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琰，法學碩士，現任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金融庭副庭長。
疫情之下的訴訟似乎變得與以往有點不一樣。“支雲”系統將庭審開到了雲端，雙方當事人隔空相見，少了些平日裡劍拔弩張的火藥味，倒顯出了幾分惺惺相惜的味道。此前很難推進的調解，在法官“疫情面前，相互體諒”的勸說下，順水推舟地就達成了協議；原本將到期的保全、邊控措施，申請人說：“對方還沒復工呢，不容易”，也就暫緩了繼續實施。還有一些案件，按部就班走完了開庭、合議、判決等一系列流程，歸為成百上千個已結案件中的一個，但其間，總有一些細節讓人銘記，記得在那段不同尋常的日子裡，當事人所帶給我們的感動。
有這樣一個案件：海安一家擔保公司為某企業向銀行借款提供擔保。為確保追償不至於落空，另有數家公司及個人向擔保公司提供反擔保，且在合同中約定，債務人和反擔保人除支付代墊款外，還應當支付每年24%的利息。擔保公司在代主債務人履行了向銀行的還款義務後，向其及反擔保人追償。一審法院支持了擔保公司的訴訟請求，反擔保公司認為利率太高，上訴至南通中院。二審法院審理後認為，一審判決所支持的24%的年利率，符合雙方的約定，也沒有突破法律和監管部門的強制性規定，依法應當予以保護。但考慮到主債務人本就經營不善，加之疫情的影響，恐難向其追償，而反擔保人尚未復工復產，承辦法官遂起了調解的念頭。如何調解？主債務顯然沒有商榷的餘地；那麼利息呢？也只能寄希望於擔保公司的讓步了。擔保公司的負責人——南通市人大代表儲呈平在接到法院電話後迅速安排，召集相關人員研討，後同意將利率標準降低6個百分點，以支持實體企業的經營和後續發展。雖然此後調解未成，但擔保公司的承諾卻未再收回。最終二審改判調整利息標準，將年利率24%調整為18%。
也許有人會說，銀行貸款利率一年才6%，這算不上多大的讓步，也談不上雪中送炭。但如果我們以500萬元的本金來計算，一年的利息差額就是30萬元。這筆錢，可以支付工人工資，可以購買機器設備，也許，還可以幫助企業渡過眼下的難關。我們更應當知道，與銀行相比，擔保公司這樣的類金融機構體量小，經營資本完全來自於股東投入，更像沉浮於市場大潮之中的一葉扁舟。它所做出的每一分讓步，影響的都是年終報表的數字，掏的可是各家股東的錢袋子。所以，能作出這樣的讓步，實屬難能可貴。
在市場經濟時代，各家市場主體早已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彼此相互依存，利益高度融合。實體企業創造產品、提供服務，是經濟發展的基石。而金融業服務於實體經濟，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支持、保駕護航。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穩則金融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金融企業幫助實體企業渡過難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幫助金融企業自己。而這樣的眼界和心胸，必須建立在對企業自身社會角色的準確把握上，建立在疫情之下不能獨善其身、人人應當擔當有責的社會意識之上。市場主體之間守望相助、抱團取暖，與其說是時勢所迫，不如說是契機之下的應然選擇。有人說，從容不迫的讓步，比咄咄逼人的態度更讓人心折。退一步，並非放棄權利；協作共贏，方能對疫情之下的大考交出滿意答卷。
市場主體需要自我教育、自我警示，司法的有效指引也不可或缺。法律具有規範功能，也具有引領作用。法官在辦案中，將法治精神與社會實踐相結合，與時俱進、自覺補位，在實現公平正義的同時，兼顧效率與發展，統籌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從小我到大家的轉變，彰顯司法之社會治理功能，也是疫情之下的重要課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五庭在2020年工作要點中強調，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案件，合理評估疫情對金融合同履行及違約的實際影響，將有關金融幫扶、降息減費、差異化金融服務等政策在金融審判中用好用足。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在《關於切實做好疫情防控及今後一段時期金融、破產審判工作的意見》中要求，堅決克服坐堂辦案的習慣思維，深入基層傾聽企業的呼聲；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解決各類市場主體碰到的實際困難。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並非僅僅是書寫於法典之中的條款。在法律的實施過程當中，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如果每個人、每家企業都能不再執著於眼前的利益，而是互諒互讓、共謀將來，也許我們的每一個判決都會增添一份溫暖。每一份溫暖都是一束光。這樣的光多了，便能驅散疫情帶來的陰霾，為我們增添勇氣、希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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