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中的“博大”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春江花月夜》

唐朝的詩歌發展正好處於一個“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都具備的時代，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天時”——公元618年的五月，唐國公李淵在長安正式稱帝，是為唐高祖。從這時起便開啟了唐詩發展的大門，因為人民在經歷隋末的混亂過後得到了久違的安寧，造成了唐朝建立初期所遇到的阻力較小，對社會的治理得到了初步發展。文學也在這樣安寧的環境中重新煥發了生機，前朝的文學風氣也隨之流傳並且得到了轉變，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唐朝之前的詩歌風氣有謝靈運的“山水田園風”亦有陶淵明“田園歸隱風”也有竹林七賢的“飄然不羈之風”等幾種風氣影響著初唐的詩歌風氣。所以初唐的詩歌剛開始有頹靡、清雅之氣，後來經過陳子昂對詩歌風骨的推崇，與受“初唐四傑”廣闊詩風的影響，才開啟了初唐一代特有的詩風、唐詩才慢慢地向盛唐的“博大”開始轉變。這一時期也湧現了不少傑出的詩人，比如“初唐四傑”、宋之問、王績等詩人，其詩歌風格對後來詩歌的“博大”作出了重要的鋪墊。

“地利”——唐朝是一個兼收幷蓄、虛懷若谷又中西融合的獨特國度，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歸根結底便是唐朝所特有的治國之道——“國之本在於民”，所以“民貴君輕”思想在唐朝就得到了很好的實行。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講到治國時，也是首說：君同舟，民同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民道在唐朝是很受重視的。民道受到重視，也側面說明唐朝人民的地位自然而然也會隨之提高，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唐朝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段時期是最好的時代。天下太平且百姓安居樂業，市民階級的發展也間接催生了文學的發展，市民階級生活的提高也便帶動了唐詩在其風格的昇華，唐詩風格便能更好地融入到市民的生活之中。這種融入開創了詩歌的平民化，使詩歌具有更淳樸、更真實的情感性，更具有以往詩歌所沒有的市民文化性。以至於終唐一朝詩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貴族階級所能擁有，而是整個唐朝社會人人都能出口成章，人人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詩歌風格，是真正意義上的“詩的國度”。“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唐朝的博大造就了唐詩的博大，因為唐朝是一個開放國度、是一個不吝嗇的國度、是一個願意同世界交流的國度，胸懷博大而氣曠山河。東有日本遣唐使，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把中國文化的豪放，靈動灑落日本的土地，影響至今。而大唐也以其寬宏的氣量，向日本排遣了一大批人幫助日本文化的發展，而鑑真東渡更將中日之間連接起更堅固的紐帶。西嫁文成公主，把漢藏之間千年的隔閡打破，把民族融合與交流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有了李世民被各族人民所尊稱為的“天可汗”。唐朝是一個民族，國家，人種互通交流，互相進步的偉大朝代，也是這樣的朝代才能孕育出千古巔峰，千古博大的“唐詩”時代。

“人和”——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公元712年暨先天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開啟了盛唐的風騷，唐詩達到了巔峰，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高峰。到了開元年間就是整個唐朝最繁華、最興盛、最富裕的時期，這個時期湧現出無數偉大的盛唐詩人。有唐朝雙壁的李白、杜甫，有開創田園詩巔峰的王維、有軍旅詩人王昌齡、高適等等，正是這些人的齊聚造就了盛唐最壯麗的詩篇。這個時期的詩歌無一不是氣度恢宏，似有吞吐河山之量，每一句詩都吐露著盛唐人的自豪與豪放，而偉大的時代必然會造就偉大的人物。公元701年暨長安元年，一顆詩歌史上最明亮的星辰出生在昌隆青蓮鄉，這個小孩以後自號“青蓮居士”，他就是世人皆知的“詩仙”—李白。而這個時期的唐詩風格已經過初唐的沉澱，已初具有恢宏的博大氣度，但真正把盛唐氣度推向巔峰的便是李白，也只能是李白。他的詩似神來之筆、渾然天成，他的文章如天書般充滿著瑰麗的想象力。以至於賀知章在見到李白呈上的《蜀道難》時，竟驚呼李白為“謫仙人”，不惜摘下自己佩戴的金龜來換美酒。不為別的，只為讓天下人知道有這樣一個仙人下凡，甘願為了他酒入豪腸，同銷萬古愁。“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的這首詩把李白的豪放特性，李白的灑脫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只有他稱得上千古詩壇第一人。“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便是半個盛唐。”李白就是盛唐，盛唐就是李白，與其說盛唐成就了李白，倒不如說是李白昇華了盛唐。他可以把瀑布比作銀河，留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奇句。他可以把愁緒比作長髮，留下“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擬句。他可以把接到進京入見的喜悅寫成“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句，他就是不一樣的煙火，不一樣的詩人，不一樣的謫仙人。也正有了他，萬古長夜今始明，我愛盛唐的詩風，也更愛盛唐的李白。

唐詩的“博大”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博大，若少其中一個要素，唐詩也不會達到這樣的巔峰。而淡到唐詩，人們第一想到了詩人，便是“李白、杜甫”，前一個造就了盛唐，而後一個往往被人們遺忘或者被人們覺得不像是盛唐之音。大概是因為杜甫的詩風是寫實派，在大多數作品裡都是憂國憂民，為人們所不樂與不認為具有盛唐特點。殊不知杜甫與李白也是同屬一個時代，也經歷過盛唐朝，也經歷過唐朝由盛轉衰的時期，只不過是兩人的性格特點造就了兩人詩風的不同。李白縱是經歷過安史之亂，經歷過社會動盪，可他的詩永遠是積極向上，永遠是豪放灑脫的。正如李白於安史之亂後流放的路途中，接到朝廷大赦天下的詔書，他當即寫下了《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他永遠是那麼倔強，永遠是那麼灑脫，因為他代表著盛唐，他若低頭那麼盛唐就將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裡。可杜甫不同，他的性格沉穩、老成，所以他的詩永遠是那麼直扣心扉，永遠帶著一絲悲情。在安史之亂，他寫下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悲切之語。在思鄉時他又寫下“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深情之語，在面對社會動亂的局面，他寫下了《三吏》、《三別》的寫實悲慘之語。他是唐詩的另一面，他是李白的另一面，他也代表了盛唐的另一面。那一面就是為國為家、憂國憂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中華民族內心最深處最感人最博大的家國之情。杜甫就是這麼一個博大的人，公而忘私，以至於生命中最後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也是深深牽掛著國家的安危。他是盛唐的豐碑，他也可稱得上千古詩壇第一人，與李白遙相呼應，一起將盛唐的詩歌推向了詩歌發展史的頂峰！

唐詩的“博大”不單單是詩風的博大，更多的是那個時代所呈現的精神風貌的博大，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唐朝歷史中出現的無數為了中國詩歌發展所作出偉大貢獻的博大詩人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壯哉！唐朝！壯哉！唐詩！壯哉！中華詩歌發展長河上無數閃爍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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