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提醒美國人,追求幸福與集體利益息息相關


冠狀病毒提醒美國人,追求幸福與集體利益息息相關

美國《獨立宣言》的核心觀點是,所有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些權利適用於所有人,不能放棄。

更重要的是,宣言說,“為了保障這些權利,在人們中間建立了政府。”“換句話說,政府的主要目標是讓公民有機會行使這些權利;有權不受打擾,有權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所有人都有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政府主要關心的是捍衛這種權利,這些思想表明,從哲學上講,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社會。

我從上世紀90年代讀社會倫理學研究生時就一直在研究美國政治哲學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佔據著我的研究領域。隨著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到來,一個特別突出的問題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一個建立在自由原則基礎上的社會,在面臨諸如冠狀病毒大流行這樣的生存威脅時,能夠自我保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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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還不夠嗎?

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被驅逐到羅納德·里根總統所說的“歷史的灰燼堆”。“前蘇聯集團和全世界的幾個國家都信奉民權、自由企業和民主平等的理想。

西方自由主義的這種主導地位也反映在美國政治哲學中。在70年代和80年代,像約瑟夫·拉茲、羅伯特·諾齊克和約翰·羅爾斯這樣的政治理論家都曾試圖完善自由思想的特徵和含義。

例如,約翰·羅爾斯,在我看來,他是當時最重要的美國政治哲學家,他認為自由社會需要儘可能多的自由和儘可能多的資源平等分配。任何對權利的不平等或限制只有在使社會更富裕時才能被接受。

但是羅爾斯和這些著名的理論家都沒有對自由主義是組織社會的最佳方式這一觀點提出質疑。

事實上,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為自由主義所作的著名辯論表明,人們應該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但在當時,也出現了一群質疑自由主義充分性的學者。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查爾斯·泰勒和社會學家阿米泰·伊茲奧尼都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

他們都認為,個人權利並不是建立和維持一個良好社會的充分基礎。共同體主義者同意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類是“政治動物”。換句話說,社會不僅僅是個人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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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個人權利無關

在我看來,這場哲學上的辯論突然又變得很有意義了。

隨著冠狀病毒的傳播,人們呼籲與社會保持距離、洗手等,似乎主要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不生病。

這樣的呼籲似乎與自由主義及其對個人權利的關注非常契合。

但與此同時,這場大流行表明,這些呼籲是不夠的。例如,就在幾天前,《今日家長》雜誌就如何與孩子們談論冠狀病毒並洗手給出瞭如下建議:“向他們保證,孩子們一般不會得重病,但社會上的其他人更容易感染這種病毒,他們可以做一些小事來幫助其他人保持健康。”

目前的數據還不清楚,但對於年輕人來說,冠狀病毒導致的死亡率與季節性流感相差無幾。但即便如此,它們仍然可以將病毒傳播給那些更容易感染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和那些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

此外,人們被敦促不要攜帶洗手液和手術口罩。這些都不是絕對必要的,以防止一般人感染病毒。

但是它們可能對其他人很有幫助——例如,衛生保健專業人員需要他們的病人戴口罩,這樣他們就不會被感染。由於他們與同樣的病人反覆互動,他們也更頻繁地需要洗手液。

對彼此的義務

這場危機清楚地表明,僅僅追求自身利益是不夠的。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合法的權利去買儘可能多的洗手液,但如果我們只考慮這些,那麼他人的福利和社會本身就會受到威脅。

就像30年前的社群主義者一樣,美國人需要挑戰這樣一種觀念,即每個人都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當我們生活在社會中,我們互相依賴。因此我們對彼此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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