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5-1968），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國學大師，著作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等。
清光緒末年，湖北黃岡熊氏有一幼子，極其聰慧。這個孩子不僅在聆聽歷史故事時非常專注，而且在學習《三字經》、四書等典籍時也非常聰敏，表現出驚人的記憶能力。孩子的父親發現這點後，便囑咐他“含蓄為佳”，不用僅重視記誦。遺憾的是，在孩子13歲時，父親生了重病，因無法支持孩子繼續學習而深感遺憾。故而，父親在臨終時囑託孩子：“窮於財，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和意志。” 這種“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品格讓孩子淚流滿面，他因而立誓：“兒無論如何，當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廢學。”這孩子就是熊十力，他因此誓而終身學習，奮發向上。
熊十力在父親逝世後歷經苦辛，卻未曾一日廢學。他雖然加入了日知會、同盟會，還在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主持宣講工作，宣揚《春秋》、孟子、王船山、黃宗義思想中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在政治活動之餘始終未曾廢卻讀書之事，並經歷了從“慨然有革命之志”到“革政不如革心”的轉變。他雖然也認為書院模式不失為儒學教育的好選擇，但他更主張儒學要在現代大學體系中生根，則需要轉換學術範式，既要有研究、傳承，也要有轉化、創造。他還認為蔡元培“兼容幷包”式的辦學，在當時的世情下是難有收效的；而舊學致力於記誦與文辭，新學勇於破壞、輕於宣唱，均無法起到救國救民的作用。因此，他“欲專力於學術，導人群以正見”。
熊十力的教育經歷十分豐富。他不僅做過鄉間啟蒙教師和中學國文教師，而且擔任過北京大學的講師，還先後在武昌文華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任教，併到中央大學、武漢大學講學。他把教育理念同自身的生命、自己的哲學融在一起，無論順境還是逆境，始終保持著對教育的熱情。他希望通過教育來實現自己的文化理想：“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為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惟自救而已哉！”
正因如此，熊十力教育思想的宗旨是“明示本體”，即通過運用自身的量智與性智，激發剛健、精進、創造的生命力。在熊十力眼中，人的生命與宇宙之大生命是一體的，教育的目的在於發展人生的豐富意義，實現崇高的人生價值。故而，他非常重視對心的涵養。他教導學生：靜坐、讀書、教課、吃飯、穿衣等都是事，人們並不需要離開生活中的事務去養心，心的存養本身就表現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熊十力的教學內容是“日用工夫”。他帶給學生的是具有豐富內容的人文教育。他於《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中明確指出，教學所教“決非高遠新奇之論，更不忍為空泛順俗之詞，只求切近於諸生日用工夫而已”。因此，他對人才的培養傾向於以“通才”為教育目標。他主張將西方哲學納入書院的研習範圍，雖然要以證會的方法為主來學習中國哲學，但對學生的邏輯思辨能力的訓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基本觀點是：“中西學術，離之兩傷，通之兩美。”
在教育方式上，熊十力注重言傳身教，注重對學生的感召與啟發。例如，他在北大任教時就打破“師生蟻聚一堂”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前往家中，採用更為隨和、自由的講論模式，並隨時指點學生立志、讀書、自省、做人。在學生眼中，熊十力是非常熱情、非常健談、非常直率的。他不僅鼓勵學生髮表新見，不必與教師雷同，而且處處為學生的實際生活考慮。他主張書院應該給畢業學生授予研究院同等資格，不要使學生將書院視為畏途。他還主張書院要效仿現代大學制度、擴大辦學規模，其教育目標更接近於培養現代意義上具有儒家氣象的哲學家，而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儒”。他的教學研究直接影響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弟子。弟子們受熊十力精神和人格之感召，在學術上深思踐履，開啟了現代儒學的新篇章，於學界影響深遠。
在我看來，熊十力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他是當時少有的不藏書的學者。別人也許覺得他貧困，他卻過得充實而豐足。他的人生境界已經超出了世俗與物質的層面。他遠離聲名，甘於平淡，始終以光風霽月的人格美感染著學生，也影響著無數的後來者。
（作者單位系北京敬德書院）
《中國教師報》2020年03月18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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