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港片中，大家都知道一個橋段：無論主角是陳真、霍元甲還是黃飛鴻，其成名路上往往要擊敗一個身體強壯、態度傲慢的外籍大力士，這個大力士最好是俄國的。
即使是21世紀的葉問，也不能免俗地與泰森交手。
韓慕俠(左二)1918年已經41歲，但是在故事中他三招把“力氣一萬四千磅”的康泰爾打得倒地不起。
俄國大力士故事的原型
作為中國武術家成長的第一大關口，可以在網上輕易搜到原型，我們甚至可以列出清末民初“曾經打敗西方大力士的武術家”的表單。
其中最有名的故事裡，反派主角外號“震寰球”，是一位曾遊歷全球的俄國大力士，真名康泰爾的他獲得過許多拳擊比賽冠軍。
1918年9月康泰爾到達北京，在中央公園設擂比武，還在報紙上刊載了廣告，其文案中的貨幣單位極為詭異——“康君乃世界第一大力士，今來京特設擂臺三天。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腳者，賞50盧比。能將他打倒一次者，獎金牌一枚。”
天津中華武士會派出二代弟子韓慕俠等人應戰。
中國武術大師當然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可惜這項“榮譽”並不專屬韓慕俠。《體育文史》雜誌曾在1993年發表《劉百川擊敗康泰爾始末》，新增一位為國揚威的好漢，但故事的時間地點也轉換到了1916年的上海；而主角身份是另一個“微創新”的突破口：一位回族身份的河北武術家王子平，憑藉擊敗康泰爾的事蹟也進入了《中國穆斯林》《回族研究》等期刊雜誌。
如果把反派的姓名再修改一下，名單還可以開列的更長：七星蟑螂拳傳人範旭東、少林高僧釋德根、中華武士會的創辦者等人。
他們都有同樣的經歷——某西方大力士在中國擺擂，打傷或打死中國武師多人，嚇得無人再敢挑戰，主人公看到後大怒，在幾回合內擊敗或直接打死西方大力士。
“本土武術家痛毆某國大力士”已成為一種文藝創作模版，是中國傳統武術家揚名立萬的第一步。
《益世報》1918年9月17日的報道詳盡地記述了比賽過程
關於康泰爾最早的記載見於天津《益世報》1918年9月17日刊發的《中央公園演武紀》。相比荒誕的故事，這則報道是嚴肅的。報道中的康泰爾來華以表演為主。而中國的武士會成員上臺表演時，只是抬起康泰爾曾舉過的鐵球並“繞場三匝”，因此獲得了獎牌。
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故事，基本是以“韓慕俠”模板批量製造的。
為什麼是俄國大力士？
我們的近代歷史，敘事往往是從“祖國飽受列強欺凌”開始。這是事實，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弱者想象”成分。有了“弱者想象”，就會合乎邏輯地提出道義訴求，還需要在精神層面得到賑救。“弱者”形象首先意味著屈辱，更能帶來“弱者”的自我身份認同。
因此，列強入侵具體到洋人大力士，而俄國人因為身高體壯，外加被老牌英法德所“鄙視”，就在中國老百姓心中形成了一個刻板印象。
而對於天津人，俄國大力士還有著更深層的含義。
天津有座俄國城
俄國人是最早進入天津的外國人之一，1960年天津開埠後，俄羅斯商人很快就來天津做商貿，經營茶葉、皮毛、貴重藥材，從事進出口貿易。一開始他們主要在老城區宮北大街、河北十字街一帶落腳。
“白俄”女性在上海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強行在天津設立俄租界，分為西區和東區，西區位於今天的河北區，東區位於今天的河東區，總面積僅次於英租界。因為靠近海河碼頭和火車站，逐步發展成工業及倉儲區，英商亞細亞、美商美孚、德士古三大油行在此建立大儲油罐，英美菸草公司也在海河岸邊設立了工廠。
而在天津經營的華俄道勝銀行等俄國商人，主要在英租界活動。用現在的話說，英租界是商貿區，俄租界是工業區。
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因為在老龍頭火車站（現天津站）坐車受到俄國人挾制，一怒之下在現河北區營建“新區”“新火車站”（現天津北站），後來成為中國城市建設的樣板區。
到了1917年，多達20萬的“白俄”人湧進中國，除了上海，天津是他們重要的落腳點。
原俄國駐天津領事館佔地面積714平方米，為方形二層磚木結構仿中世紀俄式樓房，外立面為混水牆面，頂部設計為瓦屋面坡頂。建築平面呈凹字型，正立面朝海河，側立面臨十一經路和大光明橋。現在是天津政府機關用房。
天津俄租界建築。
到了1924年，天津不僅迎來了末代皇帝溥儀，還從列強手中收回了租界——1924年8月6日，蘇聯政府把天津俄租界交還給北洋政府，改為天津特別行政區第三區。
此時，在天津的俄國人多達近萬人，而當時天津的的總人口也不到80萬。
那個時候小白樓一帶有許多俄國人開的小店，有百貨店、服裝店、咖啡館、麵包房、理髮館、美容院，還有旅館、飯店、酒吧，還有製作俄式火腿腸、伏爾加酒的前店後廠的作坊，這裡被稱為“俄國城”，白俄的麵包、糕點、火腿腸、俄斯克酒特別暢銷。
在這裡生活的俄國人比中國人還多，藍眼睛、黃頭髮、白皮膚的俄國人男女老幼到處可見，每日來來往往，互相打著招呼。在一些里巷可見到陽臺上掛曬著寬大的女人長衣，孩子們在弄堂戲耍和拄著柺杖曬太陽的老頭老太。這種景象讓人大有置身於聖彼得堡、高加索或是俄國某個城市的感覺，似乎忘記了這是在中國的天津。
白俄婦女則是另一種生活狀態，一些文化素養高的，在小白樓辦舞蹈班、音樂班、鋼琴班，很受中國人歡迎。漂亮的可以嫁給外國人，也包括有錢的中國人。還有被白奴人販子賣到天津的俄國少女，在小白樓、南昌路一帶當了交際花、暗門子。今洛陽道附近有一家“藍扇子”歌舞場，裡面長期有白俄女子表演豔舞。
電影《師父》裡就有在舞場表演大腿舞的白俄女子出場。
康泰爾被同胞“連累”
在天津的“武俠故事”中，俄國大力士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不僅因為他們的人數多，更因為俄國人“窮”。
在天津的俄國人，有些人逃亡在外依然可以發家致富，開化工廠、熟皮廠、機械修理廠、奶牛廠；知識分子也不難在外國洋行謀得職業；也有自食其力的，當醫生、教師、工程師、律師、音樂家、舞蹈家，或者是當鞋匠、園藝師、售貨員、理髮師；當然也有不少白俄幹起了為非作歹、坑蒙拐騙的勾當。
白俄美女在中國
天津人管窮苦落魄的白俄叫“窮老俄”，當時有一首童謠：“我本是大老俄的國，只因我國實在是缺德，沒法子，賣胰子，賣麵包，磨剪子，戧菜刀。”
童謠裡後面四樣就是當時窮苦俄國人的“主業”，因此，當俄國拳手康泰爾來到天津，出於對俄國人、對武術的刻板印象，他已經被貼上了“賣藝”的標籤，穩穩地在後世“武術家痛毆大力士”的故事中佔據了一席之地，還有了個江湖喝號“震寰球”。
俄國大力士成了城市傳說
最先將康泰爾來華改寫成如今故事雛形且有相當影響力的，是三十年代民國雜誌《國術週刊》主編金警鐘撰寫的文章。他新增了演武前夜的情節：韓慕俠不滿限於“演武”，遂到康泰爾居住的六國飯店將其打敗，第二天又在中央公園將康泰爾嚇跑。
“中國武術大師擊敗外國大力士”的橋段自此大量傳播。時間更上溯到1909年，因為那時陳其美、宋教仁委託國術師組織“精武體操會”，該會是霍元甲所屬“精武會”的前身。
於是，霍元甲就成了先戰俄國大力士，後毆東洋野武士的全能選手。而康泰爾被描述為身高兩米，力量一萬四千磅的大力士，更打遍了46個國家，另取得10枚金牌。這一版故事體現了對細節的追求。比如康泰爾在北京的事蹟又多了“單手拔河勝了20名大漢”；比武階段擺下的擂臺原則為“打死勿論”，時間改為七天，前五天無人敢應戰，大俠聽到消息後義憤填膺，立志絕不讓後世記載為“無人應戰”，並寫下遺書方才應戰。
到了1990年代，老港片更是渲染了一系列武術家，讓痛毆大力士成了“標配”。最極端的是趙文卓，在主演的內地香港合拍片《蘇乞兒》中，蘇乞兒單場打敗了3名西方大力士。大力士不但三打一，還會在場上使用斧頭、匕首、藥劑等違規器物，這無疑反襯了國術家們的凜然正氣。
另一位打星甄子丹則在《葉問2》中打敗英籍世界拳擊冠軍後，發表了一段耐人尋味的演講：“今天的勝負，我不是想證明中國武術比西洋拳更優秀。人的地位雖然有高低之分，但人格不應該有貴賤之別，我很希望，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大家懂得怎麼去互相尊重。”
相比最初的“弱者思維”、1990年代黃飛鴻們謙卑的學習態度，21世紀的中國，已經有“更優秀”的自信。然而不變的，是對尊重的飢渴。
另外，天津的俄國城只堅持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天津的白俄陸續離開中國，大多前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地，也有不少人取得蘇聯國籍回國。至此，白俄在天津小白樓聚居的歷史結束。
但俄國大力士成了中國武術的一種城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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