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杀虎口，也称西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交接处，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其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建于明朝，古称参合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杀虎口闻名遐迩，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跟晋商和冀商都有很大关系的“走西口----- 走东口”。
“走西口”是以山西籍人为主，经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到塞外蒙古地区谋生的活动。山西人走口外，西口——杀虎口是一条途径，另外还有别的途径，如经张家口到塞外，故走张家口者又称“走东口”。山西人中有很多都是到口外做生意的，他们不仅在口外赚了钱，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杀虎关古称参合口。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名“杀胡口”。自从明朝隆庆五年，蒙汉“互市
杀虎口地图”以来，化干戈为玉帛，杀胡堡、得胜堡、新平堡（天镇）马市重新开放。 1925年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进驻“杀胡口”。是年，冯玉祥任命其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多峰为杀胡关镇守使。 韩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中原地区与塞外的贸易，遂沿袭自清朝以来的俗称，正式改名为“杀虎关”。两千年来“杀虎口”战火绵延不断，特别是在明正统至嘉靖年间，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下来。清朝以后，这里成了“走西口”的必经之路。
杀虎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筑，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砖包，城周为1公里，高11.7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口堡外另筑新堡1座，名平集堡，其长、宽、高、厚与旧堡皆同，两堡之间又于东西筑墙相连，成倚角互援之势。
关于杀虎口及右玉城在明朝时的重要性，由代宗颁赐水陆神祯一事足可看出。代宗朱祁钰是英宗被蒙古瓦剌俘去后继位的，他为祈祷上苍保英宗安全回来，许愿如打败瓦剌，英宗回来，愿将“水陆神祯”御赐给朔平府右玉县。后来于谦组织的京都保卫战取得胜利，英宗被释，代宗遂派臣将“水陆神祯”颁赐给右玉，以谢神灵。“水陆神祯”就是皇宫中库藏的120幅稀世珍品，名贵的绘画。据说这些画多出自大唐贞观年间吴道子和阎立本之手。现在残存的部分珍品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馆内。
杀虎口和右玉城做为军事要塞，自古战火不断，特别是在明正统至嘉靖年间，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下来。但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的一场战争中，守军却在左右无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坚守右玉城，长达8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场战争起因于“桃松寨事件”。桃松寨是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妾，她与辛爱部下的一个头目鬼混，被发现后慌忙投奔了明朝，当时的大同总督杨顺，为请功邀赏，将其送进京城。辛爱为此率部进攻杀虎口，然后包围了右玉城。杨顺见事情不好，后悔不该收留桃松寨，他向朝廷谎奏，蒙古辛爱部愿用白莲教起义失败后跑过去的汉人交换桃松寨。皇帝同意了放还桃松寨，但辛爱不但未退兵，反又加强了兵力，在进攻右玉城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长城发起了进攻。
在蒙古兵多次强攻下，右玉城军民浴血奋战，右玉守将在作战中阵亡后，有一位姓尚名表在家休息的武将，自愿担任了右玉保卫战的指挥。他在此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除打退敌方进攻之外，还多次抓住有利战机，偷袭敌营。从九月坚持到第二年的四月，右玉城虽未被攻克，但城内军民几乎已绝炊断粮，可充饥的牛马等牲畜也被吃光了。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博亲率大军来解右玉之围。蒙古兵见右玉城实难攻下，而明朝援军将至，便自动解除了对右玉城的包围，从杀虎口撤出长城。
这场战争之后，重新加固修缮了杀虎口和右玉城，及杀虎口一带的长城。并增加了守备兵额，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
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杀虎口。
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残破，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冒禁私越长城，“走西口(指山西省杀虎口。后泛指出长城西部各口去内蒙古西部各地)，去归化”“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佐)，不分民族破例纳丁编佐，以补足30个苏木(150户丁口为1个苏木)的缺额，山、陕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历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产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渐由土默特而西至阿拉善、额济纳等旗耕牧就食，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痛苦历史。
清代北京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走东口”丝绸之路
走东口
历史上，张家口曾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地方，除了曾硝烟烽火弥漫、边城号角长鸣的古战场，它还是个名播四海的内陆商埠、旱码头，也是人们俗称的东口。经张家口到塞外，故走张家口者又称“走东口”。山西人中有很多都是到口外做生意的，他们不仅在口外赚了钱，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走东口，不仅让商人们走出万贯家财，也让张家口成了繁盛一时的贸易都会。
溯源
张库大道
由于张家口处于华北平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地理单元的交汇点，“具有陆地商埠之天然形势”，从张家口大境门外延伸出去的“张库大道”，更是一条曾经载金驮银的国际商道。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的一条贸易运销路线，它曾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或“草原茶叶之路”。正是通过张库大道，我国内地的茶叶、丝绸、布匹以及细货等源源不断地运销到蒙古草原甚至俄罗斯，而蒙古草原的马匹、牛羊、皮革也随之进入我国。
在清代的中俄贸易中，恰克图作为重要的贸易点，曾盛极一时。在俄罗斯和西欧的文献中，它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不过，汉族商人则把恰克图称为买卖城。
买卖城是一座矩形城，长六百四十米，宽三百六十六米，以木建垣，周设四门，北门与恰克图南门相对，距离不过一百三十米。城门之上建有塔楼，置兵看守。买卖城具有纯正大清国风格，城内主要街道有二，十字横贯其中，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末，这里已建成房屋二百余所，并有神庙二座。
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此外，中国还向俄国出口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而俄国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货品。到恰克图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既有晋商，也有京帮。
直到1919年时外馆的商号，如永聚成、天德厚、广义号、隆昌玉等生意都不错。因外蒙古独立，通往外蒙的商道也断了，设在库伦、恰克图等地的汉人商号被外蒙兵丁抢劫一空，交易中拖欠的货款被“充公”，许多汉族商人被无理驱逐。留在外蒙古的商人日子更加艰难，一个叫程双料的商人在《文史资料选编》（1982年第14辑）中回忆，他在外蒙经商到1927年时，“外蒙政府对货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刻，即制度一天比一天严。先是增加进出口税率，接着是调查财产，重新估价，由补收欠税，进而多方蚕食，以至消灭。外馆商人也各做停业的准备，最后还是只携带了交通骆马，扔掉大群马牛羊及一切没法携带的财产，分别分路仓皇逃回。”到了1929年，外馆商人在外蒙古经商的历史全部结束。
“走西口”、“走东口”商人的被迫离开，使外蒙古地区牧民陷入困境，苏俄本身也经济匮乏、商品短缺，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他们起码的生活用品，生活日益困苦原始。一些外蒙古商人只能偷偷冒险与汉商交易（主要是以货易货），但规模太小，昔日他们与汉商平等交易的羊毛、驼毛、牛羊、骡马、骆驼、土矿石等已被外蒙政府收归“国有”，外蒙古的商人们只有些小额交易。
追述
晋商发家
在张家口，有两个对晋商和张库大道非常了解的人。一个叫常忠弼，是晋商常家第十八代传人，现年71岁，祖籍山西榆次，生于张家口，幼年时在张家口堡子里奶奶庙后街居住。一个叫刘振瑛，是张家口桥西区文保所所长，致力于研究张库大道的兴盛与衰落，并着有相关论文。
走东口发迹
说起常家发家，其实是从第八代传人常威开始的。而那时候晋商做生意分为走西口和东口，西口就是杀虎口，而东口就是张家口，从这里经张库大道到蒙古高原和俄罗斯。当时常威就瞄准了张家口，从家乡贩卖“榆次大布”，由于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于是很快打开了市场。清雍正六年(1728年)，常威父子在张家口创立了“大德玉”，经营仍然以布类及日用杂货为主，但已是个颇具规模的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从大德玉中抽出资金，新立了一个字号“大德常”，并将“大德常”和“大德玉”分别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常万玘和常万达经营。常家逐渐形成了两个商业集团。
史料
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考于《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
(民国七年(1918年)前后)对蒙古贸易的商号增至1600多家，年贸易额达到一点五亿两白银。———考于《张库通商》
张家口经商人数三万五千多人，占总人口之一半。———考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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