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书，也读过一些，然而，唯有书名记得牢，内容如手中沙，漏的很快。读书不写笔记就像旅行不拍照片，转了一圈，两手空空，下定决心，每读一书，至少笔记一篇。
《菊与刀》是写笔记最多的一本书，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头条读书就从它开始吧。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农民要养活整个上层阶级，大约有200万人，包括将军幕府，大名机构，以及众多的武士家臣。
农民被征收的实物税达40%，有的领地甚至高达80%。此外，还有各种强迫劳动和义务劳动。
德川统治的200多年中，日本全国发生了至少一千多起叛乱，而日本式的叛乱与我们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
忍无可忍之时，日本农民会成群结队涌向蕃主进行请愿和抗议，但都是有序的进行。农民们写好匡正苛政的请愿书，呈交给蕃主内臣。
当请愿书被内臣扣押，或者蕃主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就会派代表前往首都呈递状子。幕府收到状子则要立即宣判，其判决大多对农民不利，也有一些对农民有利。
然而，不论农民的出发点如何合理，最后的判决是否有利，农民起义者、申诉的领袖，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人们聚集于刑场，静静看着他们的领袖头儿，被投入油锅、斩首，或被钉上刑架。他们会为英雄哭泣，为他修词，尊为烈士，却从不会为抗争，也从无暴动。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奇异而怪诞的场面，忘恩负义，见死不救，日本人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传统的日本人信赖秩序和等级制，他们相信各得其所。引领叛乱的英雄，虽然帮助他们获得了好处，但他的行为冲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所以必须接受行刑，以维持等级秩序。
纵观日本整个国家历史，它是一个特权阶级盛行的社会。日本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秩序井然，每个人的地位凭世袭而定。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以下，有四个世袭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工、商，其下还有贱民。
贱民中数量最多，最为出名的是从事各种禁忌职业的工人，如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者等。他们是“不可接触者”，甚至他们居住村落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个地区及其居民根本就不存在。
日本的统治者对国家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规划，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位置差异，方方面面都要分出高低差别，都有大讲究。德川家康甚至颁布法令：“凡是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就地处斩。”
地位、辈份、性别、年龄在日本的特权是非常大的，无论一个人在集体中有没有真正的支配地位，地位没他高的人们就必须尊重他。儿女做什么事都要得到父亲的首肯，父母可以干涉、安排儿女的婚姻，婆婆可以任意使唤自己的儿媳妇。
日本人即使在家，也要学会礼仪并小心翼翼的遵守。婴儿被背在母亲的背上时，母亲要学会用手按下婴儿头，初学走路的孩子学的第一课就是要尊重她的父兄。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子女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而姐妹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兄弟鞠躬。
德川幕府200多年时间，以铁腕推行法令、秩序，日本人逐渐把这种细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他们用极大的勇气和牺牲来顺从、推行这些规范，而不是去反抗和更正。对等级制的认可，就像呼吸那样自然，深入骨髓，至死不渝。
日本有个表达“极端混乱的秩序”的词语，叫“非兄非弟”，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对日本人来说就是无法忍受的。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就应该有长兄特权，就应该对弟弟们负责，而幼弟们要依赖自己的兄长，听任它的安排，不能有什么异议。
二战时期，日本人甚至把长兄特权推行到国家政策中去，他们认为各国应统一于一个国际等级制度固定的世界中。日本人觉得，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奋起而战，而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
“日本是长兄，其他国家是日本的弟弟。兄长确定怎么对弟弟有益，在实施过程中就不要过多考虑。”日本把这称之为“使万邦各得其所”，它居万邦之顶端，它要对其他国家和人民负责，至于怎么负责，你们就不能管了。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己所欲，也不能轻易施于人。一种文化，尤其是与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的变态文化，意图移植到其它土壤中，是不可能结出什么好果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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