专厕”，个中透露出的正是公众对一些地方过激防疫政策的担忧，和对歧视鄂籍人士的警惕。
战疫需要对疫情的科学认知和理性判断，不能一直都把粗暴、无知与蒙昧捧为“硬核”。疫情防控的措施也要尽可能避免偏激，更加注重措施的科学、务实和有效。特别是地方和企业的决策者，则尤其需要对疫情防控具备基本的冷静和理性，即便在一定时间段内，周边氛围存在某种针对鄂籍人士、车辆的恐惧和排斥，地方防疫措施的制定也不能疏于引导，更不应该一味迎合。
病毒没有籍贯，湖北没有原罪，这场疫情过后，鄂籍人士遭遇的那些防备和排斥，需要对各种地方土政策、土措施做全面彻底的排查和清理，更需要社会各界明确对类似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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