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几天，也就是公历一九八二年的一月十多号，我和父亲发生了剧烈争吵。起因是他心血来潮亲自下厨，煎炸他的拿手菜：糯米土豆圆子。由于糯米面比例偏重，粘性过大，火力也猛了一些，不慎迸出几大滴滚油，紧紧地附在他难得露一手的手背上，父亲“哎哟”一声惨叫，我急忙跑过去，不知所措，母亲让父亲赶紧用水龙头冲着，叫我去取牙膏。处理完毕，安坐下来的父亲一下子冲着我咆哮起来，责怪我反应吃迟钝，处置不力。我不服气，立即顶撞回去，心想比救火的速度都快了还不满意，一肚子的委屈。他甩来三句我顶回两句，一阵争吵后我便跑到楼顶散心去了。不一会儿母亲上来，先批评我的不是，接着告诉我他为什么这么大火气。
我说嘛，原来油炸手背只是导火索，表妹不来过年才是“TNT”。
就读于贵阳冶金学校（相当于现在比较好的二本，足以令家人自豪了）的表妹说好要来盘县过年，父亲收到来信，表妹想念父母改成回重庆，不来了。那年代就靠书信往来，没有便捷通信方式，告诉不来就肯定不来了，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父亲想念如亲生女儿般的侄女心切，受到“严重打击”，迁怒于我，我又不“醒水”，还“配合”他填满弹夹，火力全开，把我打成了蜂窝煤。
找到“突发事件”根源我也就释然了。
我表妹本是重庆沙坪坝上之人，因姑父为国民党老兵、成分偏高（后来“落实政策”为滇缅公路抗战老英雄，享受高级别老干部待遇），兄弟姊妹较多，受尽欺负，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们家呢，父母自己是“革命干部”不说，家庭出生都是受尽地主老财压迫的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因成分高受尽窝囊气的姑父姑母觉得对不住孩子，每一个子女都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上不了好学校，分配不到好工作。咬牙狠心，就把小女儿连人带户口一并迁送到贵州盘县舅舅家。
表妹人聪明，学习很努力，高中时在盘县最好学校的“快班”属上游成绩，一九八O年一举考上录取分数很高的贵阳冶金学校。如果不是顾及成分偏高和被我二表哥、她的亲二哥恐怖无比的“脚步声”惊悚反特故事惊吓过度而对从警心有忌惮，填报警察学校肯定被录取。这么一个我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争气女儿说好要来的不来了，难怪父亲心情不好了。母亲开导我马上过年了，不要和父亲赌气，找个机会主动说起话来。我默不作声，母亲知道我的脾气，没有多说。直到除夕前一天，我才找个借口和父亲搭话，父亲有了台阶，就嗯啊点了头。年三十依旧开了一瓶价值七元五角的茅台酒，举杯畅饮，父亲还是情不自禁地念叨他的宝贝侄女，我们其实一样想她，但装在心里，不“配合”他发挥罢了。
我们家就三兄弟，我行一，大兄弟只小我两岁，经常为屁大点事情拳脚相加，鼻青脸肿，父母很犯愁，多是不分青红宅白“暴力平息”。一下子掉下一个小我一岁大弟弟一岁的漂亮可爱说着一口重庆话的妹妹，父母亲又格外宠她，我和弟弟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感觉一夜之间我们“靠边站”了。特别是我，做过弟弟的哥哥，没当过妹妹的哥哥，老琢磨该怎样调整自己，如何才是。最受益的是两天至少干三仗的大兄弟，少吃了我好多老拳，因为有了妹妹我变“儒雅”了。
妹妹性格开朗活泼，能歌善舞，把我们家灰蓝的色调，调成了斑驳陆离的七彩，一定程度改变了不苟言笑的父亲，还感染了整个大院呢。
院子里几十号小伙伴大多爱唱歌，我们放学回家，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做饭。每家的厨房窗子都敞开对着四四方方的大院，大家会一边做家务一边放声唱歌，一般由我们家兄妹起头。记得有一部反映贺龙元帅闹革命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上映时，女主角韩英（著名歌唱家王玉珍扮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敌人牢房里的唱段风靡大江南北，我们也很快唱得滚瓜烂常挂嘴边。有一天，表妹一边淘米一边放出靓丽高音：“娘……啊……”还没拖完尾音，斜对面三十多米开外男孩接上：“儿……死后……”第三个不知从哪个厨房唰又冒出来了：“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每一张嘴都等不及，接下去变成了大合唱：“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到洪湖浪，常见家乡红太阳……”上千平米的院子空无一人，嘹亮歌声一首接着一首，响彻云霄。
五O六O后还记得澳台、澳洲广播电台吗？每天傍晚七点整在邓丽君“香港之夜”歌曲中开播。七点差几分，放下一切，打开红灯牌收音机寻找澳洲电台。短波收索很难，是一个精细活路，加上被释放了干扰，找准电台位置太不容易。我功夫胜一筹，只要我在，妹妹都会很严肃地对着弟弟说说：“走开，让哥哥来。”生怕因弟弟收索水平不行耽误一秒钟听歌时间。弟弟乖乖让开，我大概是受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形象的影响，调个收音机像发电报似的，手指不松不紧恰到好处地捏着收音机旋钮，用最慢最稳的速度捕捉电台，成功率极高。找准以后也会不稳定，听着听着忽然没有或者全是杂音。这时候妹妹就会看我一眼，我心领神会，立马出手“拨乱反正”，邓丽君的甜美醉人的歌声又扑面而来。成长环境对人影响很大，我们三兄妹，嗓子上佳，唱歌富有感染力，在歌厅都是别人把话筒恭恭敬敬递上来，而不是自己抢话筒的麦霸，应该和那时“靡靡之音”的熏陶有关吧。妹妹形象气质声音酷似邓丽君，被冠以“小邓丽君”雅号。
由于口音的差异，妹妹在盘县出了不少“洋相”。有一个盘县土生土长、老家重庆江津、却没回过一趟重庆的叫做钟新本的大哥经常来我们家陪父亲吹牛聊天，带我们玩耍。一次，他夹一筷子菜给表妹，用盘县话说：“来，鸡棕。”妹妹立即很礼貌地回答：“五十九中。”表妹回答的是她在重庆上的是五十九中，而钟大哥是叫她吃我们这边的一种属于山珍的鸡棕。逗得满桌子人哄堂大笑，弄得表妹面红耳赤，好不尴尬。叫吃鸡棕，理解成问读几中。“鸡棕”——“五十九中”。成了牛头对马嘴的经典笑话。
弹指间，我们都已经成了奔六的退休人，各在一方，难得一见。但四十多年前生活的一幕幕，愈加清晰地呈现在大脑、在眼前。
树老根多，人老心多，回忆多多，想念多多，分享出来，温暖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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