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琰，法学硕士，现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副庭长。
疫情之下的诉讼似乎变得与以往有点不一样。“支云”系统将庭审开到了云端，双方当事人隔空相见，少了些平日里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倒显出了几分惺惺相惜的味道。此前很难推进的调解，在法官“疫情面前，相互体谅”的劝说下，顺水推舟地就达成了协议；原本将到期的保全、边控措施，申请人说：“对方还没复工呢，不容易”，也就暂缓了继续实施。还有一些案件，按部就班走完了开庭、合议、判决等一系列流程，归为成百上千个已结案件中的一个，但其间，总有一些细节让人铭记，记得在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当事人所带给我们的感动。
有这样一个案件：海安一家担保公司为某企业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为确保追偿不至于落空，另有数家公司及个人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且在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和反担保人除支付代垫款外，还应当支付每年24%的利息。担保公司在代主债务人履行了向银行的还款义务后，向其及反担保人追偿。一审法院支持了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反担保公司认为利率太高，上诉至南通中院。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所支持的24%的年利率，符合双方的约定，也没有突破法律和监管部门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予以保护。但考虑到主债务人本就经营不善，加之疫情的影响，恐难向其追偿，而反担保人尚未复工复产，承办法官遂起了调解的念头。如何调解？主债务显然没有商榷的余地；那么利息呢？也只能寄希望于担保公司的让步了。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南通市人大代表储呈平在接到法院电话后迅速安排，召集相关人员研讨，后同意将利率标准降低6个百分点，以支持实体企业的经营和后续发展。虽然此后调解未成，但担保公司的承诺却未再收回。最终二审改判调整利息标准，将年利率24%调整为18%。
也许有人会说，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才6%，这算不上多大的让步，也谈不上雪中送炭。但如果我们以500万元的本金来计算，一年的利息差额就是30万元。这笔钱，可以支付工人工资，可以购买机器设备，也许，还可以帮助企业渡过眼下的难关。我们更应当知道，与银行相比，担保公司这样的类金融机构体量小，经营资本完全来自于股东投入，更像沉浮于市场大潮之中的一叶扁舟。它所做出的每一分让步，影响的都是年终报表的数字，掏的可是各家股东的钱袋子。所以，能作出这样的让步，实属难能可贵。
在市场经济时代，各家市场主体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彼此相互依存，利益高度融合。实体企业创造产品、提供服务，是经济发展的基石。而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保驾护航。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企业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帮助金融企业自己。而这样的眼界和心胸，必须建立在对企业自身社会角色的准确把握上，建立在疫情之下不能独善其身、人人应当担当有责的社会意识之上。市场主体之间守望相助、抱团取暖，与其说是时势所迫，不如说是契机之下的应然选择。有人说，从容不迫的让步，比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让人心折。退一步，并非放弃权利；协作共赢，方能对疫情之下的大考交出满意答卷。
市场主体需要自我教育、自我警示，司法的有效指引也不可或缺。法律具有规范功能，也具有引领作用。法官在办案中，将法治精神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自觉补位，在实现公平正义的同时，兼顾效率与发展，统筹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从小我到大家的转变，彰显司法之社会治理功能，也是疫情之下的重要课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在2020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案件，合理评估疫情对金融合同履行及违约的实际影响，将有关金融帮扶、降息减费、差异化金融服务等政策在金融审判中用好用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及今后一段时期金融、破产审判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坚决克服坐堂办案的习惯思维，深入基层倾听企业的呼声；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解决各类市场主体碰到的实际困难。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并非仅仅是书写于法典之中的条款。在法律的实施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如果每个人、每家企业都能不再执着于眼前的利益，而是互谅互让、共谋将来，也许我们的每一个判决都会增添一份温暖。每一份温暖都是一束光。这样的光多了，便能驱散疫情带来的阴霾，为我们增添勇气、希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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